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和劳动号子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中产生，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流畅上口。笔者幼年时听到的童谣，至今记忆犹新：“嘎挡嘎，拉匣匣，家里来了个老妈妈，脚又大，嘴又歪，屁股像个水磨台。”劳动号子因劳动方式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风格。号子与劳动节奏相配合，多为雄壮有力，气氛高亢，有打夯号子、抬木号子、车夫号子、船夫号子、拉纤号子等。酒曲也为人们日常娱乐常见的形式，汉族的酒曲很有特色，喝酒时猜拳吆唱以助兴。
陇东等地的人们喜欢唱秧歌剧和扭秧歌舞。陇东解放区对当地的艺术资源予以挖掘和革新，编排了许多适合新社会的剧目，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中秧歌剧的代表作是《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在全国影响很大。秧歌舞是只扭不唱，主要在春节表演社火时，群众自娱自乐。甘肃近代各地还有许多地方特色的娱乐形式，如天水等地的小曲，陇东各地的灯影子戏等，都为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为民间娱乐的主要形式。
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性情开朗，热情活泼，唱歌跳舞为其天性，日常娱乐活动更是纵情放达，畅快淋漓，主要有赛马、唱歌、跳舞等。蒙古族喜欢角力，即摔跤，这项活动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娱乐。甘南定居的藏族，日常娱乐不可缺少的内容是“浪”，“浪”在藏语里有露营嬉戏之意。拉卜楞寺附近的藏族，每年都要“浪”帐房，每到夏天，人们带上食品，到野外扎下帐房，下棋、唱歌、跳舞、聊天，住上几日后返回。附近的汉族和回族也纷纷仿效，喜欢初夏时节到野外露宿游玩。今天“浪”在西北汉、回土话里仍然有外出游玩的意思。
3．其他娱乐活动
人们在平日闲暇时，玩益智型的娱乐活动。农村成年人玩纸牌，女子摆牙牌，孩子玩毛蛋、猜谜语等。民间益智型的娱乐活动很有生活气息，以猜谜语来说，民间谜语生动形象，比如算盘的谜面是“四四方方一座城，城里住着两家人，一家不进一家门”。在日常娱乐活动中，赌博作为不良的陋习也流行在一些地方。民间娱乐游戏还有健身型的，比如掼跤，即角逐、摔跤，以力大者胜。每年春节期间人们的健身娱乐活动就更有代表性，比如扭秧歌，正月十五闹社火时打太平鼓等。兰州太平鼓在20世纪30年代就听不到了，近年这一娱乐活动重现。
甘肃自古就有尚武的传统，武术是比较普遍的地方强身健体运动项目，以平凉、天水、河州等地为普及，有拳、棍、鞭、锤等形式。单就平凉的拳来说，就有北少林花拳、四门拳、八门拳、通背拳、陈氏太极拳等。而棍术套路则有燕青棍、梅花棍、十字棍、猴子棍、七星棍、架枪棍、双节棍、条子棍、盘山棍等。鞭最著名的套路有黑虎鞭和白虎鞭。锤的套路也有很多名堂。在农村兴盛各种拳术和棍术，各有技法和套路。民间学武者多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练功，如有的人举石锁、抓泥墩子、拧千斤棒、打砖、推石、踢桩、打千层纸；还有人以在驮水时在驴背上倒立，两臂举双桶，或搬碌碡、背麦捆子，举挑水担子等方法练功。1929年，吉鸿昌将军驻天水期间，在陇南举办了“陇南国术大赛”，旨意是发扬武术传统，强身健体，救国护民。近代许多人习武是为防身需要，回族商人为出行经商方便，多习武防身，不少商人身怀绝技。比如近代“河州三马”的发起人马占鳌、马海晏等都精通武术，名震四方。
二、庙会、山会
庙会和山会是人们的娱乐场所，逛庙会和山会是人们的一项娱乐内容，城乡都比较普遍。许多大小庙宇的庙会活动频繁，以兰州为例，一年到头，从农历正月初一起，各庙宇天天有各行各业的酬神接戏演出。其中，以五泉山庙会的规模最大，这里庙宇多，茶园酒肆遍布，官僚富商花天酒地，直到秋霜染叶红，天气转凉后，又移到白云观、雷坛等地，可以说是有庙就有会，会会必演秦腔戏。民国以来，在上流社会，招待客人看戏成为时尚。在很长一段时间，秦腔和人们的庙会活动分不开，是人们庙会娱乐的主要内容。
再以临洮县北乡的新添镇庙会为例，每年要演三次秦腔大戏，正月十三和九月十三的庙会是农民组织的，七月十五的庙会则是商人组织的。组织者为会长，会长由众人推荐的当地士绅担任，会众要交纳钱粮，会期三天，捐了钱的会众在扎了彩棚，摆了酒席的戏场里看戏。再以合水县来看，二月二日有城南的药王庙会，四月二十八日的城隍会，五月十五的关帝会，期间必有附近村社组织的演出活动。
当时庙会邀请的戏班子唱戏竞争激烈，或点戏，或对台唱。一般来说，在应酬达观贵人时，由官宦点戏，点什么演什么，若点的戏演唱得精彩，演员可以得到另外的奖赏。对台戏是会长为了庙会的热闹，同时请两个戏班子演出，由两班争雄同时登台演出。当时的山陕会馆就有两个戏台，常请戏班唱对台戏。各个戏班子都有自己的招牌戏，名角都有自己的叫牌戏，别人不能随便演，即使演得很好也要拜师后，方能登台演出。一个名演员舞台生涯仅有一二十年，其垄断性的演出很难使后辈创新，只能沿袭其板式和套路。演出时，有专门的“看家”，相当于今天的戏曲批评家，看家有文化，会欣赏戏，坐前排，都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在演出时演员要用瓜子茶点招待看家，散戏后虚心听其点评。据统计，兰州附近郊县寺院庙观大小不下百余座，各个庙会都在年节或神祗的日子举办活动。
庙会的活动有民间、官员、绅士、商家自发组织的；有施主祈神还愿酬神的；有行会以扩大影响举办的。庙会组织的戏曲演出，由组织者提前预约。以民间庙会为例，一般组织者选出举办庙会的会长，由会长请戏，筹措经费，筹划庙会活动，有的对外要收门票，有的对外不收门票。行会、商会请戏班子在庙会的演出一般是公演，不收门票。
除了庙会，还有山会。山会的活动仅次于庙会，有些庙会和山会难以区分。山会有附近乡民筹资组织的，也有地方士绅捐资组织的。甘肃有名的山会有兰州的五泉山会、榆中的兴隆山会、临洮的岳麓山会、临夏的太子山会、临潭的莲花山会、会宁的桃花山会等，几乎各县都有山会。山会的活动也以唱戏为主，山会有戏便能吸引四邻八乡的乡民前来游玩，无戏则比较冷清。庙会、山会期间，附近商贩云集，商贸繁荣。有些庙会和山会的组织者借机向摊贩抽取费用，借此大发横财。
三、新兴娱乐
近代新的娱乐形式率先兴起于城镇。这些新的娱乐形式，丰富了城镇市民的娱乐，其兴起于国民军西进时期。国民军到来后，提倡新的生活风尚，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使地方风气为之一振。在省城，积极致力于城镇新气象的建设，将原来庄严寺改成民众教育馆，原来督军公署的后花园改为中山东园（今甘肃省政府后园），省长公署衙门的后花园改为中山西园，并在里面设置了许多供人们游玩锻炼的近代体育设施，如秋千、篮球场、双杠等。这些原来只有官宦才能享受游玩的花园，全部改为公益性的娱乐场所，不能不说是社会的进步。同时，在民众教育馆还进行文物展览、自然标本展览、土特产品和绘画展览等，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寻常的事情在当时已经是很新奇了，是破天荒的新鲜事。当时薛笃弼省长还在中山西园教儿童唱《苏武牧羊》的歌。公益性娱乐场所的出现也刺激了地方的娱乐活动，兰州城隍庙原为民众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里逐渐成为市民娱乐场所，内设茶园，有棋牌等娱乐活动，也有大鼓、京戏、清唱、说书等艺人的演出，热闹至极，是当时兰州最热闹的民众娱乐场所。
国民军还带来了新的话剧演出形式，有专业团体和各学校的表演，当时国民军内就有专门的话剧演出团体。话剧作为新的演出形式，因场地随便，道具简单，传入甘肃后，发展很快。首先在学校流行起来，各学生纷纷组织话剧演出社到学校或外面演出，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当时兰州著名的话剧演出团体是由省外留学生抗战团、青年抗战团和省妇女慰劳会联合组织的血花剧团，血花剧团的团歌是由王洛宾作曲、塞克作词的。这些新的演出形式为地处边远的西北带来了新的气息。
近代新兴娱乐对社会最有震撼的是电影的出现。1895年12月28日世界电影诞生，之后迅速向全世界推广发展。20世纪初传入我国沿海地区，约10年以后，传人西北内陆城市。1918年秋，武威富商韩子瞻花重金从西安请来电影放映师，在兰州皖江会馆首场放映，引起极大的轰动。后因片源问题而停止放映。但韩子瞻本人则在此次电影放映中名利双收。1926年甘肃省教育厅筹办兰州民众教育馆，内设可容纳200人的露天电影放映场，这是甘肃最早的官办电影放映场。与此同时，私人电影商人相继进入兰州市面，并常租赁这个唯一的露天电影院进行放映。1932年，甘南人王佐卿在兰州建立首家私家电影院，名为新民电影院，片子从上海联华影片公司引进。后因片源难继，观众逐渐减少，历时三年后，不得不歇业。电影作为新的娱乐，刚出现时，人们的观念对某些做法还难以接受，规定男女不能同时观看电影，故只能白天放映男场，晚上放映女场。以后兰州又出现了几家私人电影院，其他城镇也先后出现电影院。到抗日战争时期，甘肃各城镇的市面呈现为畸形繁荣，私办、官办、军办的电影院相继出现，1939年，全省新开张了8家电影院。兰州较有名的电影院是绿洲、胜利、金城、兰园等。当时省立民众教育馆和国立科学‘教育馆也常放映一些宣传科学和教育的电影。
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兴起后，沿海的电影工作者也将目光投向了西北，关注西北。1939年，由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郑君里率领一行人马到西北拍摄《西北特辑》，完成后改名为《民族万岁》。其中摄制了大量各民族支持抗战的动人事迹和地方的风土人情，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是我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介绍西北的影片。
电影作为近代新的娱乐形式，最初在城镇放映，以赢利性的私人影院为主，只供上层达官贵人和少数城镇市民观看娱乐。放届初期，其面临的问题很多，最大的问题是片源难以为继，引进一部片子轰动之后便趋于沉寂。最初片源基本由到外地经商的商人顺便携带，抗日战争后期才出现了两家专门经营片源的商人，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然为两家经营。其次是放映院的秩序难以保障。许多地痞流氓肆意闹事，起哄打架，影响了电影的正常发展，电影院常有藏污纳垢之嫌，普通百姓难以接受。当时，官办和军办的电影放映机构，大多免费为军政人员放映，不允许普通百姓观看。电影作为近代新生事物，虽然最初只供少数人欣赏，但它仍然在向大众娱乐的方向过渡，反映出社会在娱乐方面的进步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