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她当面要讨个“说法”，“企业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虑，但女研究生年龄到了，进了单位不久就会生孩子，单位还得找人顶替，到时候我复职了还要考虑多出来那个人的安排，觉得很麻烦。”尽管王萧云再三表示自己近两年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对方最终还是没有给她面试的机会。
在此后的求职过程中，王萧云经常会暗示招聘者，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什么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挂钩了，后来遇到有的企业说他们工作劳动强度大，经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员工，但我听得出来，还是觉得我今年26岁了，面临结婚生子，承担不了很重要的工作。”为此，王萧云很是苦恼，她甚至准备如果单位接受，她可以写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
王萧云的烦恼也是目前求职中的女硕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复旦某文科专业女研究生小沈告诉记者，自己也发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寥寥几个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来，“我觉得女研究生求职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个是生育问题，我们专业的所有女生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毕业了先结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情解决后再出来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业招人肯定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是员工当前的能力和状态，还有入职后的可持久性。“毕竟新员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时候，大四女生年龄尚轻，入职后可以全心工作几年，但女研究生毕业时已二十六七岁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到时又不能限制人家，还要找人来顶替，而且复职后的几年内又要被养儿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专注性会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招收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单位会更慎重考虑。
华东师大就业咨询中心副主任沈维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业上遭遇“生育”槛确实比较普遍，“很多单位不会明说，但在录用时却无形地提高其他的门槛”。
为此，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家公司针对每位应聘者必须填写的调查表中，这样回答问题之一：“谈恋爱了吗？”
她说：“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五年内保证不恋爱；五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五年内不结婚；五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五年内不生孩子；五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四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吧，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为了工作，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领们纷纷表示“三年内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内不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并非心甘情愿。
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官网2008年公布的《在沪白领生育意愿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沪上白领生育愿望强烈，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思维。所谓“丁克”，实际并非是沪上白领们的自愿选择。
30岁的张小姐在沪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与同为外企员工的裘先生结婚。婚后，双方家长都期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小宝宝，可左等右盼了好几年，却迟迟不见动静。
小夫妻俩直截了当地告诉家人：三年之内暂无计划。追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生孩子对双方的事业发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后，受家庭拖累，从事销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经常出差，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就有可能被别人夺走。况且，房贷要还、生孩子后开销增加，势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张小姐眼看再过几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这个时候生孩子，不仅影响经济收入，而且以后的职场前途也将面临重新定位。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抚养费用和就业压力，生儿育女已不再是沪上白领家庭的天然选择。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吧？哦，这可不是你我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们这样挣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权利。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减税，加人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汇丰（HSBC）、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和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高管已经迁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 Morgan）也于2010年3月宣布该公司从纽约派遣了其高层私人银行家，以利用亚洲的发展机遇。
他们表示，与其他西方地区相比，香港的财富不断增加、居民的投资倾向更强，并且能够从全球经济低迷中快速反弹。但是，在所有这些正儿八经的理由后面，还发生着另一件诱人的事：据管理咨询企业Hay（合益）集团称，香港也是亚洲劳动者实得薪水最高的地区。
没错，收入！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劳动相等，得到的回报，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选择可爱的东方之珠？
Hay（合益）集团完成了对管理人员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年度排名，它综合了工资、住房补贴和保险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当地生活成本和税负（甚至包括额外福利指标，如员工获得的汽车类型和品牌）。Hay（合益）集团的PayNet分析师利用标准方法衡量56个国家的工作范围、薪酬和福利，进而收集资料。
Hay（合益）集团最新的“全球高层薪水报告”（Global Management Pay Report）显示，就员工购买力最高的亚洲地区而言，紧随香港之后的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位居第八。
在亚洲，香港名列榜首。尽管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价而保守争议，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里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员的消费能力通常比美国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团香港办事处主管William 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须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资相当高。由于税收也低，因此消费能力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落后于香港的原因。税收无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战”依旧激烈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薪酬选择非常重要。“这些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这里高级管理人才紧缺，必须透过高薪来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团薪酬资讯服务总经理Nidthia Chelvam说。
显然，税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砝码。因此，为了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给予金融人才奖励。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官员说，目前香港个人所得税15％，上海最高一级达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25％左右。不过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税收政策，因此，他们通过设立金融人才奖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