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玲
1994年，小学三年级。
那年的秋天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是形形色色的棉铃虫。因为我在小学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田里捉虫，工资是一条虫一分钱。农村是有秋假的，假期的每天清晨我都会换上一身在我看来很专业的行头：二姑的肥短袖，母亲的灰色麻布裤。然后脖子上挂一个宽口直筒的玻璃瓶，不是很长的腿跨上爷爷留下的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杠，屁股一扭一扭地蹬车向田间奔去。那时打工纯属好玩，把那些已长大的钻在绿棉疙瘩里的棉铃虫揪出来，看着那些白的、绿的、黑的虫子在光滑的瓶壁上挣扎不出来，觉得很快乐。
开学了，主家发给我的一块钱是我在学生时代淘到的第一小桶金。那时正值中秋，我用那一块钱买了四块月饼。望着父母微笑的脸庞与弟弟的馋猫样，我说：“工厂出产的月饼，好吃！”
2000年，初三。
那年的夏季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满眼绿油油的葡萄藤。因为，绑葡萄是我在学生时代找到的第二份工作，工资是每天十元，劳动十小时。本来早上是六小时的工作，可是主家总是将我们哄骗地做到七个小时，每当此时，我的肚子总会咕咕叫，要知道六点上工，我可是五点半起的床啊！而且烈日的阳光好毒，我仿佛听到自己的皮肤在它的暴晒下嗞嗞作响。在我做工的二十天里，那些被雇佣的中年妇女都因忍受不了主家的小心眼而相继离开，只有我坚持了下来。我在把葡萄藤机械地绑在搭好的架上的时候就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坚持下来！我是风雨之中摸爬滚打过的孩子，我很优秀，我要吃得了别人吃不了的苦！咽得了别人咽不了的屈！”
那年，父母正准备离婚，没人有时间管我。开学了，我拿着用自己的血汗赚来的200元钱，百味陈杂。这200块，是我在学生时代淘到的第二小桶金。
2004年，高三。
那年高考过后的暑假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是快要笑僵的脸、酸痛不堪的双腿及上百种商品的数字代码。那时我的工作是在我们县城最大的一家超市做理货员，工资是每月三百，每天工作六小时，包吃住。听起来好像是不错的待遇，进去之后却立刻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竞争的残酷。刚进去几天的我，理所应当地受到老员工的排挤，她们不知我是暑假打工的，觉得她们的饭碗受到了莫大的威胁。那个有着三年工龄的女孩指着拖布对我恶狠狠地说道：“你做值日！把地拖净！否则我们要你好看！”带我的师傅也对我冷眼相向，不理不睬。我心里暗想，你们读书都较少，我就忍了。于是，我努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后来由于我表现突出，经理有让我做主管的意思，他把工资提到800元一个月。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别的员工知道了，她们突然对我出奇的好，原来对我恶语相向的那个女孩拉着我的手“玲姐”一声甜似一声的叫，热情得让我不知所措。
那年，我是为了体验生活，体验社会，所以并不会为了主管一职而放弃我的大学梦。只是那些态度有着戏剧般转变的员工让我明白了社会生存的规则：当你比别人高一点时，他们会嫉妒，会不屑；但当你比他们高出很多时，他们便只会尊敬与羡慕了。这些道理连同我工作两个月赚的六百块钱，是我在学生时代淘到的第三桶金。
2005年，大一。
当那个娇蛮的女孩坚定地对她妈妈说：“我就要她”时，我就成了她的张老师。是的，家教是我找到的第四份工作。工资是每小时十元。我的学生阳静，在我之前曾有赶跑五位家教老师的历史，不是嫌那个男孩不帅，就是嫌这个女孩声音太大，要么就说人家水平没她高。她会指使她妈妈为她买牛奶，只要原味的；她会委派她爸爸为她买零食，只要“上好佳”牌的；她会让我帮她捡吃饭时掉到地上的勺子……这些，我都坚持下来了，并在教她知识的同时教她一些做人的道理，毕竟年纪差距不大，容易沟通，我总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认为试试就能行，争争就能赢。
现在，我已带过大大小小的学生五个，小到小三小女孩，大到大专大男生。而这时，我的生活费已基本能够自己搞定。迄今为止所赚的一千多块是我在学生时代淘到的第四桶金。
一粒沙中见世界，四桶金中见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