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定山
清代到载湉（光绪）、那拉氏（慈禧）先后逝世，溥仪（宣统）以“孺子王”嗣位，这时革命呼声遍海内外，爱新觉罗氏的命运，眼看难以久长。
一般泥古不化的老先生们，却总想捧出孔圣人的幽灵来作起死回生的良药。这样就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大、中、小学堂而外，演出一个古色古香的存古学堂，传授些有利于封建专制的所谓古学，以徐待鸿钧运转，巩固“皇图”。当时各省颇有抱这种思想作这种打算的人，因而这个存古学堂很多省城都在设立，甘肃也就在这一股歪风下面开办了存古学堂。
我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文县保送来兰州进师范。兰州时，就进了求古书院所办的速成师范（已改为简易师范），当时学堂的提调是湖南人黎丹，教员也多半是湖南人。讲历史的胡有焕对中外历史都很娴熟，讲教育学和博物的张梁，对这两门学科也有相当的研究，他们讲授的情形，一直到今天还给我脑中留有印象。到第二年开学不久，便传出学校改组的风声。约在农历三月初，便换上了存古学堂的招牌。学堂的监督是皋兰名人刘尔炘先生，这位先生原先是甘肃文高等学堂的总教，这年文高等改办兰州中学，他便以翰林院编修的身分，充当了存古学堂的主办人，接收了原简易师范学堂的学生和校址。
存古学堂成立，首先把原文高等所附“育才馆”（毛庆蕃护理陕甘总督时所设）的八个学员，无条件地收入。其次是招收旧日廩、增、附生五十人，原有的一班师范生，也允许留堂学习，和存古学生同样待遇。到廩增附生报名投考时，监堂张承煜（湖北人）鼓励我说：存古学生资格比师范生高，将来毕业，就是出去当教员，也可得较好的待遇，你文字做得不坏，可以报名参加考试。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就考入了存古班。
刘尔炘先生是一个具有办事才能的人，他把师范学堂接收过来改办存古学堂，很快就规模粗具，及学生招考足额，就开堂授课。存古学堂本来是一些守旧派所出的新花样，这里边究竟应该存怎样的古，就是总揽全国教育的学部里，也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出来。刘先生从科举制度里出身，起初学的是“举业”，等到成名以后，跳出了举业范围，才进一步从事韩、柳以来的古文、程、朱以来的理学，归结到绍述孔门六经，承继道统，完成“名山盛业”。这时他担了存古学堂的责任，就认为自己所学的这些，便是应存的古。如何把这些古存起来呢？他根据古文家姚鼐的话：
“圣门之学，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为了存义理的古，便在堂中开了易经和宋元学案的课。为了存辞章的古，便在堂中开了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抄的课。为了存考据的古，便在堂中开了学部所编六经纲领和顾亭林《日知录》的课。此外还加上御批《资治通鉴》辑览的阅读，使学者在读史上养成尊君尊孔的古，再加上举行释奠，释菜典礼，学习算术、体操，使学者在义理辞章考据而外，还存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古。这样就算把古存到了齐齐备备，这就是刘先生主持存古学堂时所授给存古学生的课业。
课业定了，要学生学习得好，首先要有高明的教师。刘先生所聘到存古学堂来的教师，都是些末跳出举业圈子的人物，他所布置的义理、辞章、考据这三门古学，那些先生们所知道的实在有限，要他们讲授给学生以应存的古，实在有些南辕北辙。记得那时存古班中，除了宋元学案是刘先生自己讲授外，讲易经的是一位姓王的举人，他把卦辞、爻辞、彖象，文言都逐字逐句，像私塾学究给童蒙教书一般，粗切细斩，弄得凌杂琐碎，不成片段。讲古文的是一位姓卢的举人，也只是望文生义，大念一遍，小念一遍，不能从源到流，派别支分。其他教师每况愈下，罕能像待叩的洪钟，起大叩大鸣，小叩小鸣的作用。最不堪的有一位姓公的先生，给师范班讲国文教学法，把从日本译来的文字念不上句读。把《马氏文通》说成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讲宋元学案，把程伊川比张横渠行辈低，说成横渠评伊川卑之无甚高论，这样的粗疏简陋，常惹得哄堂大笑。
还有一位给师范班讲博物的教员，印发的讲义是从日本译来的博物教科书，他嫌讲义内容简单，不管讲植物、动物，总要写满一黑板康熙字典的释义，例如“蜘蛛”、知诛义者也。“尔雅”上是怎样说，“杨子法言”上又是怎祥的……“芸苔”（菜名，即油菜）、“本草”云云，“玉篇”云云，……这样讲博物好象博物也在存古了。这些情况，刘先生似乎不遑过问，但校内外却都传为笑谈。
学生是学校的主体，前边提到，这个存古的学生，首先是育才馆的八个学员，这些学员是天水的周希武、姚钧，定西的景欣，陇西的刘雪岩，秦安的宋如璟，通渭的南贡雉，文县的李润芳（还有一个记不起了）他们都在宣统元年应拔贡、优贡的试未曾中选，被毛庆蕃特加赏识设馆培养的人材，因为来堂受了特别优待，我们称他们为八大贤人，但这些人或者另有工作；或者原来就未住育才馆，存古学堂开课后多半不愿参加，因而实际参加的只有宋如璟、南贡雉、李润芳等三人，这三人在所谓古学上的成就也只是个平常，比后来招到的丁佩谷、杜濬源等才气相差甚远，而鸦片烟嗜好之深，则在一切学生之上，每到午晚公开吸食，无所避忌。因而，时间稍久，育才馆的威望也就不存在了。堂中对学生待遇较高，每名每月的津贴是湘平银四两，比其他学校高出一两六钱。每学生十人有校工一人供造膳奔走之用，在校吃饭的学生每人每月给校工制钱五百，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每月有五串钱的来源，四五个人的生活便可维持下来。
存古学堂成立不久，浙江俞恪士（明霞）先生来做甘肃提学使，俞先生是海内有名的学者，也是主张立宪，接近革命的人物。到甘肃来，很想作一番事业。有一天他召集省垣职教人员讲话，谈到了读经问题。他说：科举废了，学生需要学习科学，死板地读经实在没有必要，尤其小学儿童。他是才出土的幼芽，要他们学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岂不太难。将来旧式的读经，尤其小学中的读经，必得改变。这一席话传到刘先生耳内，认为这是离经叛道，是对存古两字的侮辱，立地张贴出大幅招贴，邀请兰州教育界人士到左公祠听讲。届时刘先生登台讲话，大大反对废经不读，揎拳抵掌，声色俱厉。他在讲过了六经的伟大后，还举出很多讲经的例子。大要是说：
经是布帛菽粟的道理，会讲则人人能懂，不会讲自然就是啃不动的铁丸，谈废经的人不耻自己不会讲经，却要废经给自己遮羞，这不仅是数典忘祖而已。刘先生这一讲演弄得俞恪士啼笑皆非。后来俞先生另开了一次会，作了柔和的解答。不久天水张育生先生到兰，又作了调处，并选印了一部分俞先生所写的明儒学案评，刘先生看到他们在学术上有相同的见解，才把肝火平静下来。
尽管刘先生在那样守经卫道，以身作则的坚决提倡古学。但学生一般对课业不感兴趣，讲堂上的学习，只是随铃声上下，虚应故事，课外对康有为的《不忍》杂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饮冰室文集》、《庸言》、《国风》等刊物，则好之如饥渴。当时道升巷有个芗石书社，专门兜售这类新书，存古学生中不少人日日在这书社盘旋。同时像天水的丁佩谷、杜濬源等曾受乡先生陈竞存的影响，对这样刊物尤多方罗致，随时介绍，而伏羌（今甘谷县）的黄启虞等因曾在陆军学校，受革命影响深，常秘密向进步同学，介绍邹容、章炳麟等的《革命军》、《昌言报》和后来的《民报》、《荡虏丛书》之类的革命刊物，虽极端隐蔽不敢公开，但作为枕秘，深宵赶读者颇不乏人。至于以顾、黄、王、三先生的著作为依据，从其中领略革命排满意义者，尤指不胜屈。这说明历史的要求，不是少数人所能遏止，学堂的课业和学生的思想，距离甚远，只是刘先生蔽于一偏，不及觉察而已。
这年暑假里，四川护路风潮一日紧似一日，开学以后，听到赵尔丰被杀，端方被杀，会作诗的白鉴真先生还作了些诗遥遥凭吊。
中秋节后武昌起义，跟着西安起义，湖南起义，接二连三的警报传来。甘肃当局，急忙遣兵调将向西安进攻，想螳臂挡车，扑灭革命的火焰。诗人们在这种情况下，来不及再作凭吊的诗，课也无心讲了。到了讲堂，先生讲新闻，学生也讲新闻。当时电报并不比后来便利，报纸吗，除了小本官报外，兰州还没有半张新闻纸，不知从那里传来的消息，同学们东一撮，西一撮，每个角落里都在互相传播，互相讲论。刘先生这时忠义奋发，把学校搁在一边，一心要学习曾、左，在甘肃办乡团，率领陇上健儿席卷三秦、扫荡河洛，再来一个少康中兴，把神州大好河山仍就交给爱新觉罗氏掌管。据他说：如果清廷给他事权，像对曾国藩、左宗棠那样信任，这些人所成的功绩，他自信可以做到。大约他向长庚、升允陈述了他的意见，长庚就允许他招募一支“志果军”，自成一队，准备继汉回各军之后，东向进军。刘先生得到这样的知遇，就在他主办的兴文社内，翻印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曾、左创办湘军的一些规章制度，发动学生回家办团，学罗泽南、李续宾，助成他忠君保国的壮志。
到那年十一月，他仅仅募到了三百人的一个营，请了一位姓练的武官作队长，驻在兰州，维护省垣秩序。不久，长庚所调马安良部回军进省，市人惕于光绪二十一年的“回变”故事，谣言四起，一日数惊。学校师生，再不能安心课业，学生们遂各自请领了一份《纪效》新书和湘军规章制度，散归各县去了。
刘先生所领的志果军，招足一营后再无进展，各县学生散归各县，也没有人响应刘先生号召，举办团练为清皇室效忠。本来长庚、升允心目中认为可倚靠的长城是回军，对陆洪涛、周务学所练的两标新军犹怀疑虑，怎能听任学生还乡再办“乡团”呢？不久，清帝退位，赴陕回、汉各军次第撤回，刘先生所抱的“中兴”志愿，从此再无实现的一日。他的一营“志果军”，到兰州宣布承认共和时，只得首先遣散。他所梦想的军事生活化为泡沫，他所主持的存古学堂也从此结束。等到我再到兰州时，求古书院已改成“丰黎义仓”，未毕业的同学们，都转到兰州优级范学校去了。
（《甘肃文史》200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