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吴柏岁更加惊讶，这里比大街上热闹多了！学校大门敞开着，大门和高墙上糊满了大标语。校园里更是如此，原来十分整洁的办公楼和宿舍楼，被贴得花里胡哨。进得宿舍楼，吴柏岁被吓呆了：楼道里，到处是大字报，指名道姓，要“揪出某某某”，要“砸烂某某某的狗头”，还有什么“打倒”、“脚踢”、“火烧”、“油炸”……所有被点的名字上，全都被打上了红色的××。吴柏岁连看也没敢细看——再说，他也不认识这些被揪出来的人，赶紧一头钻进宿舍。还好，他的室友马龙生在。吴柏岁丢下行李，气呼呼地问：“这是怎么了，乱七八糟的？”
马龙生赶忙探过头，用一个手指点着嘴唇说：“嘘——小点儿声！”
接着，马龙生抢步走到门外，看了看走廊上的情况，返身回屋，关紧屋门，说：“你问我怎么了，我问谁去？反正是乱套了！”
“怎么个乱法？”吴柏岁问，“我下乡一年多，两眼一抹黑，只听说开展文化革命，到底怎么革，革什么？你快给我说说。”
马龙生简单地讲了一些红卫兵造反、破“四旧”，打倒封资修的情景，吴柏岁想要细问，马龙生自己也说不上来。
“那走廊里的‘揪出’、‘砸烂’、‘火烧’、‘油煎’，又是怎么回事儿？”吴柏岁问。
“那是咱教职员工中的‘黑五类’，被揪出来了，挨斗了！”马龙生说。
“啥叫‘黑五类’？”吴柏岁问。
“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造他们反的是‘红五类’。‘红五类’——大概就是‘工、农、兵、革、干’吧，我也说不准。”
“怎么‘打倒’、‘砸烂’、‘油煎’？”吴柏岁问。
“我只知道，”马龙生说，“大字报上点了名的，打了×的，全被抓走了。有的，当众被剃了光头，有的被戴了高帽。经过批斗，少数人从此一去不返，踪影皆无；多数人被劳动改造：扫厕所、拔草、搬砖——搬砖也不是为什么，只为折腾人，搬过来，再搬回去。等着吧，你会看见，他们早晚两次游街认罪，几十人排成一队，戴着各色纸帽，为首的戴珠帘皇冠，自敲小锣，自报家门：‘我是叛徒特务！’后边的跟着报：‘我是历史反革命’、‘我是反动权威’、‘我是狗地主’、‘我是大流氓’……转完圈儿，面对大墙，低头反省，然后干活，天天如此。晚上，红卫兵给他们办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就是刑讯逼供——”
“还刑讯？”吴柏岁吃惊地问。
“甭着急，晚上你自己听。”马龙生说，“透过音乐的间隙，能清楚听到一声声惨叫。”
“怎么还有音乐？”吴柏岁问。
“有，”马龙生说，“还都是西洋音乐，外国名曲。”
“这也太恐怖啦！”吴柏岁脊梁沟子有些发凉。
“对，”马龙生说，“‘红五类’们要的就是恐怖——红色恐怖。明儿你去大礼堂看看，迎门的墙上就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那可是用鲜血写成的！”
“鲜血！谁的？”
“不知道。”
“那么说，死人了。”
“肯定！”
“多吗？”
“不知道。”
……
俩人一问一答，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沉默一会儿，吴柏岁突然问：“你没事儿？”
“暂时没事儿。”马龙生答。
“会不会殃及池鱼？”吴柏岁问。
“难说。”马龙生说。
“你不怕，”吴柏岁说，“我够呛！”
“怎么？”马龙生问。
“我出身不好——资产阶级。”吴柏岁说。
“哈——”马龙生一声苦笑，“我有伴儿了！咱们不仅是室友，还是难兄难弟，我也是资产阶级子弟。”
“可我们不是地富反坏右。”吴柏岁说。
“但也不是工农兵革干！”马龙生说。
“那又怎么样？”吴柏岁说，“总不能‘唯成分论’吧！”
“你说错了，”马龙生说，“人家就是要‘唯成分论’！你看！”
说着，马龙生从抽屉里拿出一摞花花绿绿的传单和小报。吴柏岁翻了翻，看标题，稀奇古怪，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什么《试论“龙生龙，凤生凤”》，还有《二论》、《三论》，什么《我们来了，还就不走了！》……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吴柏岁怒斥道，“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典型的‘血统论’！”
“没错！”马龙生道。
谈话就此告一段落。吴柏岁和马龙生各干各的营生，再没说话。
吴柏岁读了几份传单和小报，越读越来气。他索性丢下小报，到校园里去舒口气。校园里的情景，和马龙生介绍的情况大体一致，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传单小报满天飞，还有人在聚众演讲和辩论，操场上不时能看到三五成群劳动的人，他们胸前都挂着写明自己反动身份的纸牌子。吴柏岁初来乍到，根本不认识这些人。他转了一圈，又回到宿舍请教马龙生。据马龙生讲，被揪出来的大都是学校的老教职员工，他们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小辫子多，和学生多有积怨，于是就成了“红卫兵”小将们的第一批“革命对象”。他认为，就学校这个范围讲，基本上就是学生整老师。这使吴柏岁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他自己也是教师，显然也在被整之列，而且出身不好，因此不免有些担忧，当然也为马龙生感到担忧。但是，马龙生对此似乎倒有思想准备：“听天由命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就不能想个积极的办法？”吴柏岁问。
“有办法，”马龙生说，“反戈一击！有人‘重上井冈山’，成了红卫兵的团结对象。”
“什么意思？”吴柏岁不解，“怎么反戈一击？击谁？上哪个井冈山？”
“怎么说呢？”马龙生说，“打个比方吧：咱俩在这儿说话，过后，你把我的话写成大字报贴出去，揭发我的反动言行，就算你站到革命队伍一边啦！就这个意思。”
“那你也可以‘击’我呀！”吴柏岁说。
“我——不！”马龙生说。
“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吴柏岁问。
“不知道。”马龙生说。
“马兄，”吴柏岁认真起来，“这种玩笑还是不开为好。我们应当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可行的自保之法。”
“我是没辙，”马龙生意志消沉，“坐吃等死吧！”
说着，马龙生起身，拿碗袋，准备去吃午饭。吴柏岁也拿上碗筷，俩人一前一后，默默地向食堂走去。食堂前一片混乱，有人在演讲，有人在辩论，有人在演活报剧……食堂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墙上贴满了，就横七竖八地扯绳子，挂大字报……马龙生和吴柏岁目不旁顾，低头穿过大字报林，直奔卖饭窗口，打完饭，径直返回宿舍。俩人隔桌对坐，闷头吃饭，谁也不说话，吃罢饭，倒头便睡。
一觉醒来，吴柏岁见马龙生不在，便拿起散放在桌上的小报，随意翻看。小报上写的，都是一些“老子打江山，儿子坐江山”之类的狗屁文章，说什么“老子播下革命种，儿孙在娘肚子里就革命”；说“红五类”该上台了，他们上来，还就不走了；其他非“红五类”，一律靠边站；“黑五类”通通要被打倒，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吴柏岁想，像他马龙生这样的资产阶级子女，最好的命运，也不过是靠边站，闹不好，还要被“砸烂”、“火烧”或“油煎”，这却如何是好？据马龙生讲，许多出身不错的老教师，仅仅说了几句不赞成血统论的话，就被揪出，从此一去不返。还有些老师，因为劝学生安心学习，就被说成“反对造反，阻碍革命”，而被“劳教”。更有甚者，那些平日对学生要求较严，或是批评、惩戒过学生的教职员，也被无缘无故地逮走了，而马龙生只不过是在苟延时日，坐以待毙。吴柏岁再想想自己，自己也好不到哪去，这么提心吊胆地等人揪，总不是长远之计，必须想个稳妥的办法，先躲过这一劫才行。
马龙生回来了，他手里拿着几张传单，神色慌张，进门就说：“快找找，有没有什么犯忌的东西，赶紧毁掉！”
“什么犯忌？”吴柏岁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一个女教师，”马龙生气喘吁吁地说，“宿舍里藏有俄国大披肩、什么大教堂的模型，还有留苏时的影册……被抓走了。”
“为什么？”吴柏岁不解。
“里通外国，”马龙生说，“被怀疑是苏修特务。”
“岂有此理！”吴柏岁怒冲冲地说。
“还有更离谱的，”马龙生说，“一位老教师因为撕了一张报纸，被——”
“撕纸也有罪？”吴柏岁问。
“报纸背面有两位主席的巨照，”马龙生解释道，“红卫兵说，这是他在发泄阶级仇恨。”
“无稽之谈！”吴柏岁说。
“少嗦，”马龙生说，“快找，凡是封资修的东西，一律毁掉。”
吴柏岁新来乍到，本没多少东西，翻了半天，只翻出几本外文书，其中一本插图《圣经》，似乎有犯忌之嫌。吴柏岁拿给马龙生看，马龙生捧着书，脸都吓白了：“天呐，你有这个，快撕了！”
吴柏岁有些犹豫，他很喜欢这本书里的故事，更喜欢其中的铜版插画。无奈，马龙生死命催逼，吴柏岁只好忍痛割爱。吴柏岁一边撕书，一边想：这么被动防御，终究不是个办法，天下大乱，防不胜防，必须想出个妥善的办法。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跟马龙生说了，马龙生反倒向他要主意。
“听了你跟我说的那些话，”吴柏岁说，“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站队问题。
只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保准平安无事。”
“这用你说？”马龙生没好气地说，“可你别忘了，我们不是‘红五类’！”
“这我知道，”吴柏岁平静地说，“可是，我们可以按你介绍的经验，反戈一击呀！”
“我们也反戈一击？”马龙生吃惊地睁大眼睛，停下手里的活儿问，“击谁？你击我，还是我击你？”
“咱俩谁都不击谁，”吴柏岁说，“咱们各自击自己。”
“击自己！”马龙生大惑不解，“怎么击？”
于是吴柏岁开始解释“自击”的道理。这是他在撕书时，灵光一闪，想到的一招，也是他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那就是，每到政治考验的关键时刻，就拿自己开刀。他吴柏岁不是出身不好么，那就自己批判自己的出身和家庭的影响，批得越狠越好。入团、高考和分配前的政审，他使的都是这一招，而且屡试不爽。吴柏岁之所以能闯过这一个个险关，混到现在这一步，“自我批判”可以说是他得以自我保全的“护身符”和安身立命的“法宝”。
“直面自己的坏出身，严厉批判剥削阶级，清算家庭的恶劣影响和毒害，坚决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誓作无产阶级的追随者，不作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样一纸声明，足以表明我们站过去了，用你的话说，这就是上了‘井冈山’！”
“高！”马龙生直挑大拇指，“到底是年轻人，脑子满灵光！”
“过奖，”吴柏岁故作谦逊，“一点儿被逼出来的小经验。”
二人相视一笑。
说干就干，这一下午和一个晚上，吴柏岁和马龙生全力以赴，精心构思他们的自我反击声明。第二天，学校食堂里果然出现了一张轰动一时的大字报：《脱胎换骨上井冈》，署名吴柏岁、马龙生。当他俩把这一声明抄件递送“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指挥部”驻校办事处时，果然受到了热烈欢迎，当即被编入红卫兵的外围组织——“赤卫队”，成了红卫兵的得力助手和团结对象。
吴柏岁和马龙生那叫美！俩人一身轻松，不是帮红卫兵抄大字报，就是替造反派写标语，或是蹬上三轮儿，拉上糨糊桶，满世界去刷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再就是跟在造反派屁股后头摇旗呐喊，给演讲或辩论的人站脚助威。俩人俨然成了准造反派，自我感觉出奇的好。特别是吴柏岁，他很为自己的聪明头脑而感到自豪……这个自我反击的点子出得太好啦！只可惜，吴柏岁这是耍小聪明，又叫抖机灵，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原因就在于，吴柏岁和马龙生太过自信，以为红卫兵年少可欺，殊不知，人家都是革干子弟，从小受家庭熏陶，政治素养高得很！就吴柏岁和马龙生这点儿“猫腻”，人家早已了然于胸。他俩上井冈，人家自然表示欢迎，但对这两个非“红五类”，人家也存有戒心。所以，在观察了他俩几天后，为了断其后路，也为了考验他们，吴柏岁和马龙生被叫到办事处。一位女红卫兵头头命他俩当场各抄写一份他们自己发表的声明，装进信封，分别写好自家的地址，准备直接寄送他们的家里。这下子，吴柏岁和马龙生全傻眼了。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把“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混淆了。他们自以为反击的是他们自己，其实是反击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理当明白这一点，事先跟家里打好招呼，然后再发表声明不迟。现在要把声明寄到家里，这才显出他们这个“小小的疏漏”，可能造成的后果会多么严重！可想而知，家里一旦接到这纸声明，会有什么反应——非炸了锅不可！怎么办？赶紧补救吧！当晚，跟着造反派革了一天命、累得筋疲力尽的吴柏岁和马龙生，一进宿舍，二话不说，立马想辙！
“咋办？”马龙生哭丧着脸问，“都是你出的好主意！我的信，说不定已经到了，家里还不翻了天！”
“回家，”吴柏岁说，“连夜回家，好好解释。”
“叫他们抓住咋办？”马龙生说。
“死无对证。”吴柏岁说，“万一被发现，你一口咬定，说是回去和家里一刀两断去了。”
“那你呢？”马龙生关切地问。
“我写信，”吴柏岁说，“马上写。”
“那可是白纸黑字，”马龙生担心地说，“万一……”
“顾不得那么多了，”吴柏岁说，“听天由命吧！”
“不行，”本已准备要走的马龙生又坐下了，说，“今晚我不能走，你也别出去寄信。”
“为什么？”吴柏岁问。
“你想呵，”马龙生说，“人家考验我们，能不有所准备，防着点儿？我们现在行动，十有八九会落入圈套，那明天可就有好戏看啦！听我的，咱忍一夜，你写好信，把它交给我，明天出去，我趁乱溜回家，说上三言两语也就够了，顺便把信给你寄了，人不知，鬼不觉，这多稳妥！”
事情就这么定了。第二天，指挥部组织大游行。队伍一进城，马龙生不见了。
游行队伍在城里兜了一个大圈回来，马龙生又出现了。吴柏岁和马龙生的目光一碰，心知肚明——齐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