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媛没敢多看，更不敢动。她返身出来，又爬上楼，掀起鞋材料堆再看，也是武器弹药。李爱媛一屁股坐到地下，浑身打颤，腿都软了，差一点儿下不了楼。中午，三个孩子回来，立刻叫李爱媛按住了，一搜，好家伙，一人半书包子弹。李爱媛脸儿都白了：“我的小祖宗啊，你们这是找死啊，哪儿弄来的？”
柏岁想解释，李爱媛拦住他说：“你别跟我说，等你爸回来，你们跟他说。说得过去，最好；说不过去，让他收拾你们。这回，他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管。你们也太大胆啦，这些东西，你们也敢往家拿？”
过午，三兄妹被关在家里，哪也不叫去，只等吴森茂回来，接受审判。
晚半晌，吴森茂回来了，听完李爱媛的“陈述”，又看了看那三书包子弹，二话没说，直奔小楼和地窖，从这两个地方搜缴的武器弹药计有：装在破木箱里的迫击炮弹六颗，大小手枪四支，各种子弹四鞋盒子，各色火药三瓶子（说明：是和暖壶差不多大小的玻璃瓶子）。这还不包括李爱媛中午当场人赃俱获的三书包子弹，和无数的空子弹壳。吴森茂顾不得审问孩子，赶紧用报纸把四支手枪包上，藏在衣服里，偷偷摸摸地丢进东胡同的公厕。令吴森茂惊讶的是，大便坑里已经有了几支手枪和一些子弹，黑暗的墙角里，还戳着几支大枪，堆着不少子弹。晚上，吴森茂又摸黑儿将炮弹连同木箱一起，丢进了西胡同的阳沟里。第二天一大早，吴森茂特意到阳沟边看了看，那儿的深草里，除了他扔的破箱子，还有许多花花绿绿的炮弹，各种枪支，以及无数的子弹，有几支枪，还被砸坏了，或者扭弯了枪管儿。
吴森茂看到这个情景，不禁暗自纳闷：“我整天在外边跑，怎么就没注意这些东西？”
其实，八路进城后的那几天，沈城到处都是被丢弃的武器弹药，除了厕所和阳沟，小胡同的犄角旮旯，荒僻的城墙根，瓮城的城角，破败的城墙上边，到处都是，郊外就更多了。只不过，吴森茂外出办事，走的都是阳关大道，而且来去匆匆，自然难见这些东西。
吴森茂想，他今天哪也不去了，就在家审问这三个亡命徒，好好给他们松松皮，拿拿隆。可是转念又想，自己一打，孩子准哭，惊动了邻居，咋说得清啊？干脆，和平谈判吧！吃完早饭，吴森茂盘腿往炕边一坐，脱下鞋放在身边，大鞋底子亮在外面，以示威慑。他把仨孩子叫到面前，命他们立正站着，开始审讯：“说吧，咋回事儿？”
地上没人吭声。
“说呀，这么多东西，哪弄来的？”
“到处都是，捡呗！”柏岁代答道。
“捡呗？”吴森茂拿出第二问，“捡它干啥？”
“倒药，攒壳儿。”还是柏岁代答。
“也攒弹头。”樱子补充说。
“倒药？什么药？攒壳干什么？”吴森茂被儿子牵着走了。
“药就是药，子弹、炮弹里边都有。”柏岁说。
“倒它干嘛？”吴森茂问。
“玩儿，放哧花。”柏岁答。
“啥哧花，咋玩儿？”吴森茂问。
“就这样！”樱子站出来了。
樱子从兜儿里捏出一点儿黑面面儿，撒在地炉子盖儿上，那儿立刻火花频闪，“哧哧”作响，紫莹莹的，还挺好看。
吴森茂刚要喊“好儿”，一想不对，这是审问呐！于是重新板起面孔，问：
“那攒壳和弹头儿干什么？”
“卖钱。”柏岁答。
“不是。”樱子纠正道，“是‘破铜烂铁换糖稀’！”
“噢——”吴森茂明白了，“我再问你们，药，在子弹里，咋倒？”
“弹头儿一别就下来，”柏岁说，“就倒呗！”
说着，柏岁拿过一颗步枪子弹，把弹头插到炕檐下的砖缝里，一别，弹头下来了，弹壳里是满满的黑药面儿。
“你小子别胡来，”吴森茂叫道，“看炸喽？”
“炸不了，”柏岁指着弹壳说，“不撞火门儿不炸！”
“那炮弹呢？也有火门儿？”吴森茂问。
“哎呀，”柏岁有点不耐烦，心说：“啥都不懂，还审我们哪？”但他还是作了解释：“炮弹没火门儿，头儿上有引信儿。我们捡的都没引信儿，炸不了。”
“我再问你们，那枪呢？你们捡它干嘛？”吴森茂继续审问。
“小枪，好玩儿。”还是柏岁回答。
“枪好玩儿？”吴森茂来火了，“你个小兔崽子，到处放枪？”
“不能放。”柏岁说。
“为什么？”吴森茂问。
“没子弹。”柏岁说。
“胡说！这是什么？”吴森茂指着满书包子弹问。
“装不进去。”柏岁说，“没那么小的。”
“你还敢顶嘴？”吴森茂说着，抓起大鞋底子，“怎么，有小的，装得进去，你就打？”
“不是说了吗，没有！”柏岁连眼都不眨。
柏岁早看出来了，他老子今天怕得很，绝不敢大折腾。果不出他所料，吴森茂又把鞋放下了，说：“好，好，好，今天我先不打你。你们三个，都给我记住，以后不许再往家拿这些东西，再叫我看见你们往回拿，看我不剥了你们的皮！”
说完，吴森茂走了。
嘿，这兄妹仨这个高兴啊，就甭提了。今天不仅没挨揍，而且没把弹药没收。
只要不再捡炮弹、捡枪，估计捡子弹和倒药，还可以继续，这真叫他们喜出望外。
然而，仅仅又过了一天，像被一阵风吹跑了似的，随处可见的枪支弹药，一夜之间全没了，再也见不到了，接着便是贴满全城的收缴枪支弹药的《告示》。
吴家没有枪支，也没有弹药，有的只是不在收缴之列的哧花药、空子弹壳和废弹头。而且，没两天，弹壳和弹头也没了，它们都变成糖稀了。
这时候，街上的国民党大兵突然多起来了——当然是没了枪，扯下青天白日徽章，但还穿着军装的大兵，即不是兵的兵。他们常常在街上问路，找吃饭的地方。鞋料街上，不乏头脑灵光的商人，他们看出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于是，就有人在自家门口摆起了小摊儿，卖窝头、小米粥、咸菜，掏大兵的腰包，赚“解放钱”。所谓“解放钱”，意思和人们常说的“发国难财”差不多，就是借机会发财。你想啊，八路不来解放沈城，哪来的这些国民党降兵。不过，想在他们身上发财，不可能，只能赚几个小钱。更主要的意义，还在于试探和热身。干几天，看看共产党有什么反应，怎么管。长时间战乱，买卖关张，一切都生疏了，先干点儿小活，练练，为重操旧业做准备。反正也用不了多少本儿，干不成，也没什么损失。于是就有人干起来了。一家干，大家都跟着干。这叫“前边的乌龟爬着走，后边的乌龟跟着爬。”一两天工夫，鞋料街支起了一溜十几家粥摊，鞋料街一下子变成了粥摊街。
吴森茂也是其中之一，他家门前摆起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条凳，蒸一屉窝窝头，小铁炉子上熬着棒渣粥，老咸菜条子随便吃。李爱媛忙里，吴森茂忙外，孩子跑腿搭下手，生意还不错。
于是，鞋料街顿时热闹起来，整天闹闹嚷嚷，人头攒动，卖什么的都来了。卖烟卷洋火的，卖旧衣服的，卖烧饼、果子、油炸糕的……还有买钱卖钱的，他们嘴里喊着“大头小头”，手里的银元抖得“哗啦啦”响，好像是拿银元换纸币，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换，怎么赚钱。反正“鸡有鸡道，狗有狗道”，大家都是冲着大兵的兜儿来的。大兵也不含糊，他们也有自己的赚钱方法。他们卖军毯，卖大衣，卖美国军靴、美国打火机……只可惜，没几天，大兵过完了，粥摊陆续撤掉，小贩也不来了，鞋料街又平静了。
事后，人们不免议论起来：八路进城，国民党的几十万守军一下子全没了，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怎么突然又出现了？这到底是咋回事？有明白人说，这些日子，国民党降兵全叫八路集中起来，“洗脑”去了。洗完脑，愿留的，参加解放军，上前线，去解放全中国，活捉蒋光头；愿走的，就地遣散，发给路费。鞋料街的粥摊和蜂拥而至的小贩，就是瞄着他们的遣散费来的。这些大兵背井离乡，扛枪打仗，谁也没随身带着锅灶，回家的路上，总得找个吃饭的地方，这就是鞋料街上支粥摊的由来。可这些人只不过是一走一过，没几天走完了，粥摊自然也就散了。
不是兵的散兵过完，开始过解放军的大部队。宽阔的北顺城街大马路上，一队队解放军，排着整齐的队伍，肩着步枪，扛着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迈着“咔咔咔”
的整齐步伐，由东向西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一天要过几次。每次过兵，顺城街的老百姓都要出来看热闹。他们三五成群指指点点，品头论足，议论纷纷。赶上开赴前线的队伍高兴，就兴许给路旁的观众“来一个”——唱支歌。走在队伍旁边的官儿，喊几声“一二一”调整好战士的步伐，起个头，队伍就唱起来了，什么“想钱，想钱，想钱”，什么“三只鸡，八头猪”，人多声杂，也听不出个个数。
不过，调子还算可以，蛮好听的，再和上“咔咔咔”的脚步声，还真叫人长劲！
有时听得不过瘾，路边的人就会鼓掌，要求后边的队伍也“来一个”。有时队伍闷头走，路边的人就会喊“来一个”。一个人喊，大伙也跟着喊，还一个劲儿地鼓掌。队伍就可能应邀，真的“来一个”。当然，也有不理不睬，只顾赶路的。总的来说，气氛还不错，满和谐、满欢快的。而且，听得次数多了，歌词儿也辨清了，原来人家唱的不是什么“想钱”，是“向前”，就是前进，当然也没有什么“鸡”
和“猪”，而是“三个纪律”和“八点注意”，讲的都是约法三章，秋毫无犯之类的事儿，还挺可老百姓的心。
在路边的旁观者中，自然也少不了张春生窗前的几个人，他们之中就有吴森茂。
一天傍晚，街上又过兵了，大家照例出来看热闹。张春生家窗前和往日一样，又聚起了五六个人，其中也包括吴森茂。几个人一边卖呆儿，一边闲扯。突然，从行进的队伍中，走出三个人来。头里的一个，身带短枪，显然是个官儿，他身后跟着两个背大枪的兵。三人离开队伍，走上人行道，直奔张家而来。那个官儿来到几个人面前，扫视他们一眼，抬手一指，两个兵上来，架起吴森茂就走。其他人不知吴森茂犯了啥事，全吓傻了。只见当官的向身后的吴森茂一指，对大家说：“你们都是他的邻居吧？请你们告诉他的家里人，就说我们请他去支前，过几天就放回来，不用担心。”
说完，官儿赶队伍去了，吴森茂则被裹进队伍里，早已不见踪影。张家窗前的人一哄而散，只有张春生等几个近邻去吴家作传声筒，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转告了解放军的话。李爱媛听了感到莫名其妙：“支什么钱，给谁支钱？”
“不是支钱，”张春生急叨叨地说，“是支前，就是支援前线打仗！”
一听说“前线”和“打仗”这两个字眼，李爱媛差一点儿晕过去，接着便是号啕大哭，嘴里不住地唠叨：“完了，完了，这可咋着，这可咋着！”
张春生忙做解释，说支前不是上前线，更不打仗，而是像拉夫，帮军队干活，过几天就回来。他还反复强调，这是人家的大官说的，肯定算数。
李爱媛哭起来没完，众人百般劝解，直到她不哭了，人们才相继回去。
从此，这一带的人家，再也不敢出去看过兵了。
吴家更是大门紧闭。李爱媛整天以泪洗面，吃不下，睡不着，一天到晚唠唠叨叨，半疯似地磨叽那几句话，无非是：一个家，没了主心骨，这日子可怎么过？孩子他爸没离开过家，一个人在外边，咋受得了？八路真够狠的，这么两步路，咋不叫回家看一眼，说句话？老吴也真是的，不老实在家呆着，没事看什么过兵，闲的！可一块儿看过兵的，起码有五六个，咋就偏把他抓了呢？也难怪，他郭大爷和岳大爷都老头子了，他张叔虽然年轻，可麻秆似的；于家哥俩，一个矮胖，一个罗锅——这里边，还真就他爸像个样，人家不拉他拉谁？要真是拉夫倒也罢了，左不过受些苦，挨些累，总还能回来，可几时才能回来啊？支前，“前”在哪儿？“支”
到啥时候是个头？再说了，要不是拉夫，是抓兵咋办？天呐，可别叫咱家老吴去打仗，枪子儿没长眼睛——菩萨保佑，解放军说话算数，支前就是支前，我们愿意支，支到哪儿都行，就是别叫老吴扛枪打仗。那位官儿呵，你老金口玉言，说过几天放他回来，就过几天放他回来，到时候我替你烧高香，求菩萨保佑你官上加官，连升三级……
李爱媛整天魂不守舍，一惊一乍的，睡觉都不安稳。孩子们也被闹得没了玩的心思，连话都少了。整个家，死气沉沉，白天不开门，天没黑就睡觉。所幸的是，邻居们天天有人来看他们，陪李爱媛说说话儿，宽慰宽慰他们。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晃就是半个月。
一天下午，吴家的板门被敲得“咚咚”响，门外一片嘈杂声。李爱媛被吓呆了，不知外边又出了啥事，还是有什么坏消息。还是老二柏岁耳朵尖，他从杂乱的说话声里，听出了他爸爸的嗓音。
“妈，我爸回来啦！”柏岁一边叫，一边跑去开门。进来的果然是吴森茂，他身后还跟着左邻右舍的四五个人。
李爱媛喜极而泣，抹着眼泪迎接丈夫，招呼邻居。她两眼不时瞥向吴森茂，好像是在察看，他是否缺了胳膊少了腿。李爱媛看了几眼，发现丈夫还全可，没少什么，只是黑了许多，这才把心放下，破涕为笑。真是难得，半个多月，李爱媛第一次露出了笑脸儿！李爱媛忙着给客人沏茶、倒水、递烟。一向嘴快的张春生媳妇说话了：“吴大哥，你可回来啦，再不回来，非把大嫂熬糟病了不可！”
“咱不说别的，”张春生说，“让吴大哥给我们讲讲这几天的经历吧！”
大家都同意。
吴森茂盘腿坐在炕沿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讲他的故事。
那天，吴森茂突然被俩八路架走，当时就懵了。他被裹在队伍里，和先前拉来的两个民夫，轮换着挑一副担子，一直挑到晚上，可把他累苦了！吴森茂啥活都干过，就是没挑过担子。那家伙，没一百，也有八十，把他压的呀，哭心都有，还不能慢，不能歇，得跟上队伍。晚上歇下，累不说，就这俩肩膀，全磨破了。还好，第二天，没再挑，也没再走，是在一个大货场搬东西。那东西，海了去啦，小山似的，一堆挨一堆，一眼望不到边。他们民工只管推手推车，装货卸货，往火车上搬。搬的是啥？不清楚，不让问，也不许看。肯定是军需物资，支前嘛！活挺重，但有时有点儿，到时候干，该歇，歇。吃得不错，高粱米豆干饭、窝头、大饼子、大炖菜，可劲儿造！隔三差五还犒劳犒劳，吃顿猪肉炖粉条子，大包子什么的。
待人也还算客气，不打不骂，张口“老乡”，闭口“老乡”，还说得过去。就是看得严，不许随便走动，干活有人看着，睡觉有人守着。听说八路不信任城里人，特别是新区的。人家从山沟里起家，依靠的是农民。总之，在这个货场，一干就是半个多月。昨天后半夜，他们上了一节闷罐子车，拉到沈城。天亮一打听，下车的地方离北站没多远，他们就各自回家了。
刚解放，就遇上这事儿，吴森茂心里沉甸甸的，他对解放后的新生活，没一点儿底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