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站里走出一位商旅打扮的中年人，为他提皮包的青年目光机警地回顾。他们脱离人流，搭乘上人力车，青年说：“去西岗。”两辆车穿过关东街在马路（长江路）上奔跑，那青年一指，车便拐进一个胡同口，说声“停这儿”，付过钱，领那中年人往里走。中年人问：“杨志云住在这胡同吗？”青年答：“不，得把人力车夫甩掉。”说着回头看一眼。中年人会意，赞许地一笑：“小尹同志，你够机警的。”小尹说：“关东州不比北平，这里日本宪兵、警察、特务、狗腿子到处都是，对您的安全我哪敢大意？”他们拐进小巷，扣响一家院门。过一会儿，门缝拉大露出一只眼睛，而后院门立即打开，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惊喜万分：“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然后忙闩上院门。小尹介绍说：“这位就是北方区委派来的邓鹤皋同志。”又对邓引荐说：“这位就是我们特支书记杨志云。”杨邓热情握手，引到上房客厅，沏茶倒水，很快话入正题。
原来，杨志云见傅景阳等工学会领导骨干被捕，其中一些人如傅景阳也是党的骨干，没被捕的也遭当局通缉，东躲西藏，福纺厂罢工斗争处于无人领导状态，罢工工人生活已极为困难。他比傅景阳还小一岁，又是店员出身，自认为无能力领导工人罢工斗争。便在特支委员会上提出向北方区委打报告，要求速派有能力的同志，来加强大连工作的领导。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特别重视大连的工作，便把饶有工作经验和能力的邓鹤皋派来大连。去接邓鹤皋的小尹是大连特支青工部长。邓鹤皋听取杨志云介绍大连党和福纺厂罢工的情况，杨说：“景阳同志被捕后，特支委立即安排唐宏经接任工运部长，以加强对福纺厂罢工斗争的领导。可福纺厂工学会分会长侯立鉴二次被捕，副会长初玉昆等被特务们监视，工人生活困难，日本厂主拒不接受工人要求，一部分人已经泄气了，提出再不下令复工，他们就自行上班，有的已经去上班了。但大多数工人很坚定，要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非要跟日本资本家斗个鱼死网破。”“杨志云同志，你是啥态度？”邓鹤皋问。杨志云苦笑，言不由衷地说：“罢工到底呀！”邓鹤皋越发感到问题很严重。来之前，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找他谈一次话，明确地指出，在帝国主义力量集中的地方，工人不能长期罢工，福纺厂的罢工应适可而止。此时，他深切地感悟到大钊同志提出的原则和斗争策略是多么正确，多么及时。他向杨志云传达到了大钊的这一指示。谁知杨志云竟呻吟良久，说：“那工人会骂我们软弱的。”邓鹤皋明白杨志云是怕担责任。他说：“志云同志，你安排一下，让唐宏经同志来一趟，傅景阳同志被捕，他接任工运部长，我要与他谈一谈。另外，我要去趟福纺纱厂，到工人当中去，跟他们唠扯唠扯。”杨志云很爽快地说：“好，这两件事我去安排，老邓同志，您过来一下。”他把邓鹤皋领到对面屋，屋里一铺炕，两副行李卷，地上一桌一柜很简陋。他打开一副行李卷说：“你先休息，长途跋涉也够累的。这小院是我租的，家人没来，就我一个人，很清静。小尹留下照顾你。”交待完后，杨志云离开，小尹从内闩上门。
唐宏经被警署当局列入重点通缉对象，他已转入地下，改名唐韵超。要想找唐宏经只能通过内线。杨志云交待下去，内线人员回来说，唐宏经早上去过福纺厂罢工指挥部，然后又走了，他忘掉一份日文《满蒙》杂志，那上登载一篇“关于大连福纺厂罢工斗争情况报告”署名林建民。这份日文杂志很重要，由内线人员捎过来让转还给唐宏经（韵超）。大连警署据此通缉林建民的事，地下党员已反映到杨志云这里，杨志云查无此人，所以没在意。此时，看到《满蒙》杂志上，有唐宏经翻译的文字。“林建民”关于福纺厂罢工斗争情况的报告，是上海总工会在新新饭店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演讲。他便立即想到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书记林升亭。福纺厂罢工进入最困难阶段，派唐宏经与林升亭联系过。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十分重视，开会研究并推举林升亭作为罢工代表去广州向国民党政府求援。这事让杨志云马上联想到林建民定是林升亭的化名，否则不会有人如此熟悉福纺纱厂“四•；；二七”大罢工之事。他把这事如实告之邓鹤皋。以此，老邓推断唐宏经（韵超）必是去找林升亭了。这让杨志云大悟，当即派小尹同志去摄津町国民党市党部，小尹回来说，唐宏经没去那里，林升亭也没回来。
见不到工运部长唐宏经，邓鹤皋决定第二天先去福纺厂与工人见面，杨志云说：“明天一早我陪你去，但要化装成工人模样。”邓鹤皋说：“听从你的安排，我入乡随俗。”杨志云说：“那倒不尽焉，你是北方区委派来的，我得对你的安全负全责，你不能演讲，只能召开工人座谈会，我会选择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
点灯时分，唐宏经赶来。是乘古天的人力车来的，古天与大海不拆帮，大海的空车在后边跟着，实施保护。此时，人力车退到很远的地方，担当警戒。
原来唐宏经看过日文《满蒙》杂志，便意识到林建民就是林升亭，日本当局通缉追捕，如林升亭在市内露面势必危险。他赶去南山摄津町国民党大连市党部，他自己也被当局通缉悬拿，自不敢贸然露面，通过熟人打听，说林升亭还没回来。他便搭古天的人力车赶去旅顺龙王塘林家沟，林升亭躲在家，正愁无法到市里来。两位朋友见面，庆幸不已，话短道长。林升亭说他到广州先找到邓中夏，邓把他介绍给中华总工委员长苏兆征和秘书长***，给他办了手续，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批给2000元赈济款，到上海银行支取换成大洋，国民党派一姓李的持1000元往大连直汇，他带1000元大洋直返大连。可他去广州时，在上海总工会记者招待会上报告了“四•；；二七”福纺厂罢工斗争情况，以林建民的名字在上海报纸上刊登了。大连《满蒙》杂志（日文）转登，日本当局通缉追捕林建民。这事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就听说了，邓中夏提醒他千万注意，他便没敢直接回大连，便经营口绕路回到老家龙王塘林家沟。
唐宏经一是来通风报信，二是看是否搞到支援款项，福纺厂罢工工人们等钱买米下锅。他拿到1000元捐款，赶紧返回大连市内把款送到福纺厂罢工指挥部，与值班的马大帅、大宽进行了交接，大宽告诉他说冯师傅带一个市里的人找他有急事，还把他忘在这里的日文杂志拿走了。唐宏经安排完罢工斗争的事，便赶回冯师傅家，原来是内线来人说杨志云要他回去，并把一份日本杂志带走了。所以，唐宏经赶来杨志云这里。
唐宏经见到北方区委派来领导党建和指导罢工的邓鹤皋，他感到非常高兴。邓鹤皋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宽脸型，头发有些长，显示出沉着老练。人很和霭，很有亲和力。他向邓鹤皋汇报了福纺厂罢工斗争的情况，说罢工队伍内部出现严重思想分歧，主要是罢工工人没有工资，救济款严重不足，工人生活艰难，许多工人家里吃了上顿愁下顿，有的揭不开锅了，要求复工。杨志云觉得唐宏经情绪有点悲观，便插言道：“宏经，大多数罢工工人都要求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呀！”唐宏经说：“没错，大多数罢工工人是要求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可底气不足，老婆带着饿得吱哇乱叫的孩子，到罢工指挥部要救济款，要粮食。这回国民党大连党部林升亭带来1000元救济款，那也只是杯水车薪，只解燃眉之急。这样苦熬下去，我看坚持不了多久。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复工条件要求，争取尽快复工。”他这话说给邓鹤皋和杨志云两人的。邓鹤皋看一眼杨志云，截话说：“唐宏经，你不怕工人骂你软弱？”杨志云就有这种担心，邓鹤皋拈来问唐宏经。唐宏经求实精神最强，满不在乎地说：“骂就骂吧，总得现实一点。只有尽快复工，工人领到工资，才能过日子。”邓鹤皋点头，说：“唐宏经，你说的实在。”遂向唐宏经传达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同志的指示。唐宏经只觉眼前一亮，高兴地说：“大钊同志说的真对，一下子就挑明了，在关东州这种地方，中国工人就不能长期罢工，应该适可而止。这才叫讲究实际。老邓同志，你刚才是拿话考验我？”唐宏经笑，邓鹤皋也欣然一笑，他遇到了知已。杨志云咋想，没人注意，总之他没有发表看法。他说他明天陪同老邓去福纺厂开工人座谈会，让唐宏经安排一下。正兴致的唐宏经一口答应下来，也马上离开。他乘古天的人力车趁黑走了。古天是傅景阳的朋友，唐宏经（唐韵超）自然也把古天视为可靠的朋友，唐宏经转入地下，有古天和大海两辆人力车接送，两人都是柳家武馆柳大侠的门徒，可保唐宏经的安全。
第二天，邓鹤皋、杨志云皆一身工人装束，出现在福纺厂工人冯师傅家里。房院离开屯子，藏在水泡南岸的一片树林子里，显得格外幽静。唐宏经通知到的罢工工人陆续地集中过来，有10几位。唐宏经引荐说：“老邓和大杨是工学会总部的，他们来了解罢工情况，大家可以尽言，有啥说啥。”罢工斗争到了啃劲的关头，上边来人了，有话自然憋不住，争先恐后地发言，还时不时发生争执和口角。工人们算把话说透了，归结起来还是唐宏经讲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要求尽快复工，哪怕降低要求条件或者干脆无条件复工，他们的理由就是罢工太久了，没有工资，孩子老婆饿得哇哇叫，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另一种意见就是讨着要着也要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决不向日本厂主屈服。反对的人说：“一家人饿得扎脖，再饿倒仨俩的，那罢工还有屁意义？”年轻人立即回驳：“那也不能当孬种，当罢工斗争的叛徒。”老工人说：“快拉倒吧，有的人高喊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可老婆孩子到罢工指挥部要救济、要粮食，唱高调有啥用？如今，咱厂侯会长，还有总会傅会长一干人都被当局抓去了，还想把老唐（宏经）也推到监狱去呀？”又顶起来了。杨志云忙制止：“大家别争了，听老邓同志讲讲。”其实工人们早看出这人是有来头的，所以才尽情把话说个透。希望他们的意见得到重视和支持。工人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切身经历的艰难与苦痛，斗争的决心与无奈，让邓鹤皋心里热辣辣的有些撕痛。可是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他不能把北方区委大钊同志及他来组建大连地委的事公开。他只能转化一种形式来说：“福纺厂罢工斗争能坚持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这本身就是奇迹。我们一定要坚持到胜利。胜利有大胜，也有小胜。总之，大家得清醒，关东州是日本统治最严厉的地方，罢工斗争时间不容过长。本着适可而止的原则，我们会尽快与厂方进行交涉和谈判。其实日本资本家也不想让罢工持续太久，那样他们损失会更大。所以，大家要团结一心争取胜利。”邓鹤皋本着李大钊同志提出的原则和策略，结合实际阐明了他的思想观点，得到到会工人们的拥护和赞同。当然有个别人认为这太软弱，会使罢工斗争夭折。
邓鹤皋又找福纺厂罢工领导人和骨干谈了一次话，那些人是除了马大帅很欣赏和赞同老邓的意见，其余人都认为这样软弱就等于向日本厂主角野造二屈服。邓鹤皋很严肃地指出，不要把为经济利益的罢工斗争，引向政治斗争，直接去与日本当局对抗。他说，傅景阳、侯立鉴等一批工运领袖和骨干被抓捕，这是最严重的损失和教训。懂得适可而止，保存力量，是为了今后长期的斗争，这不是软弱，而是策略。还说了一句，这是上边的指示。
邓鹤皋明白意见统一需要一个过程，他按照北方区委的指示，抓紧调整了党的组织，把中共大连特别支部升为大连地委，他任书记，杨志云为组织部长，选拔张炽为宣传部长，唐宏经、王立功为工运正副部长。他特派张炽配合唐宏经、王立功加强对福纺厂罢工的指导。一方面广征社会救济，一方面阻止资本家招收新工人，一方面主动与日本厂主角野造二、韩管事接触，终于促成劳资双方谈判，迫使日本厂主基本上接受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自然工人一方也做出一些让步，使坚持百日的罢工斗争获得了基本胜利。邓鹤皋、杨志云传看一份《泰东日报》，报上以明版刊登“惊天动地之一场大风雨”的报导，文章指出福纺厂“四•；；二七”大罢工，把大连工人运动推向历史的高峰，影响和震动全国的深远意义。
唐宏经神清气爽地从福纺厂那边过来，说罢工工人全部复工，他是在冯师傅家一直等到马大帅等人出来，他们讲工人复工后情绪高潮，都说总算熬出个头了，是个胜利的收场，他们感谢老邓同志。邓鹤皋谦逊地说：“应该感谢李大钊同志英明的决策，贯彻他制订的原则和策略，使罢工斗争适可而止，也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你唐宏经、王立功、张炽，还有杨志云同志的努力，但这只是胜利的收场，根本还是傅景阳、侯立鉴等同志发动和领导了‘四•；；二七’罢工斗争。论功他们最大，是可载入史册的伟大创举。”
杨志云有无限感慨，说：“老邓同志，你谦逊了，傅景阳、侯立鉴的功劳在先，你的功劳在后。我的功劳只有一点，是我有自知之明，勇于向上边请神，把你老邓同志请来了。”说得大家一笑。邓鹤皋也不无风趣但又很严肃地说：“我可不是什么神，神哪有愁得睡不好觉的？如何搭救傅景阳、侯立鉴等遇难的同志，我此时可是一筹莫展。”福纺厂罢工问题解决了，他脑袋里在考虑另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杨志云、唐宏经也都心里牵挂着这事，一想到傅景阳、侯立鉴等同志和战友还在狱中接受煎熬，心里便如刀绞般的痛，忙说：“得抓紧想办法营救他们。”
邓鹤皋沉思着。他俩的那些办法似乎早已伙同王立功一块用尽，真还赶不上秀才王立功那支笔杆子，可以随手拈来写稿子发信啥的。此时，也只能在沉默中等待，看看邓鹤皋还有啥通天之术？他们开始信服邓鹤皋，得承认上级党组织派来的干将确实是计高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