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在Z的后面加一个“君”，思来虑去，觉得不妥，这里的“君”虽不代表“君子”，只是对人的一个尊称，但用他身上，也十分过分了。前几天，我和我的朋友景昌猷在一起小坐，他说，Z又进了监狱，而且这一次判得很重，怕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听了他的话，心内充满叹息。
我原来并不认识Z，后来，是经过他爱人的介绍才熟识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我陪一位老师往辽宁讲学，由此，认识了Z的爱人。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正处于热恋之中。因为我来自她对象的老家，所以，她对我格外地高看一眼。因为这层关系，曾一度我们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她来长春，我们联络上了，也就结识了Z。
Z长得很有特点，大分头，长脸，厚嘴唇，目大无神。个子好像也不矮，说话瓮声瓮气的。
好像我们认识不久，Z就结婚了，他们在建设街附近租了一个小屋，过起了简朴的日子。初看Z，应该是憨厚朴实的，虽有小聪明，但并不伤人。谁知，仅仅两三年的工夫，他整个人都变了。他有机会买一个二手房子，手里差三千元钱，便向另外一个朋友借（Z是我介绍给长春的一帮朋友的，所以，我对此事应负连带责任，所谓交友不慎，遗害无穷），朋友当时投身商海，身上总有一些余钱，他张口了，不能不借，就慷慨地借了他三千。不料想，借期已满，Z却毫无还款计划，并且言语生硬，竟做放赖之举。这是他与我、我们交恶的开始。
那以后，便不大联系了。
又两三年，Z和爱人也离婚了，一个人在外面游荡。
陆陆续续知道他的一些事情——他和一个开小饭店的女人在一起搭伙，基本上靠女人的经营收入维持生活。那个女人的家离城区很远，他为了找到这个女人，竟然步行几十里路。他这么急找这个女人干什么呢？是爱情的力量，还是要找一些钱花？这就不得而知了。不久，又听说他和文联的一位老师合伙开白灰厂，生产什么新涂料，那位老师集资10万元，交给他全权经营，谁知，厂子没开起来，钱也不翼而飞了。
Z准备离开这个城市了。
好像不离开也不行了，他在这个城市什么也干不成了。
临行前，他设法弄了一些钱，弄这些钱的目的只有一个，离家在外，总要有一些船资吧。
他的伎俩很高明。
他如果想找谁，必先打电话到对方的单位，确认此人不在，便匆匆地赶过去。他坐在此人的办公室里，焦虑，叹息，来回踱步，一再追问此人的同事，他要找的人什么时候能回来。
同事问：“您找他有事？”“有急事。”紧接着，他的脸便苦下来，眼泪也快落下来了。他父亲病重，他要赶回去探望，但是手边一点钱也没有，想找朋友借一点。
同事见他如此着急，便动了恻隐之心，主动拿出几百块钱，让他先用着。
他千恩万谢，自此“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Z离开了长春，去北京发展了，他办了一个广告公司，网罗几个人，四处拉广告，大家干了半年多，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公司眼看着要黄了，Z却趁着大家不注意，把公司唯一的一部传真电话偷走了——在这个公司里，这部电话是最值钱的东西了。
Z的爱人，也就是我在辽宁认识的那位朋友，本来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诗人，自从和Z离婚后，她似乎再也没有写过诗。想想也是，Z走了，把孩子留给她一个人，她除了勤勉地工作，哪里还有写诗的激情呢？她一心在工作上，还真做出了骄人的业绩，现在是某区教育部门的中层干部，主管一个科室的业务，很受领导的重视。Z的孩子也长大了，应该读大学了，这一切，都是Z不能预见的吧？
说实话，我很同情Z，最初的他，也一定是想把生活过好，谁知，一不小心，走到邪路上去了，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定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以致不能自拔。如果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能咬牙挺过来，或者，换一个思维方式来面对一切，正视一切，他的道路也不至于扭曲到这等地步。
真是应了那句话，人间正道是沧桑。
有时想到Z，我的内心很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