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星期三。下午我来到安昌镇政府，见到了忙碌中的曾秀军副镇长。在安昌采访这几天，杨辉镇长让曾秀军给我安排了住处，给我解决了住宿问题，因此我非常感谢。
自称“安县安昌镇末代党委书记”的安县政府办主任陈鼎，4月21日曾深情地谈起了安县与北川的睦邻友好关系。“安县和北川，大山深处的两座小城，好像一对亲兄弟，平日里互敬互爱，灾难中相濡以沫，相扶相持……”
北川县政协副主席王成如也认为，遭到地震和堰塞湖双重劫难的北川人，在生命凋谢、家园被毁、财产尽失、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与他们世代紧邻、和睦共处、通婚通俗的安县人，同样遭受了巨大灾难，却毫无怨言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以博大的胸怀接纳了北川，成为安置受难北川人的“避难所”，也成为支撑他们重新站立起来的那根坚强的“拐杖”……刚刚划归北川县的安昌镇党委、政府、武装部，都在安昌（当地人习惯把安昌也叫安县）一栋经过加固的大楼里办公。这栋楼同时也成为北川县人事局、环保局、人口与计划生育局等多个单位和部门的临时办公地点，连狭小的院落里也搭有临时板房。
精干的杨辉镇长正忙着安排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从5月份开始，我们的工资将由北川发了。”他说，“这一年来感触太多、太深，抢通水， 24小时服务……震后7天我没有合眼，既是组织者，又是救援者，也是志愿者。安昌那时一下子聚来北川人、高川人四五万人，还有全国各地的人，十几万人啊，那难度可想而知……”
“去年4月28日，安昌的建筑被省上定为川北民居。”他感叹，“但地震突然来了，一切都乱了，工作停止了，第一时间是救助，第二时间是安置。到现在，安昌接纳安置北川灾民3000人以上，加上北川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上万人。”
45岁的安昌镇党委委员、组织员刘云福，分管交通、农业、农村水利、畜牧、渔业。他说，原属安县的安昌镇除了街道居民，还有20个村、197个村民小组，原来共5万3千人，面积104平方公里，农业人口2。7397万人，农业户数10162户（2008年年报实有人口）。
“地震后这里安置有北川漩坪等地的灾民。去年9·24洪灾后，因新的地质灾害又安置下来不少人，现在全镇有近7万人，。”刘云福说，“地震中受灾的川王村8组、9组在山上，地质灾害造成有1－2米的大地裂口，长达几公里。”
安昌镇副镇长兼党政办主任曾秀军，分管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多项工作。他正忙着起草修改《安昌镇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办法》。
“那段时间，正在搞机关效能建设。我们镇机关工作人员有40人左右，那时因效能建设，一般1点多上班。”曾秀军说，“14点28分，我正在4楼办公室赶材料。一个同事说，地震了。我还在埋头写东西，没觉得，第二波来得凶，吓得我和同事王世蓉、肖顺和赶忙跑到厕所躲避。王世蓉被吓哭了，我连忙安慰。第2波和第3波之间停顿了10多秒，在楼上时震得特别凶，楼板直掉灰碴，大家都吓得发抖，不知所措。楼上还有一个同事马文清，当时他在那边办公室迅速往下跑，没跑到二楼又震了，只好继续往下跑……”
曾秀军：地震发生时，在家的领导、镇党委副书记赵刚立即组织大家集中在空旷地带的一个篮球场，避建筑物。我们马上安抚受到惊吓的人群，并向外联系，电话手机都打。这时只打出去两个电话，打给了镇党委书记赵显福，还有镇长杨辉，然后通讯马上中断了。那时他俩在福田村，与安县有关部门正协调一个农业项目。我们选址在那里搞项目，协调用地和周边关系。
福田村离安昌15公里左右，要经黄土镇，10分钟就可赶回来。他们很快赶回来了，马上召集干部、职工通报地震情况，马上安排干部职工分片到各村社、社区、学校、企业、医院等查灾情，就近接受人员伤亡报告，要求5点之前必须回政府汇报情况，以便统一向县上汇报。镇干部只有个别人轻微受伤，村管所干部李东从楼上下来时腿部受伤。我是党政办主任，在家协调、服务、汇总情况，哪里都去不了。
我们马上召集在家领导成立抗震救灾指挥部。那时没有干部在外出差，所有干部都在短时间内赶回镇上，听从指挥。指挥部设立了几个组如综合协调组、灾情调查排危组、卫生防疫组、宣传文秘组、综治维稳组、救灾物资管理组。根据各科室职能，将人员纳入各组，统一协调指挥。
安昌城镇水、电、气、通讯很快断了，处于瘫痪状态。房屋大面积受损。南河桥是危桥，后来部队用战备钢桥加固，彩虹桥—安州大桥成了危桥，修了便道。不断有居民受伤、房屋倒塌、被埋的消息传来，我们就组织对灾情作详细调查，对伤员进行抢救，简单安置。
当晚组织了治安巡逻组，所有干部编组通宵巡逻。因居民都跑出，商店、居民家都空无一人。我们组织上街治安巡逻，给居民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防止了入室盗窃等治安案件发生。在整个抢险救灾期间，全镇未发生治安刑事案件，基本做到了秩序较好，人心稳定。
当天晚上所有参加巡逻的人，13日又都投入紧张的工作中。物资、粮食短缺，水没有，我们马上把情况向上反映。因我们处于北川必经通道，北川从擂鼓下来的灾民不断涌来，部队、政府部门、抢险队伍、伤员也不断涌入，很快就增加了几万人。13日，我们在原安县中学操场建立了一个医疗救治站。北川救下来的伤员首先就在这里救治、处置，又马上疏散到九洲体育馆。
我们安昌本身受灾较重，一方面做好自身的抗灾，另一方面为北川灾民伤员服务，为他们的抗震救灾提供帮助。当时所有商店不开门，买不了东西。我们镇政府就派员协调服务，保障物资供应。
很快，北川的临时办公地点迁移到安昌。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协调、治安、防疫、排危等。经过协调，北川县委政府（北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地点先定在天龙宾馆，后转到原安县职中和党校，也就是现在的位置。北川重建党工委、山东援川指挥部还一直在那里高效运转。
13日到15日那几天，干部们都没吃的，无水无电，有吃的也只是干粮。为了全身心投入救灾工作，我把妻子和女儿安置到东升村的岳母家里。我在指挥，所有的干部在前线，都对灾民做解释安抚工作。救灾物资装车、卸车，派发量大。物资少，而灾民多。城镇人口两万多人，这段时间达到五六万人。街道、河堤上全是人，全是临时性的帐篷，人民公园更是水泄不通，空气中都飘着汗臭味。车多，灰尘大。好在5月14日部队开进来，要不是部队开进，所人有都累趴下了。
到了晚上，干部们在长条椅上休息。只有一两张椅子，其他人只好坐地下，在水泥地上躺。第二天找了把遮阳伞，第三天扯了彩条布，搭了个临时的指挥点。所有人那几天晚上都住这里。
在5天中，我没能回两公里外的东升村看妻子和女儿。岳母家的房子全部垮了。岳母买了彩条布搭了个棚子。我弟弟曾秀华在江油水泥厂上班。我们联系不上，他骑摩托车过来看我们，说他的房子也倒了，嘱咐我们注意安全。
震后关键是防疫，我们组织了每个社区、村社、单位的防疫小队，进行消杀，不留死角。其次抓好治安，干部分组到村、社区巡逻，维持治安秩序。第三是排危，有的房子的楼堡危及到居民、行人的安全。地震没倒，但余震不断，担心再掉下伤及无辜，于是排危成了艰巨任务。
安昌整个镇区104平方公里，地震后大量楼房、住房需要维修、加固，任务艰巨。压力更大的是安昌镇，由两三万人一下子变成了七八万人，吃喝拉撒都成了问题。那时所有住房没办法住，涌来的灾民有相当一部分是投亲靠友的，有北川的、高川的、茶坪的，他们只好住在街道上。我们政府就调集帐篷，把他们作为当地居民一样安置。街道住满了，只好找空坝和相对安全的院落。我们还采购了一些干粮、水、奶等，对这些灾民按当地常驻人员一样派发。我们在安州大道两侧挖了10多个旱厕，解决大家的如厕问题，还接了几十公里长的临时水管，解决灾民的用水问题……现在想来，那时有多难！
其实书记镇长最辛苦，赵书记家和杨镇长家在安昌，却以指挥部为家，自己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上下物资，太累了。赵书记累得嗓子发炎说不出话，边打吊针边指挥工作。杨镇长遇到群众反映问题，马上到现场解释、化解、疏导，稳定情绪，这些工作都做得很细。
我们半夜三更就在街上巡逻。有一天晚上下雷阵雨，接到村支部书记苏才刚的电话，说裕清村三、四社还有一些村民住在山上，雷阵雨将引起滑坡，相当危险。赵书记、杨镇长马上拿着手电打着伞，带人上山。路非常陡，车从黄土镇到裕清，就没办法走了，只好互相搀扶往山上走。有的穿皮鞋，有的穿胶鞋。副镇长李国炳的鞋子都破了。黑咕隆咚的，大家爬了一两个小时才到山顶，这里属于地质灾害多发区。他们搀扶着，背着，冒着瓢泼大雨把100多村民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
9·24特大洪灾时，我在值班。雨特别大，雷电特别厉害。当晚我们通宵跑到各个板房区（豫昌板房区、宛昌板房区）去查灾，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第二天又到各社区、村社、学校调查洪灾损失。学校幼儿园临近河边，洪水很大，很危险，安排他们转移。我们还派武装部部长邓廷才带领民兵应急分队30人去了擂鼓抢险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