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九月中旬的一天，忽然听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旅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托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含恨圆寂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昌都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势力的嫉恨。
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为清朝中央政府批准设置的高级官吏职称，三品官)、昌都“边使总署”总督拉鲁·次旺多吉向拉萨当局报告了格达活佛的活动情况和他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拉萨当局立即做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系，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
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的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遇害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处于一种震惊和悲愤之中。邓小平提出关于格达治丧问题的四项办法：
(一)责成而庚省人民政府负责办理格达身后事宜；
(二)委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张国华代表本会致祭；
(三)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
(四)在渝举行追悼会，责成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进行筹备事宜。
在重庆，邓小平等八百余人参加了历时三个多小时的追悼大会。刘伯承写了三幅挽联，悼念格达。
西康省人民政府拨治丧费一千万元(旧币)，分别在雅安、康定、西昌三地同时举行追导悼会。并在白利寺为格达建立塔墓，以资纪念。
十八军也在甘孜举行了有近两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并举行公祭，全体列队举行绕灵仪式，群众反响极大。有人献上这样一幅挽联：
为真理，身披袈裟入险境，纵出师未捷身先死，堪称高原完人；求解放，手擎巨桨渡金沙，虽长使英雄泪满襟，终庆康藏新生。
后来，毛泽东把亲笔题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锦旗，连同100包藏茶，委派中央访问团和西南访问团直接送到白利寺，并慰问了格达活佛的亲属。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西藏“独立”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原来14个代本扩充为1了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土兵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对话”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师部的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
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借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四月初九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客气”。可是他的“原则”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中藏关系”，把金沙江作为“彼此边疆”，自称“西藏边使”，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师长对天宝同志说：“这是明目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郄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第3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师部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定的“十条”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
在我们对西藏当局大力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同时，西北局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也通过多种渠道，向西藏当局剀切晓喻中央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和决心。1950年5月9日，在藏传佛教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喜饶嘉措大师发表广播讲话，敦促西藏当局速派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7月，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了包括达赖胞兄当才活佛在内的劝和代表团赴藏。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在该团出发前于西宁接见了全体成员，向大家详细阐述了中央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他对西藏当局的殷切期望。在此之前，我有关部门还曾派出人员以商人身份秘密入藏，带去我西北军政负责人致西藏地方政府的函件。但是，这些努力都未得到西藏当局的响应。劝和团入藏后，有些成员竟遭囚禁。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在给青海省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中，竟称“中藏关系”是“檀越”(即施主)与寺庙的关系。
尽管西藏当局对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号召始终置若罔闻，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向西藏进军，中央仍不愿轻易向西藏用兵，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0年8月31日，我国外交部照会印度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西康西部按照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希望印度政府协助仍滞留印度的西藏地方代表团于9月中旬以前到达北京，开始和平谈判。9月上、中旬，我驻印度大使馆负责人又先后当面通知西藏地方代表团，务于9月内赶到北京，否则，该团应负延宕之责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但在帝国主义的挑唆阻挠下，西藏当局对中央的警告仍然置之不理。
双方交战，不斩来使。这是自古形成的一条战争定例。
然而，我方派出的和谈代表却不断遭到旧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挡、拘禁和杀害。
同时，西藏派出的和谈“代表团”也滞留于印度，犹如腿上系上两块沉重的巨石：噶厦中的亲帝国主义势力和英美帝国主义势力，不再向前迈进一步。
1950年初，噶厦政府在向美、英、印、尼四国派遣“亲善使团”的同时，也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目的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独立”主张。因受到我国政府的严正警告，英美等国不愿接待这些使团，噶厦只有将“亲善使团”中途召回。但派往北京的“代表团”仍于3月抵达印度新德里。
在这个3人组成的“代表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此人于1963年写成《西藏政治史》一书，因宣传分裂主张而臭名昭著。夏格巴还是一个顽固的亲帝国主义分裂分子。这个“代表团”于3月15日致函我有关办事机构，宣称“西藏独立”，要求在香港就此同中央谈判。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团只能以旧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欢迎他们到北京来。
但是，他们制造借口，滞留印度，同英美帝国主义暗中勾结，继续进行背叛祖国的活动。
另一方面，噶厦政府从印度购买了大批军火，准备和解放军决战。
位于中国和锡金边境的帕里宗宗本雪康·索朗达吉对此有深刻记忆。
藏历铁虎年(1950年)2月20日左右，雪康收到噶厦的命令：“政府已从印度政府买妥一批军火，命你于藏历3月1日准时亲赴锡金接收。到彼后与锡金总督大臣海叶商讨运藏事宜。你须立即筹运出，途中不得丢失、损坏和延误。按惯例从荡金至亚东的运费英镑1万元，已由噶伦堡的拉萨商人察珠仓之子汇兑彼处，到时前往领取。武器运到亚东之后，立即移交给亚东总管邦达的代理人负责运送。有关向江孜运送之事宜，已给亚东总管代理人另有指令。给你所派的两名助理是由上下亚东各遣一名小头人，此事请与亚东总管面商。”
藏历3月2日，雪康抵达锡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