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进入了人生中的第二阶段。对于如何记录这段生活，我显得特别没自信，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我的思想状态也没有太大的起伏。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我的思想开始向有悖于传统的方向发展，形成一个很复杂的思想状态。当我开始描述这段时期的生活时，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文学功底十分的薄弱。我不是班尼特，也不是德莱塞，我无法借助我的文笔让这段平淡无奇的生活变得有声有色，尽管这段平淡的生活对后来的结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如我之前说过的，在给父母悲剧性的结局画上句号之后，我跟随姨夫去了佩克汉姆。他妻子——我母亲的妹妹，还在同顽症作斗争。她只能躺在床上，护士寸步不离地照顾她。尽管令姨妈饱受折磨的疾病也把姨夫拖入了焦虑和悲痛之中，但他还是尽最大努力让我能在新家庭过得舒服些，试图以此让我从失去父母的悲痛中解脱出来。这足以说明姨夫是怎样一个大好人。
实际上，他误解了我当时的情绪。家里发生的事情的确让我感到震惊，但我面临的情况并不算严重，我并没有因为失去双亲而整日淹没在悲痛之中。我想念死去的父母，其程度就像我想念其他失去的东西一样——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任何我之前熟悉的事物。总之，我不觉得自己遭遇了巨大悲痛。我是一个无情的小野兽吗？曾经，自己真的爱过父母吗？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对我来说，父母离世所带来的悲痛会被某种沉思淹没掉——沉思他们的死亡过程。每当我坐在姨夫家客厅内的火炉旁开始阅读时，膝盖上的书常常被我忽略掉。我会思考“父亲割断母亲喉咙时的具体场景”，而不是“我再也无法见到他们了”。手术刀会遇到很大阻力吗？同餐桌上的熟肉相比，人肉切起来有什么区别吗？当喉咙被切断后，鲜血会喷涌而出吗？还是只是顺着脖子汨汨地流淌下来？我对这些问题感到相当好奇。沉思中的我经常突然意识到姨夫正拍打我的膝盖——他示意我继续阅读。
几乎每天晚上，姨夫都会陪我坐在壁炉旁，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他一边均匀地吞吐海泡石烟斗，一边用眼睛注视着我；同时，他的耳朵也没有休息，时刻警觉着隔壁姨妈房间发出的任何声音。作为书商，姨夫收藏了很多书，但他很少阅读它们。他只看报纸。我常常疑惑他为什么要把这些书堆放在家里，可能对他来说这些书只是相当于衣服或家具之类的装饰品吧。
姨夫已经算是一位老人了，他已经到了退休年龄。除了在家中陪我，他很少出去社交。考虑到他所从事的行业，这种习惯似乎很奇怪。不管怎么说，姨夫应该算是“文娱男人”，这种人通常会有很多爱好，并在此基础上广交朋友。他应该有一个很广的交际圈吧，不过也可能没有。在我刚搬过去的那段时间里，他极少把商业上的朋友邀请到家里来做客。他在商业利益和私人生活之间划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我想很可能是我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改变了之前的生活习惯。他从一开始就十分清楚地向我表明，他不希望我染上他的生活习惯，也不想我过问他的事情。“我在赛马场上的表现还不赖，”他对我说，“但那是个骗人的把戏，通常只有笨蛋才去玩，我希望你能远离这些东西，吉姆1，我了解里面的猫腻！”他从不允许我跟随他去赛马场。仅有一次，我陪他去了一个房间，他在那里雇了一个瘦小的老人做他的办事员。我猜他们去了赛马场。
同姨夫一起生活的头一个月，我的心情比较忧郁，日子像噩梦般恐怖。我会沉思，会冥想，还会做梦—当然，不是白日梦，是在梦中想。我无法记清梦中的全部细节，只知道那些场景会不断地重复出现，影响我白天的想法。同时，在仁慈的、全能的、无所不知的上帝的注视下，癌症正折磨着姨妈。姨夫显得很无助，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偶尔，姨夫会带我去格林威治或布莱克希思散步。一路上，我沉默寡言、郁郁不欢，他却装作很雀跃，徒劳地逗我开心。一天，他突然问我想不想去戏院，对于这个建议能否打动我他显得很没把握——我想他大概觉得父母刚去世的事实会让这个提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还是欣然同意了。我们去了市区。那天晚上，戏院上演了威廉·泰瑞斯 1出演的改编剧《威克斐牧师传》。（我想这是威廉·泰瑞斯先生的首场重要演出。多年后，我还观看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特务机关》，谢幕后，他在位于曼丹小巷的艾德菲剧院后台入口处被刺身亡。）
姨夫似乎很喜欢看戏，不过，唉，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享受戏剧了。演出结束后，我们在返回佩克汉姆时得知，在我们外出看戏的几个小时中，姨妈离世了。可怜的老家伙开始自责没能陪妻子走完她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写到这里，我发现这本书越来越像悲剧小说了。在所有伟大的悲剧作品里，比如《哈姆雷特》、《潘趣和朱迪》，大部分主角都是在谢幕之前被杀死的。到目前为止，这本书还没有真正进入高潮部分，但里面出现过的大部分人物已经被我“杀死了”。现在，姨夫是唯一的幸存者。接下来，我想重点描述一下姨夫、我当时的想法以及情绪上的变化，以此来填补父母遭遇悲剧后到我从姨夫家里逃出来的这段时间内的空白。
姨妈去世后，我们把家搬到了位于新十字路的一栋小房子里。在老家，疾病让姨妈遭受了太多的折磨，睹物生情，姨夫无法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了。他在新十字路附近买了一栋方形小房子，外墙刷有灰泥，很符合姨夫的品味。房子附有一个方形门廊，门廊由两个圆柱支撑着，圆柱之间是一小段台阶，台阶正前方是一个双开门，这个双开门很小，其装饰作用大于实际效用。房子里有两个客厅，中等大小，其他房间非常小。我刚才提到那个门廊，其实更像是一个迷你阳台，我可以轻易地从卧室前面的窗户跳到阳台上——从姨父的卧室窗户也可以跳出来。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其他人也可以经由门廊进入卧室。但是这个门廊很破旧，而且很脏，应该没有人会这样做。也没有人会到房前散步，因为那里没有椅子供人休息。房子后面倒是有一个大小适中的花园，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休息场地。在此我特别提到了那个阳台般的门廊，是因为在一次特殊情况下我发现了它的特别用处。
我和姨夫各占据了一间前排卧室。屋子还有两间后排卧室，其中一间住着女管家，另外一间堆满了衣柜、箱子之类的杂物，还有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的卧室很舒服，家具是姨父从佩克汉姆的老家搬过来的，房间里摆放着我父亲的藏书、显微镜，以及他用过的全套外科手术刀——包括“那把手术刀”。死因审讯结束后，验尸官清洗了上面的血渍，并把它转交给了我。姨夫不想让我继续保留它们，他希望我能够用制造过悲剧的那把手术刀把其他的统统毁掉。
重新回忆那段时光，我觉得姨夫是个很不错的老伙伴，他有很多让人称赞的优点。毫无疑问，对我来说，最大的优点是他那极度的热情。他想尽办法对我表达亲切之情，因此，我有很多理由来对他表示感激。但他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存在于姨夫身上，也存在于其他很多人身上；它存在于当时，也存在于现在，同样也会存在于将来；它看似微不足道，却能让我满腔怒火——他的吃相很粗俗，他把胃当成了上帝，其祷告仪式更是惨不忍睹。
对我来说，每次同他一起进餐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同时也是一个奇迹——我每次都能成功掩饰我的恼怒。早餐，他总能狼吞虎咽掉大量吐司。他特别钟情于吐司，但我们很难在普通家庭的餐桌上看到那种土司。那种吐司很厚（我觉得大概有两英寸那么厚），如石头般坚硬。整片吐司被放进了黄油里，他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攻击”吐司。他把手臂举到肩膀的高度，躺在餐刀上的尸体正滴着黄油。他切肉的方式也是如此，只是使用了更大的力气，餐刀与餐叉同盘子撞击出的刺耳声会让我一直咬紧牙齿。吐司和肉块被他分割完毕后，他开始进餐了，滴着黄油的吐司总能被他精准地送进口中。他喜欢在餐桌上谈话，脸部总是鼓鼓的。谈话时，他的身体总是向我倾斜，手中的餐刀保持立正，嘴里的黄油突破重围流到了下巴处。
因此，每当他人提及“某人正在享用食物”时，我想到的总是姨夫吃吐司的画面。
如果说陪姨父吃早餐是痛苦的经历，那么同他共进午餐便是噩梦，因为午餐的时间更长。他像狮子一样扑向每一道菜，纵情享受每一口食物。他的上下嘴唇不停地拍打，中间伴随着磨牙声、刀叉撞击盘子声。偶尔，他还会伸出舌头舔拭嘴角处的食物残渣。食物的美味能在他的脑袋中徘徊数小时。下午，当我们两人坐在火炉边，或者外出散步时，他会突然冒出一句：“刚才的猪肉真是美味呐！”顺便意犹未尽地摸一下嘴唇。
我居然如此详细地讲述了姨夫是如何“暴殄”食物的，看似奇怪，但对我来说以上并非琐事。我无法忍受他人的粗俗吃相。直到今天，对这种举止我才变得十分宽容。持有这种偏见的不只我一个，拜伦就曾说过，他不忍心看食物滑过美人的嘴唇。现今，总的来说，这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和下层人士所展现出来的餐桌礼仪非常令人讨厌。据我观察，同我年轻时的社会环境相比，现在，人们在餐桌上更加不拘小节。如果我们把在公共场合吃东西的情况也考虑进去，你会更加赞同我的看法。我讲的不仅是去餐馆吃饭，还包括在公共场合咀嚼糖果——有很多女生都喜欢这样做。现在，我最喜欢的娱乐场合是电影院，其展现出的技术和艺术给我带来了不少乐趣，但这种乐趣常常被那些女生持续的咀嚼糖果的声音打断。因为这些令人厌烦的声音，我甚至从来没有安安静静欣赏过一部完整的德国电影。
以上是我步入风烛残年后的故事，算是胡言乱语吧。现在，我想重新回到有着粗俗饮食习惯的姨父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