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夏，一个惊人的消息四处传开：朝鲜战争爆发了。一时间，谣言四起，纷纷扬扬，说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啦”，什么“美国又要丢原子弹啦”，“联合国军已经打到鸭绿江边，就要进入东北”，“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闹得人心惶惶。
１０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运动，在全国展开。街上，几乎每天都有游行示威或宣传队伍通过。吴森茂的五个孩子，整天不着家。他们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到处去唱歌、跳舞、演“活报剧”，宣传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意义。
沈城的老百姓，通过报纸、电台和街头宣传，都知道美国是侵略者，中朝人民是亲兄弟，大家都懂得了“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全城动员，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响应高岗主席的号召，节约八百万吨粮食，支援抗美援朝”的大标语，贴得满城都是。鞋料街的工商户们也不甘落后，他们慷慨解囊，争相捐献，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
吴家除了捐钱，还要为孩子们买慰问品，做慰问袋。按照学校的要求，每个学生至少要给“志愿军叔叔”写一封慰问信，装在慰问袋里，寄给他们“最可爱的人”。吴家有五个学生，吴森茂每次必须买五份慰问品，李爱媛则要做五个慰问袋，真够他们忙活的！
一天，吴森茂正在念初中三年级的大儿子吴松年，很晚才回家，进门就哭丧着脸对父亲说：“爸，我不念书了！”
“啥？”吴森茂吃惊地问，“想休学？”
“反正不想念了，”吴松年说，“学校要征兵，我不想去打仗，打算退学。”
“征到你啦？”吴森茂问。
“还没有，”吴松年说，“不过，等征到头上，可就晚啦！”
“这个——”吴森茂有些委绝不下，“退学——你可想好喽。”
“有什么可想的，”李爱媛讲话了，“退就退，反正咱们不去打仗！”
一提到打仗，李爱媛就肝儿颤。别说自己的孩子叫人打死，就是缺个胳膊少条腿，她也受不了。别看她孩子四五个，她可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去为别人挡枪子儿！
吴森茂一看媳妇也替儿子说话，便转换话题问：“退了学咋办，干啥去？”
“我已经联系好了，”吴松年说，“我到北关图书馆去工作。在那儿，我还可以继续学习——自学。”
“你看着办吧，”吴森茂不再反对了，“不过，可别后悔，到时候别怨我。这可是你自己不念，不是我不供你！”
吴森茂对待孩子，一向态度分明：五个孩子，不分男女，有一个算一个，没偏没向，谁愿意念书，他供谁；只要有本事，念到哪儿，他供到哪儿——只要他还供得起。谁不愿意念，随便。现在大儿子闹退学，他也不想“牛不饮水强按头”，反正自己的路，自己走。“儿孙自有儿孙福”，他管不了那么多。
就这样，吴松年初中没毕业，就辍学，进区图书馆工作去了。
其实，吴松年执意退学，和征兵没有一点儿关系。说他怕征兵，只不过是为退学找借口，因为他知道父母，特别是母亲，怕打仗怕得要死；以征兵为借口，最容易说服他们，以达到自己退学的目的。
那他为什么非要退学呢？为情！
事情是这样的。
吴松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同座的女同学叫张丽云。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白白净净，细皮嫩肉，活泼可爱，学习也不错。后来，松年的个头猛蹿，座位越来越靠后，俩人也就不再同桌，但仍是同班，直到小学毕业，整整六年。尽管如此，但俩人毕竟年岁还小，一般同学关系，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而，天缘巧合，小学毕业后，松年考上了沈城二十一中，报名的时候，却和张丽云不期而遇。原来鬼使神差，俩人不约而同地都报考了同一所学校，而且还被分在了同一个班。这回和在小学时可不一样了，两个老同学，在一个新环境里再次相遇，不免有些“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中学生了，已经用不着老师安排座位，在几十个陌生的新同学里，吴松年和张丽云这两个“老相识”，自然要坐在一起。老友相逢，备感亲热，共同语言也多。在一个新的集体里，吴松年和张丽云的关系，很有些引人注目，不久，他们就成了同学眼中的“一对儿”。那时，学校里的思想禁锢还不十分严厉，还允许男女同学自己交往，只是同班同学，不免有些闲言碎语。不过，这倒也没什么，反正吴松年和张丽云规规矩矩，又没影响班风，破坏班纪，谁能说出什么？一晃两年过去，到了初三——毕业班，情况急转直下，吴松年和张丽云真的开始谈情说爱了。俩人不仅一块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而且在一起商量毕业后的安排了。这也难怪，吴松年都十七了，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而且还是班上的美男子：高高的个，足有一米八多，体魄健壮匀称，长瓜脸，高鼻梁，心灵手巧，学习也好，成绩优秀。张丽云和吴松年同岁，也已经出落成个风姿绰约的大姑娘了。像他们这个年龄，放在农村，怕不孩子都有了，还不该谈婚论嫁？可是，就在吴松年和张丽云甜滋滋，火辣辣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天，全班同学正在作考前复习的模拟试卷，校教导主任突然来到教室，把张丽云叫走了，而且一去不返；不仅当天没“返”，第二天没“返”，而且以后也不再“返”了。这是怎么回事？同学们对此大惑不解，问谁，谁不知道；问老师，老师讳莫如深，只字不漏。吴松年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打听，可什么也打听不着。相反，别人还都来向他打听，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和张丽云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使吴松年又急又烦，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要知道，吴松年还只是一个青春刚刚萌动的少年，唯其如此，他那种想尝爱的禁果的劲头也就特别大。他和张丽云之间的关系，多是倾心和爱慕，很少有爱的表白，更无爱的行动，唯其如此，他心里的那股暗劲，也就特别强烈。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剩下这么一个孤零零的痴情少年，这滋味能好过？张丽云临走，连句话都没留，打听吧，打听不着，到她家里去找，先是不让进门，后来干脆搬走了，这可叫他如何是好！吴松年就这么懊悔、烦恼、担忧、思虑、想念……整天神不守舍，连毕业复习也没心思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位对吴松年印象颇好的老教师告诉吴松年，叫他死了那条心，别再想着张丽云了，因为她已经嫁给了一个大官，当上了团长夫人。听到这个消息，吴松年的心里，像“腊月天吃冰棍儿——一凉到底”，人也像破皮球被人捅了一锥子，完全泄了气。如果抢走吴松年爱人的是蹬三轮儿的，或是开小铺的，他至少还可以找他理论理论，甚至可以和他玩儿命，一听说是大官娶了他的女朋友，吴松年连个扁屁也没敢放。别说他不敢找人家，就是敢找，也摸不着人家大门在哪儿，所以，吴松年只好把这口恶气，憋在自己的肚子里，拿自己撒气，干脆，书不念了，离开这该死的学校，于是借口怕征兵打仗，说服父母，退学进了图书馆。
世上的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就在吴森茂的大儿子为失去女友而失魂落魄的时候，吴家西邻的张春生家也打成了一锅粥。
张春生，今年整四十，比吴森茂小两岁。此人长得又高又瘦，满嘴镶着金牙，所以，人送外号“大金牙”。“大金牙”原籍山东，小时念过几年私塾，文化底子不薄，二十来岁出来学做买卖，先是关里关外地跑单帮，后来在沈城成家，在顺城街开了这家小鞋料店，现在，一家四口，生活过得满安定。最近给张春生家添乱的，不是外人，正是他自己的亲弟弟张春发。
张春发比张春生小五岁，今年三十五，人长得也比哥哥秀气，匀称。张春生出来混事儿的时候，张春发还在念书，而且念的是省城的洋学堂。高中时期，按照家乡的惯例，张春发早早讨了老婆，生了孩子。张春发结婚两年，孩子不满一岁，高中一毕业，也出来了。他说出来找哥哥，学做买卖，从此音信皆无，山东和沈城，两头不见人，也不知他跑哪儿去了，是死是活？一晃十几年过去，沈城解放，一天，张春发突然来到哥哥家，这倒把做哥哥的吓了一跳，以为是活见鬼了！细一唠扯，这才知道，原来当年张春生根本没来沈城找哥哥，而是投奔共产党，干革命去了！先是抗日，后来反蒋，一直在南满一带做群众工作。沈城解放，张春发随军进城，当上了区长。现在来看哥哥，这也算“衣锦还乡”！哥哥嫂子自然为弟弟高兴，为张家高兴，更为乡下的弟妹高兴。
“弟妹不容易，”张春生龇着满口金牙说，“一个人在家，侍候小的，孝敬老的，家里地里，紧忙活。这十多年，咱家全靠她啦！”
“兄弟，”张春生媳妇说，“你这儿安顿得咋样啦？啥时把弟妹和孩子接来？”
本来张春生两口和弟弟聊得挺好，没想到，他俩一提弟妹，张春发的脸，“唰”地沉下来了，而且没再多说什么，借口公务繁忙，起身就走，只是临出门，答应过几天有空，再来看望哥嫂。
张春生两口不明就里，以为弟弟真的官大事多，没敢强留。送走弟弟，张春生也没多想，高高兴兴提笔写信，立马把弟弟健在，而且当了科长的喜讯，告诉山东的家人。
出乎张春生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山东的那位弟妹自己跑来了。
这位弟妹，大号孙月娥，三十有三，长相姑且不说，她那身儿着扮，实在不着看：上身一件黑棉袄，旁开襟，镶浅蓝色边儿，那叫怯！黑棉裤，扎白裤腿带，那叫土！一双民国后改造的脚，比裹了的脚大，比没裹的脚小，把一双鞋穿得扭扭歪歪；头上一个牛粪盘似的大鎝髻，落满灰尘草屑；说起话来，一口山东腔，嗓门儿还特别大。
自从孙月娥来到张春生家，张家可就乱了套。头一天还好，第二天张春生把弟弟叫来，本打算叫十几年没见的两口亲热亲热，然后就叫弟弟把弟媳接到单位去。
没想到，俩人在小后屋没呆上多会，就大闹起来，张春发骂，孙月娥哭。过会儿，张春发出来，说他和孙月娥是父母包办，封建婚姻，非要离掉不可，还抱怨哥哥不该把他老婆弄来。张春生未及申辩，孙月娥又追出来了，扯着大嗓门，又喊，又哭。张春发一气之下，甩袖子走了，丢下孙月娥一个人干号：“俺是明媒正娶，他自己上门相亲，哪个包办哩？他一走十几年，闪下俺在家守活寡，为他管老的，养小的，地里刨，家里干，现如今，他当了官，在城里享福，就要抛撇咱，他那心长到肋巴骨去啦？良心叫狗呔啦？要离，早十年他咋不离？现在想离，作你娘的大逑梦，俺就是不离！”
孙月娥满心欢喜地大老远从山东赶到沈城，满以为和丈夫久别重逢，能有一出大团圆的好戏，没想到，等着她的却是大吵大闹和离婚。万没想到，自己苦守“寒窑”十多年，等来的不是薛仁贵，而是陈世美，这口气，叫她如何咽得下去？
她憋足了劲，只等张春发再来，好好和他理论理论。实在不行，她就和他见官，公了此事，告他个喜新厌旧，忘恩负义！你道这女人为何如此了得？原来人家也非等闲之辈。孙月娥虽是农村妇女，但人家家在革命老区，自幼受革命思想熏陶，很早就参加革命工作，资格恐怕比张春发还老；抗战时期，支援游击队打日本，当过村妇救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支援八路军打老蒋，当过支前模范，参加过县里的劳模大会；现在还是村妇女主任、村党支部委员……只可惜，张春发只来过那么一次，就再也不来了。孙月娥等了好几天，没等来张春发，等来的却是区长的大秘书。此人姓董，年轻，也就二十多岁，机灵，会来事儿，能讲，有理论，有涵养，总是笑呵呵的，从不耍态度。
一开始，孙月娥气大劲足，见面就吵，又哭又闹。董秘书不温不火，不急不躁，满怀同情地听孙月娥诉苦，很少插话，更不劝解。来过两次，等孙月娥闹够了，说累了，董秘书开始心平气和地给孙月娥摆事实，讲道理：“大嫂，你说的都对，我也都懂。这十多年，你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我完全想像得出来。明摆着，上有老，下有小，家里、外头，公的、私的，全你一人，容易吗？不容易，太不容易啦！可以说劳苦功高，劳苦功高哇！要知道，你这苦可没白吃，你这是在为革命作贡献，大贡献。你自己亲身参加革命工作，咱先不说，就说你管这个家吧，那是为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不，那也是干革命，为革命作贡献。你想呵，若是没有你日夜操劳，维持那个家，张区长能安心在外边干革命？单凭这一点，这革命的胜利，就有你一份功劳，所以我们大家，当然喽，也包括张区长，都非常感谢你，敬重你。你是革命老区妇女的杰出代表，是我们的解放事业的大功臣，我得好好向你学习。
“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十几年，张区长他容易吗？也不容易。他那可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出生入死。现在革命胜利了，他当上了一区之长，这就享福了吗？没有！你是不知道哇，区长是那么好当的吗？几十万人的事，事事都得管，担子重得很！辛苦呵，那是真辛苦，你想都想不出有多辛苦——”
“他辛苦？屁！”孙月娥突然打断董秘书，气呼呼地说，“他那么辛苦，还养得白胖白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