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紫禁城每日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不理朝政，将社稷大业交给了奸相严嵩打理。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像哑巴一样一言不发。当时并不是没有打算重新振作的人，但每每有人重振朝纲，诸如首辅徐阶、高拱等人，却都难以奏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张居正继任首辅。
在张居正看来，要彻底地治好明室的病，就要给国家换血。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中就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在军事方面，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在治水患方面，重用潘季驯，把黄河从水患变成水利，把田地从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增加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在内政方面，他提出著名的考成法，裁撤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员，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总之，至张居正主政以来的明朝形势是明朝中叶以来最好的时期。
面对幼主万历皇帝，张居正如同一个严厉的父亲，一方面教导幼帝，另一方面把持着朝政。明初皇权过分集中的局面再次打破，张居正令相权再次分离出来。
端看万历皇帝在位前期的社会局面，就知道张居正改革的有效性。要知道，张居正的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自救运动。改革是触动社会体制的变革，这虽然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下的推陈出新、自我完善，却是“变”字当头，改变某些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和政策。与渐行渐变不同的是，改革是带有矛盾的集中性、突破性和体制性的改变，集中表现为法制的推陈出新，所以又称为变法运动。
作为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针对外患问题，他倚重抗倭名将戚继光解决了沿海倭寇，抵御了北方鞑靼的入侵，此外，他利用鞑靼首领俺答汗与其孙把汉那吉之间的暗流涌动说服鞑靼称臣。张居正一面和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之后二三十年间，明朝和鞑靼之间一直没有发生战争。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问题。
对于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的问题，张居正认为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部分人钱包大鼓，公家却是囊中羞涩；加上皇帝太不像样，挥霍无度，百姓因此吃不饱睡不好，无奈之下上山当了草寇。张居正很高明地把了国家的脉象，政不通，社会问题就得不到解决。于是在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对官员实施绩效考核，即“考成法”，以便明确职责。针对公文传递过程中“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弊端，张居正上书皇帝提出公文办理的改革，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朝廷的六部、都察院，其奏疏凡得到皇帝批准的事项，转行到各衙门，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地方的路途远近，限定办理的期限，每月底清点。事情办得怎样，就靠这条线层层监督，一只眼逐级盯下去，评定官员的一个指标就是办事的效率和质量。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还将追收赋税作为考成的标准。一时间，全国各地官员不少因考核成绩不合格，或无法缴纳赋税而遭到降职处分。由此官员们再不敢贪污受贿，唯恐丢了乌纱帽。然而，对官吏的管理限制势必损害官僚豪强的利益，当改革与制度碰撞时，失败的往往是前者。
不管张居正的改革多么成功，但他始终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改革虽然清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可是却树立了大地主阶级这个强敌。而财政收入的提高，致使官僚豪强大地主更加盘剥百姓。
随着张居正一死，一度遭受张居正精神压迫的神宗万历皇帝情绪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开始疯狂破坏张居正一手建立的国家机器，四处掠夺钱财。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逮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向，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官僚体制被破坏，国家库藏被耗尽，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终于激发民众起义，此起彼伏多达四十多次，全国各地怨声载道，朝堂动荡不安。
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成果轻易地被破坏，这究竟是张居正的悲哀，还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寻根究底，是体制的弊端造成了改革的悲剧。而对于张居正这个人，历史上有人骂，有人捧。有人说，张居正“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仔细琢磨，此说法竟也中肯。张居正只是一心一意为他的国家倾尽心力，只不过是时代没有给他很好的机遇而已。
●康熙为何签订不合算的《尼布楚条约》
16世纪后期，沙皇伊凡雷帝时就开始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的殖民过程。1636年俄国人到达鄂霍次克海征服了西伯利亚，令远东地区成为俄国人的殖民地。由于远东地区靠近清疆界的地区只有伊尔库茨克等几个小镇，一开始清王朝并没有瞩目沙俄的侵略性行为。但是自17世纪中叶起，沙俄军便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不过，此时俄军势力并不强大，其中最大的一只沙俄军队仅仅600人而已，特别是侵占雅克萨和尼布楚的军队人数，最高时不过3000多人。
沙俄军数量之小，又因西伯利亚与莫斯科格外遥远，所以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极慢，弹药也不富足，根本不能与有黑龙江、松花江等水上运输便利条件的清军抗衡，更何况清军还有葡萄牙人的大炮助阵，其火器营的火枪火炮更是威力十足，震慑海内。不过，沙俄军似乎未被清军实力所威慑，屡次小范围骚扰清王朝边境，终于还是激怒了大清这位少年天子。于是在清朝北边境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这场战役我们可以从小说《鹿鼎记》中一睹风采。
历史上有没有韦小宝虽然是未知之事，但清军与俄军的战争却是不争的事实。1685年，康熙刚刚平定“三藩之乱”后，就于当年的5月22日派彭春带领精兵5000人从瑷珲起兵，分水陆两路围攻雅克萨城。5月25日，在清军的炮火当中，沙俄侵略军步步后退，大败而归，只好举手投降，答应撤出雅克萨城。清军不疑有他，就渐渐地将部队撤回。哪知道刚刚离开的俄军又偷偷进入雅克萨城，没多久便将这里变成聚居地。康熙皇帝属意当地将领督促沙俄尽快撤军，但沙俄仗着冬季雅克萨易守难攻的优势，对清廷的普告视而不见。
第二年春天，清军重整旗鼓，彭春、萨布素兵分两路合围雅克萨，用葡萄牙大炮日夜轰城，令俄军死伤惨重，俄军又一次举起白旗。不过康熙帝却并未除掉沙俄俘虏，而是放了他们，还让他们带着兵器和财物离开。康熙帝还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内容规定如下：
外兴安岭以南、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东至海的整个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以后再议；凡一两人越界捕猎或盗窃，立即卸械，送回本国处罚，凡数十人结伙，持械越界、杀人掠夺者，捕拿送回本国，处以死刑；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以过界往来互市；订约以前的逃入不必遣返，订约以后，两国不收逃犯。俄国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立即拆除，在此居住的俄国人，应全部迁回本土。
单从内容上看，中国站在胜利一方非但没有得寸进尺，反而是损失了北方的土地。康熙帝签订条约此举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仔细考察当年中国北方边境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康熙帝这样做的原因。那时蒙古各部族对清王朝嘴上臣服，心却有反意，而沙俄的侵略军正是蒙古各部的敌人。以康熙帝的聪明才智，当然懂得运用“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他虽然出卖了东北领土，但大多数地方为蒙古部族拥有，于大清王朝毫无损失，而他不对沙俄军赶尽杀绝，也是为了让沙俄军遏制蒙古的势力。
如此看来，康熙皇帝的深谋远虑确实是令人钦佩之极，不愧为中国古代最富盛名的君王。
●康熙帝为何要秘密立储
自秦汉以来，我国古代皇家皆遵循嫡长子继承制。但不管在哪一年代，均有皇子争位的惨剧发生。秦始皇因犹豫立储，在临死前属意扶苏即位，却因时间紧急未能诏告天下，所以被赵高、李斯等小人有了可乘之机，篡改遗诏。结果令秦王朝历两世而灭亡。秦皇和历朝立储君的教训，令后世王朝不得不想尽各种办法避免祸起萧墙，但似乎都不是很见效。于是到了清朝康熙帝晚年的时候，这位闻名中外的圣君面对着15个儿子，筹划如何册立储君而不会引发宫变时犹豫了。
康熙的嫡系长子胤礽曾在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后被废黜，复又被立，结果康熙帝还是废了这个太子。以后多年，康熙帝都未曾提出立储一事，朝中大臣为此甚是担心，曾多次请求皇帝早立储君，以免夜长梦多。但是康熙帝心中却总是犹像不决，太子被立废两次，就是因为宫中继承皇位的争斗过多而导致的，康熙皇帝生怕自己再选错了人，引发宫廷血案。至此，选储君一事悬而未决。
经过多年的筹划和总结，康熙帝开始实现自己的立储计划，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大多数朝臣均不知情，只有部分朝臣参与了计划的实施。自古选立帝王的标准，皆是以有德者承大位，康熙帝具体选择了哪一个儿子继承储君，诸位大臣皆不知晓，立储诏书也没有人亲眼见到。此时康熙帝业已病危，仍不缺防人之心，恐怕也是恐惧有人知道立储的人选，会对未来的皇帝不利。不仅如此，康熙帝也有这样的考虑，一旦他所选定的人选在考察期间做出不当的行为，诏书可以任他及时修改，而不被任何贵族势力所左右。毕竟每个皇子的背后均有清廷的各脉势力，一旦令各派知道所立皇储是哪一子，再想要废掉此子就不容易了。
康熙帝思虑相当之周密，他的做法也是将皇权专制集中至顶峰的表现，让储君之事再也不受其他势力集团左右。
对于康熙帝秘密立储的行动，不能不说这是我国古代皇室立储君最好的办法之一。但是康熙帝千算万算仍算漏了一点，由于诏书过分保密，也便给了他的诸位儿子任意篡改诏书的空子。雍正皇帝胤禛登基一事至今为止都是一个未解谜题，传闻康熙帝中意的是其十四子胤祯，而被四子胤禛临时篡改了诏书；又有传闻说康熙帝实际上传位给胤禛的目的是为了让胤禛传位给弘历，也就是未来的乾隆皇帝。因为弘历自幼得康熙所喜爱，此子颇有祖父的风范，所以康熙的诏书上的的确确写的是胤禛。可惜的是，康熙传位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问号。
●雍正为何诏令驱逐传教士
来到中国最早的一批传教士，以16世纪的利玛窦最为有名，继利玛窦之后，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于17世纪初满怀着对东方的幻想来到了中国的明王朝，历经几代皇帝变更，甚至目睹了明清朝代的更替。数十年来，汤若望一直从事着历书的编纂和整理，深受皇帝的赏识，清军入关之后，汤若望便被顺治皇帝所接纳，他的学识深深打动了清廷的王室，包括孝庄太后、顺治皇帝在内，很多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思想。
对于汤若望等传教士受宠之事，大臣鳌拜深感为恨。鳌拜认为，过多听信西学，会动摇清王朝的传统根基，因此汤若望不除不行。于是他和反对西学派的大臣联合起来陷害汤若望，由于刚刚登基的康熙小皇帝尚未能完全把持朝政，所以无法营救汤若望，直到孝庄太皇太后出面，汤若望等西学者才走出监牢。
然而，从鳌拜的身上就可以看到，清王朝的绝大多数臣子对西学和传教士都是有所忌惮的。虽然康熙皇帝对西洋科学甚是沉迷，常常仔细钻研，并鼓励天主教在中国发展、允许传教士传教，可是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却对传教士深恶痛绝，甚至将传教士逐出中国，杀害大批西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