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降低？留，还是不留，这是一个问题。共有2481人次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有没有在未来1-3年内，放弃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乡发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参与调查，其中316人次承认，曾经动过离开上海的念头，占总人数的76.3%。这意味着，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人考虑过离开上海。
参与调查的新上海人当中，不乏白领、金领。406人次网友透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有304人次，高达74.9%。关于“月收入”的问题，688人次网友作答，371人次选择最高档“8000元以上”，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吸引全球精英纷至沓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
人才流失，原因多样。调查中给出了4个主因：“买不起房或在上海做房奴太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自己的发展空间有限”“独在异乡，照顾不到家人”。
结果，499人次网友参与调查，224票投给了“买不起房，不愿做房奴”，占总投票数的44.9%。
湖南小伙洪宇的经历，是这224票的一个缩影。名牌大学一毕业就到上海的他，从找工作到找女朋友，还算顺风顺水，只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被上海的房价卡死了。
“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稳定，徘徊在四五千元；房价却总是那么不稳定——节节攀升，越拉越高。”洪宇感慨道，“上海房子太贵了，我家的条件在老家还算不错，也实在买不起。如果回去发展，今年就能买房。”
洪宇回忆说，2003年刚来上海时，像浦东金桥一带的房子，一平方米不过3000元，现在已经2万多元。2007年洪宇开始看房准备结婚，看的都是浦东的二手房。他印象最深就是2007年4月之后，上海楼市一路高歌猛进。“当时股市太好了，房子狂涨。房龄近十年的房子，2008年年中时分的单价是1.5万多元，现在涨到2.4万元。现在上海传统9个区市中心的新楼盘，内环中环的一手楼开价都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
洪宇坦言，自己在上一轮股市利好，是赚到了钱，但还是买不起。“存款是逐渐增长，相比于涨得更为迅速的房价，我存的钱似乎永远不够那笔首付。”没有房子，洪宇与女友的婚事就被耽搁了下来。僵持之下，两人终于在2009年秋正式分手。过年回老家郴州，洪宇铁了心只买下单程票。
2010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当地的卷烟厂顺利再就业，薪资和福利待遇不比上海的时候差。紧接着洪宇就开始找房源。“郴州市重点发展的区域，每平方米房价约5000元。即使最好的地段，每平方米在8000—9000元。父母帮忙解决首付，50万元的新房，能承受。”
洪宇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老家的亲友一大堆，都帮忙给他介绍女朋友。对于洪宇来说，家乡安定的生活比重压之下让人喘不过气的上海更有幸福感。
上海的昂贵，对个人而言，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对上海自身来说，就是巨大的“社保窟窿”、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的交通等城市建设，以及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财政情况。所以，上海急需有钱人，和能够迅速为这座城市创造财富的企业。
所以，马云离开了上海。
在2008年1月27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反思“上海为何留不住马云”，并表示“为上海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其实，早在2006年8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上，受邀参加的马云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马云说：“我是杭州人，杭州人跟上海人永远是对在一起的，在上海人眼里我们都是乡下人。五六年以前我先把总部放在上海，当时在淮海路租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年以内特别累心，招人招不到。他们说阿里巴巴是哪儿的公司，几乎没有人理我们。”当初，“我们决定从北京撤到上海，先选定北京，最后觉得还是回杭州去。当时我自己安慰了一下，我说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是500个孩子中的一个，在杭州我们是杭州的唯一的孩子，所以至少我们在杭州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那时候还小。”
也可能由于公司小的缘故，马云说，感觉当时上海“怕我们这样的创新公司”，“因为上海比较喜欢跨国公司，上海喜欢世界500强，只要是世界500强就有发展，但是如果是民营企业刚刚开始创业，最好别来上海”。
让马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在上海人看来“我们都是乡下人”。“作为一个大都市，不应该比哪里的楼高、哪里的路宽，而应该看一个城市的胸怀有多大，应该考虑怎么包容外地人来创业。”
1999年，离开上海之后，马云和另外17人的团队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为小型制造商提供了一个销售产品的贸易平台。其后，阿里巴巴茁壮成长，成为了主要的网上交易市场，让全球的小企业透过互联网寻求潜在贸易伙伴，并且彼此沟通和达成交易。阿里巴巴于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集资额达17亿美元，在当时仅次于2004年在美国纳斯特克上市的互联网股份谷歌所创下的首次公开发售纪录。
所以，马云总结经验，说：“创办一个企业，搞出一个企业，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商机，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源都能做出来，但是做大做好一定需要一个规范的城市，一定需要一个各种各样资源、环境都配置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是可以把你搞大，其它地方是可以把你搞出来。”
言下之意，上海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曾经被很多民营企业看好的上海，商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截至2007年6月，有7000多家的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和香港等地。
流动，说的就是人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自由流动，不限地域地流动。这种流动将让你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钢筋水泥真正活起来。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携带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但是香港并没有因此而空前发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涌入，才带动了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才使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光有资本无法兴盛，真正让城市生机盎然的是人，永远都是自由穿梭、来来往往的人。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进入，补充了劳动力的短缺，繁荣了城市的经济。
“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2岁，2004年是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将来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人口老化的同时，美国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0-2.1个孩子，据预计，在2015-2020年，将下降为1.9个。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背景下，移民的到来就补充了这个不足。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210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4.5%，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1994-2004年，美国的外来劳动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劳动力只增加了7%”（《美国当代移民潮对城市的影响》）。
由于外来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欢选择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只有25%，因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60%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而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320万人，占了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约16%。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本土人不愿承担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化上，英国的曼彻斯特，从工业革命开始，大批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城市，才造就了曼彻斯特这个纺织城。美国的底特律，也是因为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成为汽车城。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户籍改革，改的就是这个。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如是表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
不管遭遇多大阻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一大趋势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当然不是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润高、幸福感强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确的回报，为何还要强留下来继续被盘剥？
3.长三角的机遇
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地区定位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显然，长三角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未来长三角城市格局的变化，不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是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崛起。走出上海这片滩涂，富饶的长三角地区有众多的二三线城市，等着你“回心转意”、安居乐业。
最强的“金三角”
第五章 冲出上海滩 (4) (1)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北宋词人柳永年少时，从家乡福建崇安到开封应试。在杭州勾留些许时日，曾挥笔写下这阙《望海潮》。宋代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主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此说，尚难有史实佐证，只可聊备一说。但江南之繁华和肥沃，由此可见一斑。
从战国时期起算，此后大约经过1000年，到公元400年宁波筑城，加上之前的苏州、扬州、越城（南京），长三角城市群的最初格局大体形成。
一些专家认为，长三角从一个纯地域概念跃升为区域经济体，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决定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组成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域范围为长江三角洲，成为以地理空间为特征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最早雏形。
2010年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下称区域规划）已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也是继《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第二份事关长三角发展蓝图的里程碑式文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到2015年，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的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20%左右，是国内其他任何区域都无法比拟的。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0%时，就会进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50%，世界经济发展已跨过这个“转折点”，城市群在全世界兴起。
随着高速公路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相邻的城市群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产业分工合作逐步密切，城市之间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城市群的界限很难分清，逐步形成了由若干个城市群组成的大型或巨型城市群，其经济发展已超过了国界，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大型或巨型城市群，被称之为世界级城市群。
目前，被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城市群有5个：一是美国波士华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分布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平原；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美国与加拿大，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分布于北美五大湖沿岸；三是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横贯日本最大的本州岛；四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覆盖南大不列颠岛；五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横跨西北欧大陆。
自2000年以来，许多人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应该在中国，而且就是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以上海市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六个城市，江苏的南京、扬州、常州、泰州、镇江、无锡、南通、苏州等八个城市。其辐射区涵盖了浙江金华和衢州两市。
长三角仍不失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金三角”。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09年长三角25个城市实现GDP达到71794.1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1.4%。上海市GDP比上年增长8.2%。江苏13市中，增速最快的宿迁市增长14.2%，最慢的南京、苏州两市，均增长11.5%。
整个长三角，有6个城市财政收入超过300亿元。2009年财政收入前五位城市分别是：上海（2540.3亿元）、苏州（745.18亿元）、杭州（520.79亿元）、南京（434.51亿元）、宁波（432.77亿元）。
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5.68%，已逼近50%的“转折点”，而早在2000年，沿海局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全国已形成10多个地区性的城市群。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
而自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政府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自觉地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人口只占全国的11%，但却创造出占全国21%的经济总量、25%的地方财政收入、24%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3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具有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条件和可能。
同城化时代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鲜明地提出，由于时空距离的缩短，长三角城市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城化时代。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凸显“城市区域”这一概念。同城化效应放大，势必会对长三角这么一个密集的城市群内部的联系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借用《世界是平的》书名来描述同城化：“长三角更平”。由高铁、动车、高速铁路网，以及虹桥交通枢纽这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一些交通设施的改善，使长三角变得更加平了，它给长三角的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时空观，同城化的时代，我们开始考虑可以在不同城市间生活、学习。同城化给长三角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
干春晖说：“我们知道资本被货币化、电子化以后，在世界上可以很快地流动，但是有一些服务是不能完全依赖于电子化的，同城化和交通设施的改善，为发展这些服务业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事实上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壁垒仍然很高，同城化也给政府之间的协调带来了新的挑战，你能够顺应这种潮流，就能够给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金海设想了未来长三角城市格局的变化，我们现在重视的主要是大城市，同城化了以后，可能崛起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像现在的嘉兴、吴江。
浙江大学教授陈建军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同城化的现实意义：“我个人认为中国特定背景下的城市化，大城市也走不通，小城市也走不通，要走城市集群的道路，就是那种网络化的大城市，大中小城市形成比较合理的城市体系，这是我们今后应考虑的新城市化的内涵。”
无论专家如何表态，普通人却早已开始享受长三角“同城化”带来的福利了。
自由游走在城市与山水间的王梅（化名），是工作在上海的媒体人。她说：“抛弃经济发展层面，我很乐意从生活角度去憧憬未来的长三角。”
上海作为金融中心，是财经媒体最好的舞台，王梅的工作为此越来越忙，所以偶尔也得给自己好好放个假。所以，她习惯找个周末，在上海的家里吃完早餐，出门坐地铁，直接在站内转乘去杭州的高铁或磁浮。“当然，不用复杂的买票程序了，车票费用直接在我的账户中扣除。坐在宽敞舒适的车厢里，只要我愿意，我的手机一路都可以畅通地收到长三角任何一个电台或电视台的节目。一小时后，我已身在杭州。”
看过了西湖十景，王梅的几个在杭州工作的上海朋友们也该下班了，相约一起在西湖边品尝正宗的龙井虾仁、西湖醋鱼。心满意足后，她就该回“第二个家”了——“临安有我的长辈们，上了年纪的人不喜欢太忙碌的上海，搬到了山里的颐养山庄天天享受负离子。”从杭州到临安就像去隔壁邻居家串个门儿。“我不用担心他们的身体，那儿有不少上海医生每周来门诊，告别了以往在医院排长龙就诊的辛苦，通用的医保卡更免去了事后报销的麻烦。”
因而，王梅热切地期望未来的生活半径扩大到长三角的范围，在城市与自然之间更自由地游走。
随着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加深，必然对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内在功能的提升提出了要求。上海哲学社科规划办主任荣跃明说，区域一体化和上海作为区域中心城市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互为前提。上海的发展，到了今天的这个阶段，已经不能仅仅从上海自身出发去讨论了，必须结合区域一体化这个大方向来思考，而且必须要很好地把握长三角内部、外部的各种竞争和博弈的关系。实际上，上海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关键是看上海作为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的功能能否实现。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赵晓雷则指出，同城化对上海更多的是挑战。
上海的商务成本肯定比周边高，虹桥枢纽建成了以后，半个小时就可以到昆山了，周边都成为“上海”，人流、物流、资金流都会流出去。但上海不应该这样看问题，如果上海的产业和周边城市同一个级别、结构相同，当然竞争不过昆山、吴江，但不应该从降低商务成本的角度去应对挑战，反而应该做加法。
商务成本要做相对比较，如果收益很高，商务成本相应也高，上海要想办法提高收益，不怕商务成本比周边高，形成一个高地，让高成本成为一个门槛，进入上海的各种资源流要超过这个门槛，低了进不来。上海的核心应该是做金融，把金融做强了，门槛就高了，收益就高了，同时周边的城市的产业结构也就错开了，这种竞争就不是恶性竞争，而是互补竞争了。
所以，即便是在长三角同城化的趋势下，指望上海能因此降低各种成本，那是不可能的。作为这个区域的中心城市，上海只会越来越贵，以便保证一定的门槛和高度，用金钱的能量筛选入沪者。
未达到“上海标准”的，可以在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历练并积累，但若达到了上海“昂贵”的标准，你也能轻易“消费”上海了，那去留与否，就又不是她上海说了算的。杭州只有一个马云，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宝贝；而在上海，有500多个马云，阿里巴巴再厉害，也不过是这五百分之一。
生活本就如此，退一步海阔天空，真不是一句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