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贫而患不均。
——曹操
重民赋，搜刮民脂民膏，是统治集团走向腐朽的表现，无异于自己为自己掘坟墓。残酷沉重的租赋和徭役，使得广大百姓难为生计，为躲避徭役和赋税，四处逃生，有的甚至逃亡山林之中，沦为盗贼，众多的贫民集团都会揭竿起义，如此一来统治者的根基就动摇了。
曹操自秉汉政，即试图行农战之策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州郡例置田官，实行屯田，对广大的自耕农也给了应有的优惠。如建安四年（公元199年）曹操同意治书侍御史卫觊的建议，利用卖盐得到的钱买耕牛，“若有归民，以供给之”，并对重农、劝农的官吏予以嘉奖。史载曹操征关中，郑浑为京兆尹，“浑以百姓新集，为制移居之法……勤稼穑，明禁令，以发奸者。由是民安于农，而盗贼止息。及大军人汉中：运转军粮为最。”因此，郑浑受到曹操的嘉奖提拔，而“复人为丞相掾”。
杜畿为河东太守，“班下属县，举孝子、贞妇、顺孙，复（免）其繇（徭）役，随时劝勉之。渐课民畜件牛、草马，下逮鸡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及至曹操西征至蒲阪，“军食一仰河东。及贼破，余畜二十余万斛”。于是曹操下令以孔子赞美夏禹的话赞美杜畿，并为他增秩，令说：“河东太守杜畿，孔子所谓‘禹，吾无间然矣’。增秩中二千石”。“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原意是孔子说，对于夏禹，我没有什么批评的话好说。曹操转引之意是表示对杜畿非常满意。
曹操提倡重农、劝农，自然也注意老百姓的困苦。他曾作《谣俗词》一首：“瓮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以表示对穷困者的同情。曹操常有一些恤民疾苦的政策发出。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袁绍相拒官渡，袁绍举兵南侵，遣使招诱豫州诸郡，惟阳安郡（治今河南确山西南）不动，郡都尉李通急录户调，朗陵长赵俨见李通说：“方今天下来集，诸郡并叛，怀附者复收其绵绢，小人乐乱，能无遗恨”，因说李通“缓调”，并即与荀或书：“今阳安郡当送绵绢，道路艰阻，必致寇害。百姓困穷，邻城并叛，易用倾荡，乃一方安危之机也。且此郡人执守忠节，在险不贰。微善必赏，则为义者劝。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以为国家宜垂慰抚，所敛绵绢，皆俾还之。”荀或立即把这件事报告了曹操，因即“公文下郡，绵绢悉以还民”，于是“上下欢喜，郡内遂安。”长广太守何夔对曹操讲，按照“先王辨九服之赋以殊远近”精神，长广郡（治今山东莱阳东）“宜依远域新邦之典”纳绵绢，曹操也同意了何夔的意见。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军谯，见旧土人民，死丧略尽，不由凄怆伤怀，因下令说：“其举义兵以来，将土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河北平定后，全额免除了河北的当年租赋，“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建安十四年秋七月，特令存恤战死之家，“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县官勿绝廪”，就是政府保证供给。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又针对上年冬天发生严重瘟疫，老百姓病死者甚多，农田垦殖减少。曹操发出了《赡给灾民令》说：“去冬天降疫病，民有凋伤，军兴于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其令吏民男女，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以自赡者，随口给贷老耄须待养者，年九十已上，复不事，家一人。”
这是一道救济性文告，讲了三条赈灾措施，一是寡妇七十岁以上和孤儿十二岁以下，以及残疾而无产业者，由国家养起来，“廪食终身”；二是贫穷无力养活自己的，政府给予帮助，借给粮食，“随口给贷”；三是耄耄老人需要照顾，年九十以上者，免其家中一人的徭役，“复不事，家一人”。
以上说明，曹操甚明统治之术，颇知存恤贫民的必要。建安期间，曹操统治地区的天灾，较之以往，尚不算频繁、严重。从《后汉书·献帝纪》看，发生过几次大水和瘟疫。曹操的一些措施大都是针对天灾人祸的实际情况发出的，因而必然收到实际的效果。孔子认为，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所以，对曹操的恤民和减免赋役政策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当然也不宜估价过分。
因为相对来说，第一，曹操虽然有过免赋役的政令，但与西汉、东汉之较稳定时期相比不及其多，也不及其广；第二，曹操统治地区的赋役负担远较吴、蜀为重，所以民反之事也较多；第三，他的重农思想也不及诸葛亮的劝农思想明确。
曹操既秉汉政，面对社会现实，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军事和政治上，但为了政治地位的巩固和社会安定，他非常认真地对待经济问题，尤其是爱民恤民，减轻老百姓的负担的措施，对安定社会，保证军队供给，医治混战创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