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远房的姨娘，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大眼睛，瓜子脸，下颌微微有点尖，说话的时候一翘一翘的。她梳两条大辫子——那个时候姑娘的流行发式——油黑油黑的，阳光一映，乌亮乌亮。我小的时候，喜欢玩她的发梢，把发梢再编成小辫子，用麻绳扎上。
姨娘不许我用麻绳。
我问为什么。
姨娘说，咱家又没死人。
那以后，我知道，家里死了老人，女孩是要扎麻的。
姨娘天天早晨三点多就起来，去甸子上给猪打草。姨娘说，猪吃了带露水的草，长膘；猪长膘了，到年底就能多出油，村邻想买，也觉得合算。夏天的早上，天蒙蒙亮，我在迷迷糊糊之中，知道隔院姨娘家的门开了，紧接着，是院门开了，猪哼哼地叫上两声，狗也轻吠，讨好似的在院子里跑两圈，复又安静地趴在窝门口。这一定是姨娘起床了，她要去打草了。她穿了一双旧布鞋，去的时候是干的，等回来的时候，鞋便湿透了。
姨娘初中毕业，在村子里算是有文化的人，如果不是舅舅当队长，她一定能当上村里的妇女主任。之所以不能当，完全是为了避嫌。姨娘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公社修国道，她是我们村“铁姑娘队”的队长，执掌着一面红旗，在风中猎猎如炽。
她爱笑，一笑村东村西都能听到。
就这么一个人，后来却疯了。
说她疯了，其实并不可怕。她一不骂人，二人打人，三不满街走。只做一件事，坐在家里的炕上，一双一双地做鞋。她不说话，七年不说一句话。她像一个关闭的盒子，锁锈死了，谁也打不开。
姨娘疯的原因很简单。
她去甸子上打草，遇见了给队里放马的旺生。旺生三十岁了，尚未婚娶。原来，她老娘还活着，可前一年的初冬，老娘也没了。他家在村子的中间，三间小草房，还是他爹留下来的，那房子很矮，苫房的草都已经黑了。他一个人，不怎么起火，多半和生产队的更夫一起吃住，他俩吃炒黄豆，喝酒，晚上比着赛地放屁。
更夫年轻的时候去过关里，见的东西多，经常和旺生讲女人。
他讲南方的娘们儿。
“你吃过豆腐吧？”他问旺生。
“豆腐谁没吃过。”旺生回答。
“那南边的大闺女，一个个就跟豆腐似的。”更夫的口水几乎流下来。
旺生闭上眼睛，头感觉晕晕的。
想想也是，两个光棍，晚上躺在一铺炕上，不谈女人谈什么呢？
旺生原来是个心里挺干净的人，这一回，让更夫给污染了。
有些事情发生，是偶然，也是必然。姨娘去甸子上打猪草，忽然内急，就跑到甸子边上的玉米地里小解，小解完了，抬头之间看见了玉米地外边的一双眼睛。旺生像是傻了一样半蹲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姨娘的私处。姨娘从未经历过如此的尴尬，一时间，整个人也被惊惧给僵住了。姨娘不能动，旺生却疯了一样冲过来，他像豹子似的把姨娘压在身下，几乎不费力气地进入了她的身体。姨娘的大脑一片空白，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醒来时，发现旺生还坐在田埂上，头低在两腿之间，一口一口地吸着旱烟。他的手一直在抖，以致抽烟的时候，几次把烟头触到了鼻子上。姨娘醒悟过来，她披散着头发扑上去，没头盖脸地撕打旺生，旺生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任姨娘发泄心中的悲愤。
姨娘打累了，整个人又瘫在那里。
旺生说：“我娶你。”姨娘不能说话。
旺生说：“我投案去。”说完，猛地站起来，大步出了玉米地。
旺生到公社自首去了，他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不知为什么，姨娘说死不告他，弄得公社的人也不知所措。村里人对旺生和姨娘的事议论纷纷，对姨娘更是指手画脚。姨娘突然就足不出户了，她由一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变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的“哑巴”。她把头盘起来了，在我们那地界，头发盘起来的女人，都是已婚女人，姨娘这么做，无疑主动告诉人家，她已经不是一个姑娘了。
她究竟要干什么呢？
七年的时间说过去就过去了。旺生刑满释放，顶着一个光秃秃的脑袋回来了。令旺生说死没想到的是，七年不出门的姨娘竟然到村口来接他了，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说过要娶我，你说话得算数。”“我……”旺生哑口无言。
姨娘和旺生的婚姻可谓是我的亲族中最奇特、最怪异的了，他们没有孩子，一辈子就两个人，不说话，不吵架，不同床，只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就算这样，旺生，也就是我的姨夫也感到很满足了。1998年，姨夫患了癌症，是姨娘一直伺候他，把他伺候到死，临死前，他说了一句话：“下辈子我还娶你！”姨娘没说什么，只是用手轻轻地合闭了他的双眼。
那以后，又是三年的时间，这三年里，姨娘的老毛病又犯了，她足不出户，一双一双地做鞋，她的一生做了许多鞋，可惜，这些鞋姨夫一双也没穿过。2001年，我的姨娘也死了，她的坟孤零零地埋在了南梁。
她在地下能见到旺生吗？
见到他，她会说些什么？
你也许会问，姨娘既然等旺生了，为什么不同床呢？
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