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兴隆乡公所，乡公所大门紧闭，并无人迹。我的同学袁代英给我介绍认识了乡长刘得贤，刘得贤把我接到乡公所，说：“贵党来接收乡公所，我们立即办理移交手续。”于是就叫来一位名曾富之的干事，准备移交了事。我看情况不好，就拉他们去喝酒，喝酒中闲聊，拉近关系。我认真回答刘得贤想要知道的县城解放方面的问题，并向他指明前途，鼓动他办点粮食给起义部队，使地方不受扰乱，建立功德。刘得贤表示愿意配合我工作。于是我们便讨论粮食的来源，刘得贤说：“一是有四仓积谷，二是可以按往年的田户预借一点，明天召集各保长前来开个会，大家动手，事情就不难办了嘛！”我听了乡长的这番话，便称赞他说：“这次我这项差事就要依靠刘乡长做主啰！”按照这些办法我们行动起来。那里情况复杂，工作困难、艰苦、危险。在征粮过程中，我屡被国民党军殴打，但为了中江各级人民政府的奠基事业，我忍辱负重，忠实地努力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我们弄来了一些粮食集中在伪征收处，挂上临时仓库的招牌，并出安民告示：此粮“暂时供给当地军需民食”。不久，解放军到达兴隆，派来了军事代表。县城派来了正式征粮工作队，我就只管收发粮和账目，不管催粮的工作了。曾敬候因病退职，由我接管伪征收处，改为县仓库派出仓库。这里的国民党军通过改造向解放军交了武器，社会秩序便比较安定了。在中江县第一次扩大干部会上，我被选为第一名模范，在大会上受到中共中江县委陈秘书的高度赞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一枚和奖品奖励。会后县委任命我为冯店区粮食仓库主任。
（此文根据谢震1986年所写简历修改。谢震，已故，原系农工党川北支部党务执行委员；整理者周时秀，系农工党四川省委调研员，已退休）
罗任一同志的川北之行
何大显 敬文温
早在1948年，彭大元同志即在三台、中江、南充、射洪、遂宁、安岳、成都等县市发展中华起民社组织，取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之意。起民社原由资中蔡军识发起，谢震、向春海、何树人、秦国安等同志就是那时参加的。那时彭大元同志身穿白土布裤褂、头戴草帽、足踏“水爬虫草鞋”（一种极粗糙和廉价的草鞋），怀揣几个粗粮馍馍到处为革命奔走的形象，我至今记忆犹新。
彭大元同志在川南经罗任一同志吸收入党后，罗任一即指示其在川北发展组织，并嘱其携回《中华论坛报》，同时，指示敬文温据此宣传农工党的历史及现状、政治主张、先烈邓演达事迹，以适应革命形势需要，并经罗任一同志批准，以中华起民社作为农工党川北外围组织。
1948年4月下旬，彭大元、敬文温、杨克己等同志研究决定：派我持彭大元的手书迎接罗老来川北主持工作。
我奉命来到成都市中东大街大川银行找到经理曾静波，曾次日便和我在华华茶厅找到了罗老。等了三四天，罗老说还要去西康。曾说：王陵基正捉拿你，还是早去川北为好。次日即步行离蓉。农历四月底已经赤日炎炎，我们步行百里，来到赵镇（即金堂县治）。罗老持一记者证，自称罗又玄，是《华西日报》记者，将去中江、三台一带采访云云。
我们次日中午即到达中江的兴隆乡。我惊讶这位年已五旬、有点发福、个子不高的中央委员竟能走过上七、下八、中三里的山王庙，而且对这匪窝窝无所畏惧。
在兴隆乡会见了中江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周保成，周是敬浑如的朋友，这个办事处主任蒋字斋不大管事，下面有三个中队。周的政治态度较为开明，立即又介绍了乡长林尧生，这可是个混世魔王，据说他的烟土和枪弹都用仓库装，可号召人枪上千。他对罗老表面上也十分礼遇，对其策反也满口应承。
按照大元的安排，第三天到达牛场（即今之永安乡），住宿于乡下的舒畅同志家中。舒系高中毕业，当时在教书。第四天到达中江柏树乡（解放前以街心为界，分属两县，中江、三台各有一个柏树乡政权，解放后才完全划归中江），宿于钟子云同志家。此人做过几十年的小学教师和校长，擅长中医，因做事匆忙，言语急促，故人戏称为“钟忙”，为大元岳父钟子丰之长兄。
第五天到达向春海同志家中住下来。大元为此发出通知，嘱有关同志在端阳节前的一天在慈云寺面见罗老，聆听指示。
罗老十分平易近人，对同志非常热情，讲革命道理深入浅出，有惊人的记忆力。对我们这些后生小子也很礼貌，甚至也同我们一样叫彭大哥，使大元很难为情。
罗老坐在一张十分破旧的八仙桌旁，手里拿一本地图。敬文温、彭大元、杨克己、谢震、向春海、秦国安等同志围坐一圈，彭汉慈和我则穿着白土布裤在门口当警卫，钟铁侠、彭汉等则在大门外放哨。
罗老严肃地说：“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解散民盟，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党派。我党早已转入地下活动。根据我党在香港举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和壮大我党川北组织及其外围中华起民社，以团结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工农民众，动员他们参加武装斗争，和中共并肩作战，策应解放。我们的策略可以总结为一句话：虚张声势，闷棍打狗。我们一定要尊重解放军，和他们紧密配合，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指导，否则我们将一事无成。如已解放，我们的武装要服从他们收编，不得与之争帮，这是中央决议，不得违反。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策反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一句话：讲清形势，指明方向，晓以大义，动之以情。”
罗老说完后站起来庄严地宣布：现在我代表党中央指定彭大元同志为农工党川北组织负责人。敬文温同志协助他，并负责宣传工作。杨克己同志负组织责任，谢震同志协助他，并负责青年工作。向春海同志也共同协助。即将建立的川北人民自卫军临时军区，由罗任一同志任政委兼司令员，彭大元同志为副司令员。当司令员不在川北时由副司令员彭大元同志代理。
中午桌上摆了两碗玉米粉蒸的肥肉和几碗蔬菜，大元抱怨他爱人钟晓梅同志做的菜太辣。但罗老竟能举箸大吃肥肉和麦饭，令人羡慕不已。那时夏天苍蝇很多，入夜则蚊声如雷，某个老太婆一夜能用头发拴十多个跳蚤；红苕就是要吃十个月的主食；残灯无焰的桐油灯是唯一的照明工具；酱油、醋被认为是奢侈品，走的是地无三里平的山路。罗老这样一个老一辈的革命家能来到这里，并安心住下来，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老从那天以后，天天来到慈云寺训练干部，给他们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每天来听课的有三五十人不等。
好景不长。四川省政府派了个姓李的视察，随带四名武装侍从到中江柏树乡，并通知两个柏树乡公所约同有关人士一同前去。说是柏树乡下的慈云寺聚集了百余异党分子，蠢蠢欲动，特来调查。所幸杨克己同志利用与杨缉光的家庭关系，暗中听到消息，已通知罗老等转移了。
次日大元叫大显护送罗老到唐庆蕃同志家。唐庆蕃有两千余亩地，乃柏树乡之首富，他一见罗老，大吃一惊，说道：王陵基已下密令到了中江柏树乡，捉拿罗老，还是早日离开中江县境为好。两天后罗老又回向春海同志家中，唐静秋建议转移到三台西平区观音场，因此罗老又先后转移到西平小学校长冯海山及钟训芳、冯胜志等人的家里居住。
当时西平有个名叫兰继文的人，是个浑水袍哥，有人枪数十，名为保商，实际上不过护送大烟贩子和某些商旅通过某些地段而已。罗老在此时也对其做策反工作，嘱其参加大元、沚琪领导的游击队。此人诺诺连声，说是只等解放军入川，即配合行动云云。
转眼到了秋天，罗老又从西平转移到三台上新乡，策反乡长张梓范和乡队副张德新（即张泽）。张梓范对罗老毕恭毕敬。口口声声愿为党的事业、为人民解放事业出力，并提出入党要求，罗老答应考虑。此时张梓范还对来上新乡迫害罗老之特务彭正湮说，如果你在上新乡所属地带，动了罗某一根毫毛，我就对你不起云云。并严密注视着他乡公所的一个队长张坤，这个人也是特务。但不久张梓范接受了解放军川中纵队司令员青瑞麟、副司令员寿济川的委托状，担任支队司令员后，就不再与川北组织联系了。
罗老在上新住了一段时间，又到双龙桥（当时属三台柏树乡，现单独成为三台幸福乡）策反土匪王标榜，这人也有人枪十余，满口答应。在他家过了中秋后，转赴三台古井乡，对钟伯漆进行策反。钟伯漆与钟子惠联宗，对罗老也很礼遇，口称愿尽绵薄之力。此时罗老住于何树人家中，树人之父何成壁系古井乡队副，自然为之努力奔走，树人同志也十分出力。
罗老由古井而幸福，再次返回向春海同志家住宿。此时解放战争局势已进一步明朗化，故三台的黄保中、邱楚楠，中江的黄肇臣、陈吉卿等都派人或自己前来表示愿意听从指挥。
罗老还到中江通山乡策反伪乡长陈子栋及陶少年。这两人也到春海家谒见过罗老。罗老还发展过一个叫郭敬如的袍哥管事，作为起民社社员。
中江仓山镇还来了个姓蒋的邀请罗老到仓山，此时解放战争更是势如破竹，顾不上到仓山。农历九月罗老又从上新乡的灌子寺（大元率领的游击队驻在那里）步行到西平时，解放军已解放中江。罗老即匆忙地布置了王沚琪的武装要与大元的游击队密切配合。然后又到古井、转双龙（幸福）而返柏树春海处（那时属中江柏树，解放后才成为左会乡所属），而再度经兴隆乡时林尧生更是十分恭敬，口口声声要与大元配合，打好迎接解放军的游击战。我送罗老至成都中东大街曾静波处时，解放军已从川东入川，罗老结束了川北之行。
我寸步不离地侍从罗老五月余，总算保得将军去，保得将军回，得到罗老给的联络点和立即准备迎接解放军，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信后，赓即赶回上新，向大元递交了联络点和指示后，就留在上新大元的身边。
（作者何大显，系中江县柏树乡龙寨村九社社员；作者敬文温，系旺苍唐家河煤矿诊所医生。本文成文于1996年）
推动筠连县解放工作经历
苏路人（心端）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解放军川流不息地从长宁、珙县经过，国民党在四川的盘踞政权一个个崩溃。国民党军统局要员、四川省交警十二总队少将总队长田动云，在宜宾地区沐爱县（1953年划入筠连县）一带组织起“反共游击军”。所属长宁指挥所许亚英部退驻高县庆符镇，地处川、渝要道的筠连县县长杨增高弃职潜逃。当时，我是农工党筠连县负责人，在筠连县处于无政府状态下，我布置在筠连县民教馆工作的农工党员孙永洪每日公布四川省各县解放的消息，宣传解放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的实际情况，以纠正国民党特务分子的反动宣传，安定人心。同时，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詹天浩、苏重洋商议解放筠连县，以待解放军来临。他们联络邻县，借用邻县武力并策动本县武力进行解放工作。由詹天浩、苏重洋赴沐爱县带领沐爱解放军团队赴筠连促成解放。我派向奎、胡泽霖为联络员负责传达消息及刺探国民党军情况，再派人策动警察中队分队长及警长反对其中队长（系国民党特务），以接应沐爱团队来县城的准备。我负责经常与各革命阶层保持联系，做安定社会秩序、保护公物等工作。12月16日，得到沐爱解放军次晨拂晓到达的消息，我们即连夜会同民革、民盟负责人拟定张贴欢迎解放军标语，提高了群众欢迎解放军的情绪。18日，沐爱解放军到达县境，警察中队由已被策反的分队长率领接应入城，宣布解放，未鸣一枪，鸡犬不惊，社会秩序安定，公私财物未受损失破坏。19日，成立筠连县人民解放委员会，我被推荐为委员。24日，我被推荐到城区一、二两中心校宣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新民主主义。1950年1月，与民盟合编《二小校刊》（用油印）宣传新民主主义，报道地方解放消息。1月8日，郭洪太县长率人民解放军来县城，对县中社会秩序之安定，公私财物之未受损失破坏极为满意。次日，筠连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作者系农工党筠连县负责人。本文成文于1950年1月）
解放前后革命活动二三事
吴兴超
我作为农工党的一名党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几十年的革命工作中，不断锻炼自己，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微薄的贡献。
1949年，成都临近解放，当时兵荒马乱。农工党成都地区“临时整理工作组”组长王兴智派人通知我，要我做好人民财产保护工作，迎接解放。当时，我担任成华大学事务主任，有一定的条件，也是职责所在，于是我搬到学校去住，将七八个工友组织起来，和总务处的同事们，把学校的图书、教具及房产清理看守好，防火、防盗、防抢劫，安排好师生的食宿，日夜不停地守护着学校的一切，以待解放后把学校财产完好无损地交给军管会。事后，我体会到：革命使命和一般职责不同，干劲和牺牲精神，二者相差甚远。更使我认识到：财产是人民创造的，任何时候都应爱护。
成都解放时，我们敲锣打鼓，迎接解放军进城。我第一次看见解放军整齐威武的队伍，听到那嘹亮雄壮的歌声，精神为之一振，敬佩之情油然而起。这年的冬天，天天都是太阳高照，真是“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们大声歌唱，浑身是劲。成华大学驻有一连解放军，我们尽力为他们提供食宿条件。解放军也处处帮助学校，大家一齐劳动，一齐歌唱，军民鱼水情，初有体会。
1950年，农工党临时整理工作组派我到川西区党委文工团学习“四大任务”的政策，随后到华阳县工作，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工作。我在黄龙溪工作时，由于土匪猖獗，在“征粮”工作中，工作组人员随时有挨枪的可能。我和南下干部一道，向他们学习，发动农民，依靠农民，顺利完成了工作，真正锻炼了我，使我认识到：打下人民的江山不容易，建设保卫人民政权又何尝容易？因此，我们每一个民主党派党员都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历史推向前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1951年，我在农工党临时整理工作组工作，在统战部的领导下，学习革命理论及时事政策。我读完了《干部必读》12本，多次参加了学习讨论会，聆听了许多人的发言后，我茅塞顿开，进一步了解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认为革命理论是必须学习的，共产主义是必然归宿，有信仰才有方向，有方向才有力量。
我参加农工党40多年，在中国共产党和农工党组织的教育下，我成为高级教师，多次评为先进，今天过着幸福的生活，十分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农工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决心为祖国建设奋斗终生。
（作者吴兴超，已故，原系农工党成都市委干部。本文成文于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