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为何于“鬼节”投江自尽
综观屈原一生，不得不感叹一位政治家与改革家的失败，同时也不得不为他那崇高的理想与伟大的事业而惋惜。他忧国忧民、行廉志洁的人品被誉为后世楷模，而气魄宏伟、辞章瑰丽的诗词堪称世界文学殿堂的瑰宝。
屈原早年曾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常与怀王商议国事，参与法律的制定，主持外交事务。屈原主张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他的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诽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公元前305年，屈原竭力反对楚怀王与秦国订立黄棘之盟，未能如愿，反而于楚怀王二十四年被逐出郢都，流放汉北。后又因小人的谗言被楚顷襄王再次逐出郢都，流落江南。
奸佞小人的中伤、昏庸帝王的放逐让屈原有志难舒，面对楚国之危难、民生之多艰而无可奈何，屈原唯有带着满腔愤懑，投身汨罗江中。
屈原投江之日，正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五月五日，楚郢都被秦攻破的日子。而据国内专家考证，屈原在世时，农历五月是楚国南方的凶月，五月初五是凶日和鬼节。为何屈原会选择这么不吉利的一天了结性命呢？
淑浦屈原学会副会长舒新宇认为，屈原早已萌生了“忽乎吾将远行”的离世思想。在《离骚》中屈原两次说到要像彭咸那样投水而死。彭咸为殷朝贤臣，当年因进谏不成而投水自尽。此后，屈原在《思美人》、《悲回风》中同样多次提到“彭咸”。舒新宇认为屈原的投江自尽，是“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深思熟虑，当然会有一番精心安排”。
舒新宇所说的“精心安排”，便是屈原追随舜帝而去。屈原在《离骚》开篇便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来表明自己是古帝高阳氏的后裔。而舜帝是楚人的太阳之神和光明之神，并且楚人同样是在五月五日祭拜舜帝。舒新宇认为，屈原在创作《涉江》时，就想象自己跟随舜帝畅游昆仑瑶圃，“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有意在舜帝的祭日及太阳开始升起的这一日投江，以便与冉冉上升的太阳融为一体，与心仪已久的先帝尧、舜以及彭咸等忠臣共聚首，去完成他在人间无法实现的抱负与理想。
此说不过是后人研究所得。也有人认为屈原是听闻郢都被秦攻破，一时悲愤交加，感慨万千，既然有志救国却回天乏术，唯有以己之死祭奠国之亡魂。
然事实究竟如何，除了已在泪罗江底沉睡千年的屈原外，又有谁能明了呢？
●商鞅缘何结局悲惨
商鞅本姓公孙，是战国时期卫国的庶出公子。他不甘心平庸地坐享荣华富贵，执意选择了一条千古留名的不归路。
醉心于刑名的商鞅本打算在当时已具备实力争雄天下的魏国大展拳脚，可惜虽得主公赏识，却得不到魏惠王的重用。之后听闻秦国孝公欲召集天下谋士赴秦共商国策，遂前往。商鞅靠着急功近利的王霸之术，终得孝公赏识，委以重任，革新变法。严苛的变法严重冲击了权贵们的特权利益，反对之声四起，怨恨之言四滋。然而，在孝公的大力支持和商鞅的努力下，新法得以实行，经十余载持之以恒，秦国的实力日益壮大。
变法于秦国，是成功的。但力行变法的商鞅，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一个对国有功的宰相，为何死得如此凄凉？
其实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就已注定了他的悲惨下场。提倡变法难免得罪权贵之人，加之商鞅刚直不阿，严苛执法，甚至到了刻薄寡恩的地步。对商鞅而言，任何人任何事，一旦与法律稍有抵触，就绝不留情，就连太子犯法也不可饶恕。虽然由于孝公的干预而不能惩处太子，但商鞅仍坚持将太子的老师与管家治罪。由此，商鞅与一干受惩处之人积下宿怨，恨之入骨之人多不胜数。此时的商鞅可敬可佩，一心只为推行新法、强国安民，万没有想到新君即位后自己将如何立足于秦国，立足于一班虎狼之间。他自然也不会想到，新君即位之日，便是他大难临头之时。
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商鞅成为宰相后，自恃功高一筹，处事不禁飘飘然，大谈自己的功绩，四处招摇，更曾出现不备齐排场就不出行的情况。隐者赵良曾劝其收敛，切忌急功近利。然商鞅根本不将赵良的规劝放在眼里，甚至将自己与当年辅助秦穆公称霸的五羖大夫相比，认为自己的功劳有过之而无不及。
商鞅自大到如此地步，加之变法期间四面树敌，实在难逃一死。然商鞅始终看不透官场黑暗，始终认为自己有功于秦，功臣良相的地位无人能及。当孝公离世后，商鞅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屏障。而国家因得益于变法日益强大，使商鞅失去了利用价值。等待他的，似乎只有那用以缓和矛盾、清偿宿怨的五马分尸之刑了。
●赵高是宦官吗
赵高，一个在秦始皇魂归西天之后篡改诏书逼死长子扶苏、拥立幼子胡亥称帝的秦朝官吏，由中车府令一路升迁至当朝丞相，他操纵傀儡皇帝，玩弄至上皇权，巧取豪夺，陷百姓于严刑酷法、赋税徭役的水深火热之中。为官数十载，赵高处心积虑陷害忠良，苦心筹谋篡夺王位。其结果，是他在距离王位一步之遥处，死于非命。
就是这样一个坏事做尽的奸佞小人，居然也有被人冤枉的时候。世人的误读给赵高扣上了“宦官”的帽子，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亡国的第一人。然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赵高列传，而是在《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中零散地记述了一些赵高的生平行事。即便如此，也没有提及“赵高是宦官”之类的说法。遍寻东汉以前的史籍文献，也没有明确指明“赵高是宦官”。那么，赵高究竟是如何成为“宦官”的呢？
说赵高是宦官，一是出于对“隐宫”一词的曲解，二是出于对“宦”字的误解。
《史记·蒙恬列传》中有记载：“赵高兄弟皆生隐宫”。“隐宫”一词，语义并不明确。东汉以后，一位为《史记》作注的刘姓人士不知从何得知此词的含义，竟将“隐宫”之“宫”解释为宫刑，进而说赵高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与他人野合生下赵高兄弟。后因赵高兄弟冒姓赵，也受宫刑而成了宦官。如此以讹传讹，“赵高一家都是宦官”逐渐成为“事实”，唐代以后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说法。
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曾根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指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实际上是“隐宫”的误写。《张家山汉墓竹简》出土后，“隐宫”的意义清楚明了，即“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同时也用来指称“刑期已满的人”。此词无论如何都与宫刑毫不相干。除此之外，从句意上看，倘若将“隐宫”注释为“宫刑”，那“皆生隐宫”的解释将牵强拗口。相比之下，若注释为“刑满人员工作的地方”，则句意清晰，一目了然。由此可见，此说有其合理性，并非标新立异的突兀之说。
除“隐宫”一词使赵高蒙冤外，最致命的要数后人对“宦”字的误解了。《史记·李斯列传》有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根据新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宦”，意为“在宫中内廷任职”；“宦人”，就是“任职于宫内之人”，相当于皇帝的亲近侍卫。“宦籍”，即“用来登记出入于宫门者的登记册”。秦汉时代，被施以宫刑去势的男人称为“奄（阉）人”，在宫中任职的阉人被称为“宦奄（阉）”。由此可见，赵高是任职于宫中的宦人，即皇帝的近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太监”宦官。
字词上的误解，只是赵高蒙冤的源头，而源远流长的骂名，则依附于历朝历代接连不断的由宦官专权、扰乱朝纲引起的改朝换代、亡国灭祖的祸患。无论是朝臣抑或百姓，都对宦官的恶劣行径痛恨不已。在文献记载的误读之下，联系史籍中赵高的所作所为，“赵高是宦官”的流言经久不衰，也可谓之“情理之中，意料之内”了。
●画丑昭君是毛延寿所为吗
昭君出塞的故事不仅被载入历史课本，更在影视剧中重现，她对汉匈之间的和平局势所做的贡献为世人称颂。然而出塞的壮举背后，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无奈与冤屈？毛延寿因画丑昭君被杀，恐怕要数其一。
东晋的杂书《西京杂记》中记载了昭君出塞的故事，众人皆知汉元帝后宫美女众多，需要依靠画师为其画像，以便汉元帝能从中挑选相貌出众之人。为了能够早日得宠，后宫众人都争相贿赂画师，希望画师能把自己画得更美，而唯独昭君不愿贿赂画师，于是被画师丑化，无缘得见龙颜。后来匈奴单于入朝，请求和亲，皇帝便按画像选人，便选中了样貌不佳的昭君。等到皇帝召见她时，才发现她样貌出众，知书识礼。皇帝懊侮不已，但又不能失信于匈奴，于是迁怒于画师并下令杀之。
《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画师并不止毛延寿一人，还有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均在同一天被杀。至于丑画昭君的画师是谁，书中并未交代。不知经历了怎样一番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总之自此之后，画丑昭君的罪名就落到了毛延寿的头上。
历史上不乏为毛延寿喊冤之人，如宋代著名诗人、王安石。他在《明妃曲》中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在他看来，毛延寿并不是故意将昭君画丑，而是因为人的神韵仪态本来就很难用画像的形式准确地表现出来，难怪毛延寿笔下的昭君与真人不符。
范哗的《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关于昭君出塞的详尽记载，更显“毛延寿画丑昭君”为无稽之谈。记载曰：“昭君字嫱，南那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单于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由此看来，昭君是自愿请求在先，奉召示众在后，并无皇帝选画之说，更无毛延寿丑化昭君之言。
究竟是否毛延寿画丑昭君，史书的空白，后人的杜撰，给世人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为什么曹操欲除孔融而后快
“孔融让梨”的故事几乎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谏言。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滋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之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曹操不要皇帝名号的秘密
一代枭雄曹操，出身卑微却胸怀大志，凭借对权谋与智慧的妙用，在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中拔地而起。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献帝至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依靠如此优势，枭雄奋起，统一了黄河流域，官拜丞相，封魏王，成就宏图霸业，开创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曾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在其“知天命”之年达到了权力的巅峰。然而，他最终没有承接“天命”登上帝位，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
尝试解开谜题者，百试不殆，述其原因如下：
1.背不起乱臣贼子的骂名
东汉末年，汉室衰微而天下大乱，但纲常伦理、忠孝礼义仍在。曹操虽有雄才大略，亦摆脱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争权夺利、内征外战的血雨腥风中，一直以天子之名出师，以捍卫朝廷的名义进行。曹操深知，如果自己废献帝，登帝位，那他将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难逃今生来世历朝万代的唾弃与责骂。这是一代枭雄背负不起的重担，曹操也不例外。他一再表明自己绝无称帝之心，绝不是篡权夺位的“奸佞小人”，而是忠心辅政的“贤能将相”。足见其受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之深，断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
2.经不住群起而攻之的激战
虽然曹操已取得了对汉室的绝对控制权，但他的势力仍局限于北方，东南、西南的孙权、刘备亦非等闲之辈。曹操如果贸然称帝，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让孙权、刘备等人有了一个讨伐乱臣贼子的幌子，继而带领天下英雄群起而攻之。如此一来，他苦心经营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绝对优势如流水东去，难挽狂澜，不仅陷入政治和道德上的被动，更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渗烈的激战。任其再怎么兵精将广，一旦以乱臣贼子的身份与天下豪杰对抗，胜算可想而知，亦难逃“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心思缜密的曹操，又岂会为了一时的痛快而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
3.看不上虚名而重实权
曹操为人讲求实际，实权与虚名孰重孰轻他再清楚不过。能够从乱世中一路走来，靠的不只是雄心壮志，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务实作风。称帝不过是多得了个名号，而天子诏令由他口授，朝廷政策由他制定，官员任命由他授意，这一切足以证明他名为丞相实当皇帝。皇帝名号，此时不仅不能锦上添花，反而可能因此而遭落井下石之罪，要它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