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也不现实。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虽然后来有增援部队加入，仍无法遏阻敌人的进攻，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来，不得不最后撤出阵地。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很难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提醒史，己方军队“一经后撤，倘无生力军在其后方完成防御阵地，欲其中止退却，至感困难”。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又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实际上，当时中国军队3个师和日军1个师团兵力上也只是相差无几。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就倾向于在曼德勒进行防守反击战，客观看，这一计划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如其计划得以实施，可以预见的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阻击，日军到达曼德勒的时间应在4月中旬以后，届时，中国可在该地区集结5-6个师兵力，加上英军，在数量上可形成较大优势，而日军长途进击，又占据许多地区，需分兵把守，此长彼消，形势有可能向有利于盟军方面方向转化。加之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这些条件利用得好，相持乃至取胜的机会并非没有。退一步说，只要能够相持，到6月进入雨季，日军大规模进攻就难以实施，这样中国利用半年的时间就近准备，缅甸战场形势向有利于中国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将更大。所以蒋介石在与史迪威谈话中对雨季的来临表示出相当期望，将此作为其防御反击计划成功的重要一环。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同古会战失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动，成为摆在中国远征军面前的关键问题。按照蒋的一贯想法，他当然还是希望以逐次抵抗吸引日军到曼德勒，然后在此会战。杜聿明回忆，蒋在4月初到缅甸巡视曼德勒，“看到从梅苗到曼德勒间汤彭山脉一带山峦重叠，十分险要，对我说：‘平满纳会战十分重要，必须鼓励将士一举击破日寇，进而收复仰光。万一日寇后续部队增加，我军也不要勉强决战，退一步准备曼德勒会战，或把住这个山口（指梅苗、曼德勒间）与敌作持久战。’我当时很同意蒋介石的这个指示。”可见，在曼德勒地区进行持久战是蒋介石既定的最合心意的方针。
然而，同古会战后，蒋介石与史迪威间关系进一步发生变化。同古会战失利，史迪威把原因归结为其权力不足，“未能令出必行”，因而当面向蒋索要指挥全权，并要求蒋勿插手前方战事。蒋在史压力下，表现得“十分沮丧”，不得不派出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协调前方指挥。罗卓英的职权，按蒋对史迪威的解释是：“秉承将军命令指挥在缅甸作战之第五第六两军以及其他部队”。蒋的安排，有论者认为更复杂了指挥结构，甚至有人认为是蒋故意分散权力，其实蒋这样作，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史迪威的到来，带来了中美两种文化间的冲突，史与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将领间都发生了严重冲突。任用资格较老而为人又较圆通的罗卓英，可在史迪威与各将领间起一缓冲作用，减少“发生误会之机会”，同时，史、罗形成的中美结合的指挥系统也可进一步加强指挥部的权威，对高级将领形成更大约束。4月7日，蒋在缅甸当面指示远征军各高级官长，以史迪威“负指挥****在缅作战之责”，罗卓英则受史迪威之指挥，并明确史有作“一切最后决定”及“赏罚之全权”。这是蒋全面交权的明确表态。从事后实际情况看，罗卓英在此后的作战中，确实忠实执行了史迪威的意旨，按杜聿明的说法是“唯美国主子史迪威之命是听”，而蒋本人也尽量避免对缅甸作战指手画脚，以至杜聿明抱怨：“这时我对蒋介石也十分不痛快：第一，自罗、史到后，有关作战方面，蒋对我无直接指示；第二，我二十一日陈述集中主力于梅苗、棠吉间作持久战的意见，蒋始终未复，不知他的意图……总之，我认为蒋介石太相信史、罗”。
因此，在4月间的缅甸战场，应该说，史迪威对中国远征军的行动享有充分的发言权，而按史一贯的进攻性作战设想，他是不会满足于逐次抵抗，在曼德勒实行决战的。这样，继同古会战之后，在平满纳地区与日军继续展开会战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当然，从当时中、英两军协同作战的部署看，在平满纳地区进行阻击战也确有一定的必要性。中国军队大规模南下后，无不战而后撤之理，而在同古会战失利，英军战斗精神再受打击背景下，要使英缅军维持战线，中国军队也必须在正面进行抵抗，鼓起英缅军继续作战的勇气。因此，3月31日杜聿明拟定命令，决定将第5军分为阻击、固守、机动三兵团，分别以新22师、第96师、第200师担任，“以阻击兵团逐次阻击消耗敌人后，以固守兵团吸引于平满纳附近，待其胶着以机动兵团转取攻势，将敌夹击包围于平满纳附近而歼灭之。”4月7日，史迪威在远征军高级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向蒋提交平满纳会战计划，并获批准。10日，由罗卓英正式予以发布。其作战设想是：利用斯瓦至平满纳的隘路预设纵深阵地，逐次抵抗优势敌人的攻击；在诱敌深入我阵地内尚未立足时，两侧埋伏部队配合正面部队一举反击消灭敌人。计划明确应在4月15日前结束作战。
平满纳会战进行了十多日，单从局部的战斗看，远征军作战是积极的，也达到了迟滞敌人的效果，但从全局战略看，平满纳会战未达到击垮敌人的目的，且最后由于西线英缅军的后撤及东线防线的瓦解而不得不随之撤退，远征军的战略目标再次受挫。更为严重的是，在远征军进行并无成算的平满纳会战时，随着敌我两军的交互运动，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已完全陷于被动，盟军方面的行动实际已处处受制于日军。结合日本方面计划看，平满纳会战有堕入日军预先设置的陷阱之嫌。
日军从进攻同古开始，就把进行曼德勒会战作为其作战目标。根据日军4月3日规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日军准备“以有力兵团切断腊戍方面敌之退路，以主力自沿同古—曼德勒大道和伊洛瓦底江地区，重点保持在右翼向曼德勒方面前进，包围主力之两翼，并压向曼德勒以西的伊洛瓦底江予以歼灭。”同时，将攻击重点保持在右翼，以右翼兵团“神速广而深地突进，切断重庆军的各条退路尤其是汽车路，以形成大包围圈”。为完成这一计划，日军颇费心机地将右路攻击点放在靠后的位置，在左、中两路尤其是英军防守力量薄弱的左翼实施突进，以“尽量把更多的重庆军吸引至军的左正面，然后从右翼迅速突进大幅度地切断敌人退路。”这一计划抓住远征军主力前突、防御地区纵广、侧翼薄弱的弱点，作大范围的包围作战，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全局战略眼光，十分大胆和凶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