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钧鉴：
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二十余年来，为了基本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弟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比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11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复电班禅：“接读十月一日来电，甚为欣慰。西藏人民是爱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土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
班禅见此电文，欣喜自己选择了一条通向光明之路。
在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后，各地藏族人民同声谴责旧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阴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发正义之师，早日解放西藏。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土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扎西旺徐，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不久，益西楚臣穿上军装，承担了青海广播电台用藏语播送“共同纲领”的任务，并协助进藏部队勘绘进军联络图。
在西康，活佛格达、大头人夏克刀登、大商人邦达多吉听到共和国成立的消息，派三名代表去北京献哈达，表达对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敬仰，并盼从速解放康藏地区。在北京，柏志、汪甲和泽郎三位代表受到朱德的接见。他们把格达活佛的亲笔信和照片交给朱总司令，并敬献了哈达，朱德说，我们正在进军四川和西康，这些地区很快就要解放了，西藏也要解放的。朱德还赠给他们每人紫色缎子藏式长袍一件、马靴一双，还有路费等。返回途中，邓小平、刘伯承和贺龙三位首长接见他们，并给他们赠送了三支步枪。
当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等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上迷途难返，越走越远了。
英美眉目传情，噶厦政府便跃跃欲试。
黎卡逊对达扎说：“不能坐喊‘西藏独立’，应当向联合国致信呼吁。”在黎的唆使下，达扎让噶厦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黎卡逊修改定稿后，又译成英文；并派嘉洛顿珠和夏格巴带上“宣言”，到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
黎卡逊还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达扎秘密商定，组织一个由六名官员组成的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四国，请求援助。各个代表都携有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在致英国的求援信中明确提出，希望英国帮助其获得联合国成员国的地位。
给美国的信写于1949年12月22日，分裂分子的独立企图显得十分急切：
致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先生：
虽然西藏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近三十年来一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却通过他们的无线电台宣称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且还发表了许多其他关于西藏的言论，这完全没有根据且令人迷惑不解，而且，中国共产党已经占据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边疆省份。
因此，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再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了。所以打算马上委派喇嘛堪穷土登桑杰和四品官登恰·多杰坚赞率领一个特殊使团出访贵国，旨在求得贵国政府的援助。
代表团成员身上都带有秘密信件，大意是共产党已占领了内地大多数省份，马上就要到西藏边界了，请求四国指导我们怎样作战；因为要打仗，我们希望能运来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新式武器，如飞机；再派给我们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最后，还要借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作准备。
在组织“亲善使团”的同时，噶厦政府的“外交局”于1950年1月12日匆忙起草了一份广播稿，宣传“独立”：“西藏自藏历水鼠年(1912年)在西藏境内将清朝官兵全部驱逐后，净洁的藏土有了安宁，至今38年一直处于完全独立状态。在这段时间里，西藏并没有丧失一寸土地，也没有丧失任何权利。达赖喇嘛统治着西藏政教事务，西藏人民信仰和从事宗教活动。西藏是亚洲的重要之地，如果西藏保持完全的独立，对邻国也会带来很大好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今后我们仍打算保持完全独立。但是最近从北京广播电台中听到‘西藏是中国领土’、‘把西藏人民从枷锁下解救出来’、‘西藏人民起来吧’等很多无根据的话。许多年来，清朝政府仅仅是在宗教上对达赖喇嘛表示尊敬而已，我们有证据说明，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领土……”
此稿经噶厦审批后，由英国特务福克斯向全世界广播了这篇“独立宣言”。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发表过一个著名的《独立宣言》，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农奴制。而西藏的种种“独立宣言”都是为了让农奴制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存在下去。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受毛泽东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谈话，严正指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是全世界没有人不知道也没有人否认过的事实，西藏派出亲善使团不过是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但中央人民政府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敌意。
班禅又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西藏是中国领土，为全世界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
著名藏族爱国人士益西楚臣、喜饶嘉措、桑吉悦西，以及各地藏胞纷纷反对西藏“独立”阴谋。
英美态度暖昧，不肯也不敢接待“亲善使团”。
印度外交部长梅农说：“最为重要的是，不要把西藏人引入歧途。鼓励和支持西藏派遣这样的使团出访是一个错误，因为这只会激怒中国人民并给西藏现有的地位造成假相。”
噶厦当局向各国驻印度大使馆散发了“十三世达赖喇嘛遗训”，竭力诬蔑共产党消灭宗教，但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站出来，承认西藏独立。
四面碰壁，徒劳一场。噶厦政府被迫命令出访英美的使团在江孜待命。不久，使团返回拉萨。
一场闹剧，寿终正寝。
但在幕后，阴谋活动仍在进行。
西藏地方军的14个代本扩编为17个，人数增加了一倍，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入伍。在前藏征集从不当兵的富户子弟千余人，加紧军事训练。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拉萨，西藏地方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英国人给噶厦赠送了数十箱+B药片，是专治淋病用的，但据知情人说，这里面装的都是军用品。另外，英人还给噶厦的官员赠送了500支手枪。印度也加快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印度答应向噶厦政府提供其所需的全部迫击炮和配套的炮弹。怒吼着的金沙江边，密布着如蝼蚁般的西藏地方军7000人。
他们惊恐地引颈东望：
那些“红汉人”会不会如传说中的格萨尔大王一样从天而降?
三、肃清川西匪患，打开康藏大门
如一个步履蹒跚的古稀老人，西藏从远古的雪山丛中向十八军走来。
带着一种距离，一种陌生，一种隔膜。
关于西藏的资料少得可怜。
在成都，张国华见了书店就进，凡是有关的书都不放过，但此类书寥寥无几。只有清代的线装书《卫藏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还有日本人黑泽一郎主编的《西藏通览》；民国时期独身赴藏为恢复中央政府与旧西藏地方政府直接联系立下大功的传奇女子刘曼卿所著的《康藏轺征》，洪涤尘写的《西藏史地大纲》等等。这些书已经发黄，且落满厚厚的灰尘。
从二野作战处赶来任第二参谋长的李觉，带来一张旧地图，成了十八军的宝贝。地图是从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一个烂包里找出来的。这是赵尔丰留下的，画着他的几条进藏路线图，像蠕动着的黑毛毛虫一样，很简单。“穷八站，富八站，不穷不富又八站”，这句话就是从这张地图上来的，就是说，旧时从昌都到拉萨共有24个马站。一个马站基本上骑马要走一天。这张地图的比例为50万比1，非常简单、粗糙，连一条准确的道路都没有。标识出的山脉河流和居民村寨更极为少见，地名很不精确。
如何让这张地图上的山川大地丰满起来，有血有肉起来?
必须有一个鲜活的“灵魂”!
作为战略家，毛泽东是个大手笔。但自下令西南进藏以来，他多次发电写信，就进军西藏的每一个细节作出具体指示。西藏特殊的地理、历史、政治条件使毛泽东格外慎审、缜密。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
按照这一方针，政策的制定将是关系到整个解放西藏伟大进程成败的“灵魂”。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应运而生，并立即着手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情况，对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进行调研。
1950年初，研究室在成都市东胜街的一座楼房里正式成立。主任为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研究室人员既有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学者，如李安宅、于式玉、谢国安、刘立千等，又有十八军的“秀才”陈竞波、夏仲远、徐达文、赵卓如等人。一时间群贤毕至。李安宅曾在哈佛、剑桥等西方著名大学任教，精通英、法、印地等多种语言。回国后曾在甘南藏区实地考察三年，1944～1945年又在西康一带考察，对藏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其夫人于式玉是陈云的亲戚，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们和谢国安关系甚密。谢国安曾在西藏的寺庙中当过喇嘛，精通藏文。
十八军对这些老前辈十分尊重。每月除了吃住，还给每个专家发30个大洋的工资。每次开会，都要用当时最高级的吉普车接送他们。对于他们的建议，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和十八军的首长们也非常重视。
士为知己者死。为了把西藏的详细情况整理出来，专家们使出浑身解数。傅师仲先生耳后生疮，疼得连觉也睡不好，但仍坚持工作；已是66岁高龄的李安宅先生，正在参加成都市各界代表大会，白天开一天会就很累了，但晚上回来仍工作到深夜，编译资料，甚至还亲自动手写石版原纸。傅湘先生和刘立千先生负责编译课本，字斟句酌，日夜推敲。
李安宅和于式玉为了说明宗教在藏族中的影响，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在解放军和平解放西康以前，这里为国民党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占据，刘文辉与刘湘争夺川省大权，兵败进入西康，军力元气大伤，已经受不住多少打击，西康地区民风强悍，地方势力拥有重兵。已弱不禁风的刘文辉要想在西康立住脚可谓困难重重。高参们出谋划策，刘文辉在康定驻扎以后，先在自己家楼上设佛堂，供奉佛像，请藏传佛教喇嘛念经，并身穿袈裟，手缠佛珠，去寺院中朝香拜佛，广施供养。他还下令部队不得干扰寺院的宗教秩序，不得侵犯寺院利益。没过多久，他得到一个“信佛将军”的外号，获得了西康民族宗教上层的好感，站稳了脚根，在四川重新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
谢国安也常常给大家讲课，他说，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等级森严。领主头人既是压迫者，又是农奴的代言人。老百姓见了他们要低头弯腰，把舌头伸出来，不停地说“啦索啦索”。即是统治者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小官见了百姓趾高气扬，说话声很大。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后面来了个更大的官，小官的声音一下子低下来，赶快作低头吐舌状。
种种信息，启迪着西南局和十八军的思路。在专家的努力下，西藏的轮廓渐渐清晰。第一，因独特的高原形态，造成西藏的封闭落后，与世隔绝；第二，西藏是一个藏族聚居区；第三，西藏宗教势力强大，几乎是全民信教；第四，其社会形态仍然为封建农奴制；第五，这里以前从来没有共产党的活动，人民没有经过民主革命洗礼。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们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了一系列有关进军西藏的参考文章，如《西藏各界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以及《清朝对西藏用兵的研究》等等。
接着，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写出了《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进军守则》等，约束到了进藏人员的每一个具体行为，连吃饭、住宿、打柴、拉屎、撒尿都有规定。《进军守则》共四个方面，34条，包括“关于部队管理方面”，“关于组织纪律方面”，“关于风俗习惯方面”，“关于政策方面”，规定“在新区如必须解决某些供给困难时，要有组织地按当地物价采购，连以下单位和零星人员不得乱买，不得强购”，“在康藏地区一律以银元和藏币为主要通货，严禁使用人民币”。“在康藏地区只准按照工委所规定的内容进行宣传，不得宣传土地改革，不得宣传阶级斗争”。“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及一切宗教设施，不得因好奇而乱动，更不得在群众中宣传反迷信，或对宗教不满的言论”。“未经同意不得住寺庙不住经堂”。“战时严禁借住或参观喇嘛寺庙，平时如欲参观，必须先行接洽，在参观时不得随意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不得在寺庙附近捕鱼、打猎、打鹰雕、宰杀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游逛，更不得随意打枪”。
牵涉到有关习俗，守则规定：“藏人送礼可收其一：哈达或其他轻礼物，并应回敬哈达，及其他适当的礼物。”“藏人礼节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们可以点头答礼，不得以好奇而嘲笑。”
这些规定在藏族老百姓心目中塑造了“新汉人”，“菩萨兵”的新形象。后来，这些年事已高的专家们，坚决随部队进藏。他们把家属孩子安置好，剩下的东西用背袋一装背在身上，哈哈大笑着说，真的是风雪千里西藏去，万贯家财一袋装。
大山隆起，江河流淌。在邓小平的脑海中，西藏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他深知，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是先调查研究，准确地摸清情况，然后再下结论，有的放矢地制定政策。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处理西藏问题达到了完满的境地，真正作到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结合，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西藏具体实践高度结合，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
这个“西藏实际”是从哪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