当人们回望和咀嚼历史的时候，也许会发现更多的真相和细节。身处其中的人们，难以看到历史的庐山真面目，只有经过时间的磨洗，后人才能窥历史之一斑。如今，当我们回望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的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在这个10年之间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型，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国强劲的脉动。“市场”和“接轨”成为这个10年解读中国的关键词。
对中国人来说，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充满挑战和跨越。这个10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面对的是西方的制裁。人们见证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格局的崩溃，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历史名词。
历史学家唐德刚把1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描述为穿越历史三峡，过程惊涛拍岸，其后海阔天空。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虽然仍然“惊涛拍岸”，但海阔天空的远景已不再是遥不可及。处在历史的风陵渡的中国航船，需要有勇气、智慧和远见卓识的领航人来掌舵，为这艘巨轮选择一条正确的航道。后来，在世纪之交回顾这段历程的时候，江泽民将这一段历程概括为—“事非经过不知难”。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在观察这段历史时，一定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世界风云变幻的历史时刻，中国人依然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持改革开放，以卓有成效的探索，创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突破和制度的创新此后将为中国的前进提供不竭的动力。
1989：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989年，中国迎来建国40周年，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十一个年头。在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中这样写道：
“刚刚过去的1988年是难忘的……对于在改革的第十年遇到的严重困难和问题，上上下下、党内党外绝大多数人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时间议论纷纷，这是很自然的。……改革的确是一场非常复杂、非常艰巨的革命，理想化的方案是没有的，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改就灵。
“历史不会割断。1989年是1988年的继续，正面的、反面的，积极的、消极的，欢快的、沉重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会继续。‘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毕竟只是良好的祝愿。”
今天看来，这几乎更像是一场预言。中国即将步入最不平静的一年。
一年前的同一天，天安门城楼在400多年的历史里首次向公众开放。过去只有国家领袖才能登上的城楼，普通人只需花10元人民币（外国人30元）就能上去参观。在第一批登上城楼的游人中，出现了第一个组团赴大陆旅游的16名台湾青年的身影。这个不太为人注意的细节，却从一个侧面表明，未来的中国将更开放，改革之路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将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市场与计划的冲突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人们质疑“官倒”，痛恨腐败，各种社会思绪交织混杂。这年3月，崔建在北京展览馆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轰动京城。一曲《不是我不明白》，尽情表达了人们的迷茫。
1989年的春天，西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和国内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遥相呼应，活动频繁，充满希望的改革大业面临夭折的危险。邓小平发出了警告。2月26日，他对来访的美国总统布什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3月4日，他再次告诫中央负责同志：“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但是，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波还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发生了。这一时期，国际环境也正发生着不同寻常的变化。
1989年开始，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
1990年，柏林墙倒塌，分裂了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
这个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后来的历史证明，剧变的结果让世界为之震惊。
面对国内的风波和世界政治版图的激烈变化，许多中国人陷入了困惑，东欧剧变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该怎么走？赞成改革、反对改革、迫切推进改革的各种社会情绪相互纠缠，人们莫衷一是。
1989年6月24日，人们在电视上看到了这样一条新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6月23～24日在北京召开，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选举江泽民同志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决定增补李瑞环、丁关根同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江泽民并没有给善于想象和猜测的海外媒体留下任何空间。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亮相的江泽民说：“这次中央领导核心作了一些人事的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形成。由此，人们把目光集中到了临危受命的江泽民身上。但是，国际大气候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变化，让此时许多中国人陷入困惑，东欧剧变会不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将走向何方？
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面对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
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国面临着自改革开放以来最艰难的外部环境。就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1989年6月5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就公开发表谴责中国的声明，宣布对中国采取包括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美中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等制裁措施，并“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6月2日，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宣布：“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
6月20日，布什又宣布停止与中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并寻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的贷款。同一天，日本政府宣布：“已自行冻结要向中国提供的巨额贷款”，“等于是暂停（日本）对中国的一切援助”，这笔贷款约为57亿美元。
6月27日，第四十一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内容与美国的制裁大同小异。
6月29日和7月1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制裁中国的修正案。
7月15日，西方七国首脑和欧共体主席在巴黎召开会议，发表谴责中国的政治宣言。
一时间，西方世界在制裁中国的立场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中国似乎取代了苏联，成为西方阵营的头号敌人，就好像冷战是在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进行的。
但是，正如法国外交家塔列朗所说，外交家长着一根舌头是为了藏起自己的思想。就在美国总统和国会起劲地制裁中国的时候，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华。美国人很清楚，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制裁和孤立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和长远利益。为了避免美国媒体和国会的干扰，美国人对这次访问的保密程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基辛格的那次为中美关系破冰的秘密访华。
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后来回忆说，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前，邓小平对他和国务院总理李鹏说：“今天只谈原则，不谈具体问题。制裁措施我们不在意，吓不倒我们。”
钱其琛记得，当时邓小平语气坚定地说，制裁中国，“不要说7国，70国也没有用”。
邓小平在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说：“结束这场不愉快的事，要看美国的言行。”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等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关于国???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邓小平还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1/5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面对复杂的局势，江泽民和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在这份自信的背后，是中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对改革开放道路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
面对西方的制裁和压力，邓小平幽默而又坚定地说：“我们别的本事没有，抵制制裁还是够资格的，用不了多久，那些参与制裁的国家会自己找上门的。”
对西方国家来说，尽管制裁中国的喊声甚嚣尘上，但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政治家都非常清楚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这个分量，中国的近邻亚洲国家感受得最清楚。
在停止对中国的贷款，加入制裁中国的大合唱之后不久，1989年8月17日，日本政府决定，解除不要去中国旅行的劝告，逐步开始恢复年内各项经济合作计划。这一年的12月5日，日本政府宣布恢复向中国政府提供1989年度的近50亿日元的无偿援助。西方世界的制裁出现了裂痕。
几天之后的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公开访华，老布什公开打破了自己几个月前宣布的不与中方高层官员接触的禁令。这引起了西方媒体的不满，使布什政府感到难堪。
在一片制裁声中，中国成功捍卫了自己的独立和尊严。1990年4月，率先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美国休斯公司按合同由中国发射了一颗商业卫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地为外国发射商用卫星。
制裁中国的“统一战线”开始瓦解。
在国内，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治理。这一年的下半年，通过治理整顿，人们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价格双轨制下的“官倒”等问题开始得到解决。“双轨制”、“官倒”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成为历史名词。
这一年，面对国内外的惊涛骇浪，江泽民明确表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决不会变。
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人民的郑重承诺。
1990：浦东开发和第十一届亚运会
人们在迷惘、惆怅和一丝淡淡的怀恋中迎来了1990年。这一年，一首名叫《再回首》的歌曲回荡在中国的大街小巷：
曾经与你共有的梦，今后要向谁诉说。……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整个世界都在飞速演化。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即将落幕，人们在茫然中发现，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和新生活，尽管他们还没有作好准备。东欧的演变还没有结束，苏联已经陷入了不可逆转的动荡之中。这一年3月，苏联加盟共和国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宣布独立，7月，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世界在动荡之中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
1990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社论说：“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不搞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希望。”
社论告诫人们：“只要保持稳定，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此时，治理整顿初见成效，通货膨胀降下来了，但经济发展速度也降了下来。上一年西方开始对中国的制裁还没有结束，在善于从中国的报纸上寻找灵感的西方观察家看来，中国似乎正在回到过去。遭到西方世界制裁和孤立的中国，改革开放面临着严峻挑战。中国需要搬动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做活整盘棋。
如果说长江是一条绵延千里、舒身待飞的巨龙，那么地处长江口的浦东就是“龙头”。浦东地区地处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川杨河以北，紧靠上海市区，面积350平方公里左右，有良好的建港和水运条件。
1990年1月21日，86岁的邓小平来到上海过春节。在这期间，邓小平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动作，在国际上树立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形象。
2月13日，在和朱镕基谈到开发浦东时，邓小平说：你们搞晚了，但现在搞也快，上海条件比广东好，你们的起点可以高一点。”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浦东开发并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经济、建设新区的问题。邓小平说：“上海的浦东开发，不是上海一个地方的事。浦东开发，可以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所以是全国的事。”
回京后，邓小平与江泽民、李鹏等谈话，提出“改革开放要尽快加大力度”，“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是低速度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在爱打桥牌的邓小平眼里，上海是“改革的王牌”，而浦东则是王牌中的王牌。历史选择了浦东，它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坚定决心。
为什么浦东开发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如果允许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么浦东开发的历史意义就远远超越了经济层面。此时，中国尚未走出东欧剧变带来的阴影，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
1989年下半年，中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了300万，私营企业减少一半以上。
1990年，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增长速度放缓。在改革的关键时刻，历史选择了浦东，浦东开放成为奏响中国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时代强音。
然而，此时的上海，这座昔日远东最大的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城市，无论是与亚洲“四小龙”还是国内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地区和城市的迅速崛起相比，已经显得黯然失色了。而浦东大部分还是稻田、荒野和炊烟袅袅的村落。在当时精明的上海人看来：“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
但对于浦东的地位和潜力，上海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认识到了。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长的时候，上海就成立了浦东开发研究小组。1986年前后，上海市把浦东开发的设想上报中央。
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视察时，向全世界宣布：中央和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至此，开发浦东从上海市政府的想法上升为国家战略，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