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友德的死，使全家也遭了殃，虽然傅友德有个儿子是驸马，因此有位孙子因公主的原因被免死，并被录用为金吾卫千户，但是其他人却一律受到了株连。
传说幸运的是傅友德的大儿子傅雍，那时他已被封为将军，正镇守在外，得到消息后立即带着全家沿着水路逃了出来。
据《傅氏家谱》记载，当时他们逃走时共乘有四条船，船过黄浦江时，突遇大风，四条船全翻了，人货全部沉入江底，唯傅雍一人赖一块木板之助才免了难。
侥幸获救的傅雍自登岸浦东后曾有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直到陈氏收留他，使他成为东床快婿后，他才算在六灶镇上定居下来。
关于傅雍的这段经历，据说南汇艺人为此曾编写过一个评弹曲目，可惜的是这一曲目已久未见演出了。
傅陈联姻后曾生有五子。
傅雍临死时曾多次告诫其子女必须牢记“颕国公立大功，受显爵最终却鸟尽弓藏，不获令终”的教训，要求傅氏子孙今后必须“勿谋仕进”。
可能正是由于他的遗训，因此以后的六灶傅姓子孙虽然人丁兴旺，而且有不少人事业上亦颇多成就，像明末的傅廷彝，曾是董其昌的入室弟子，不仅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且书法造诣亦颇高，与当时的莫秉清、曹思邈和瞿然恭等曾被称为“云间四家”，但是他至死仍是个布衣，不求仕进。
这便是历史上傅氏一家的前后传奇，可谓的轰轰烈烈，却也是荡气回肠，令人唏嘘，而就在傅友德死后次年的春天，安徽淮北相城，一处枯草连天的墓地前，静静伫立着一位长身削瘦的青年乞丐，乞丐剑眉低垂，双目含怨，手左手柱着一条怪铁，右手挽着一只酒葫芦，对着那荒草丛中的傅友德墓碑，惨然一笑，道：“傅大将军，小子无名，来看你了，你在下面可好？可馋酒么，来吧，咱爷孙俩干一杯。”说吧，酒和着泪水，竟“咕噜咕噜”狂饮了起来，像是喝白开水般。
淮北的风，惨烈呼啸，虽是初春，但却春寒料峭，那乞丐衣衫单薄，看起来很是削瘦，一张脸轮廓分明，青白不明，双目中像隐藏了一泡积雨的云，那无边的悲伤却浓得如何也化不开去，这是洪武二十八年的春天，又是一个不平静的春天。
这一年，朝廷内外又做了几件非比寻常的大事：
第一件《皇明祖训》的颁布。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令陶凯等编《祖训录》，亲自作序，命大书揭于右顺门之西庑，随时修改。后重加更定，七易其稿，于洪武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编定，名《皇明祖训》，颁布于内外文武诸司。朱元璋再为之作序，备述其创业之艰苦，以及寄予生长深宫之主的厚望。《皇明祖训》首列朱元璋序，下列祖训首章、持守、严祭祀，和谨出入、慎国政、礼仪、法律、内令、内官、职制、兵卫、营缮、供用等目。朱元璋在颁布《皇明祖训》时敕谕礼部臣说：“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盖创业之君，起自侧微，备历世故艰难，周之人情善恶。后世守成之君，生长深宫，未谙世故；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长。至有奸贼之臣，徇权利，作聪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变更祖法，以败乱国家，贻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永为不刊之典。”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立法制，革胡元弊政，至于开导后世，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俾子孙世世守之。你们以朕训颁行天下诸司，使知朕立法垂后之意，永为遵守。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
第二件《礼制集要》编成。朱元璋曾告谕翰林学士刘三吾等说：“我即位以来，屡命儒臣历考旧章，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丧祭之仪、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为条格，使知上下之分。而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谋为不轨，僭用黄罗帐幔，饰以金龙凤文。近来逆贼蓝玉，越礼犯分，床帐护膝，皆饰金凤，又铸金爵，以为饮器，家奴至于数百，马房廊房悉用九五间数。而苏州府民顾常亦用金造酒器，饰以珠玉宝石。僭乱如此，杀身亡家。尔等宜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第，编类成书，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用的，必置之法；成造之人亦治其罪。”洪武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编成，名《礼制集要》。其目十三：冠服、房屋、器皿、伞盖、床帐、弓矢、鞍辔、仪从、奴婢、俸禄、奏启本式、署押体式、服制。颁布中外。
第三件冯胜赐死。冯胜，初名国胜，又名宗异，最后名胜，直隶凤阳定远人。幼喜读书，通兵法。元末兵起，结寨自保。后与兄国用归附朱元璋。国用卒，冯胜以元帅袭兄职典亲军。从元璋抵御陈友谅于龙湾，战石灰山，冯胜披坚执锐，攻其中坚。又进破采石，复太平。从征陈友谅，破安庆水寨，长驱至江州，友谅逃遁。进亲军都护。援安丰，解其围，迁同知枢密院事。奉命出征，战鄱阳，下武昌，克庐州，移取江西诸路，又下湖州，克平江。功次常遇春，再迁右都督。洪武元年兼太子右詹事，坐小法贬一官为都督同知。引兵取汴、洛，下陕州，趋潼关。授征虏右副将军留守汴梁。不久，从大将军征山西。洪武二年，渡河趋陕西，克风翔，再取巩昌，进逼临洮，降李思齐。还军围庆阳。冯胜扼驿马关，遂克庆阳，执张良臣。陕西全部平定。同年九月驻庆阳节制诸军。洪武三年以右副将军出西安，攻定西，破扩廓帖木儿，获士马数万。分兵徇略阳，入沔州，移兵吐番，征哨极于西北。凯旋，封宋国公。洪武五年以征西将军率将士出西道取甘肃，至亦乃集路，斩获甚众，全师而还。洪武二十年征纳哈出，降其众。师还，以多匿良马、求大珠异宝等过，收大将军印，就第凤阳。次年奉命调东昌兵征曲靖。洪武二十五年在太原、平阳籍民立卫屯田。皇太孙立，加太子太师，偕傅友德练兵山西、河南，诸公、侯皆听节制。时诏列勋臣望重的八人，冯胜名列第三。因元璋年高多猜忌，屡次以细过谴责冯胜。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召冯胜还京。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初三日，坐事赐死。诸子皆不得赐。
第四件编民百户为里互助。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上疏言：“农民之中，有一夫一妇，受田百亩或四五十亩。当春夏时，耕种之务方殷，或不幸夫病而妇给汤药，农务既废，田亦随荒；及病且愈，则时已过。上无以供国赋，下无以养室家，穷困流离。职此之由，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庶田不荒芜，民无饥窘，百姓亲睦，而风俗淳厚。”朱元璋得疏，十分高兴，即告谕户部臣说：“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伤，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相周恤。其至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我即位以来，常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我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疾病、患难，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宁有不亲睦的！户部官以此意告谕天下百姓，使其知晓。”
第五件土司儒学的设立。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初十日，户部知印张水清上疏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然不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朱元璋以为言之有理，即谕礼部臣说：“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则难以化。应于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其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此仍是安边之道。”于是，土官儒学渐次设立。
第六件禁用黥剌腓劓阉割之刑。洪武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朱元璋在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我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系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系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只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剌腓劓阉割之刑。盖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及时劾奏，处以重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