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同学少年
五、谁主沉浮
1968年夏，一次在江边游泳时，李轼和吴能等人躺在沙地上，摆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事。
太阳灼热的光芒直泻在沙滩和岩石上，人要是忽然坐在上面，会被烫得跳起来。把江水浇在岩石上，会发出“吱吱”的声音，而水立刻就挥发掉了。波涛汹涌的江面好似腾起一阵一阵的热气，像幻觉一般，有点光怪陆离的感觉。世间万物都在享受太阳无私的、不分彼此的光和热。
他们刨开上面的热沙，躺在下面潮湿的沙地上，用沙子埋住身子，以免太阳的直晒。眯着眼睛，看着头顶上的蓝天，蓝色苍穹广阔无边，任由云朵在它怀抱中飘忽，就像绿色的草原上奔驰着无数匹白色骏马。
李轼对吴能说：“老吴，运动开始时，我觉得你们这些高三的学生很厉害，心里还奇怪，想你们也大不了几岁，咋啥都懂的，啥都明白。我们总是跟在你们屁股后面跑，游行呀，辩论呀，贴大字报呀。跟你们相比，我们好像差了好几个数量级。”
“这有啥好奇怪的。李轼，我们是高中生，你们初中娃儿，当然差得远嘛。”方二一听，立即插话。他躺在沙地上晒太阳，闭着眼，神情自得。
李轼一笑，没说话。
吴能说：“说来可笑，当初我还真以为自己啥都懂，自以为是先知先觉，像老毛说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后来才明白，不过就是跟着上头说法走。当年的《五一六通知》，就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夺取政权的斗争，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这帮人就要夺取政权。还说他们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之类的人物。我当时就以为这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
吴能说到这里，在沙地上翻了一个身，接着又说：
“其实这政治上的事太复杂，我们学生哪里搞得清楚。不过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走就错不了，党内的每次路线斗争他都是对的。他号召我们造反就造反，号召我们整走资派就整走资派。其实那些地委、市委头头脑脑干的事，我们根本就不晓得。那些被抛出来的材料，也无从搞清真假，以后才明白揭露出来的东西，都是内部人搞的，都是有目的的，无非都是挂革命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罢了。其实那时当地的学生组织背后，往往都有外地串联学生的影子，而外地串联学生背后又有上层的背景。事后才明白父母当初劝我稳当点的话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经历的事多，经历的运动也多。可笑我那时自以为是革命闯将，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
方二本来在沙地上躺着，用一顶破草帽扣在脸上，让身体的其他部位享受太阳的无私赠予。听吴能和李轼摆得起劲，忍不住又说：
“李轼，你不晓得，我那时比老吴还冲，我是工人家庭出身，红卫兵组织一成立我就参加了，就开始破四旧之类。在保卫地市委的辩论中，我跟外地来串联的大学生连续辩论十几次，追着他们辩论，一直把他们撵出戎州地界才罢休。9月份从北京串联回来，我就再次造反，自己又拉出一帮人来成立新组织。我对跟我要好的同学说，《十六条》中说学校的机构就要以革命学生为主。我就是革命学生，我们不干哪个干？我们不主沉浮哪个主沉浮？再说毛主席都戴上红卫兵袖章，支持学生造反，还有啥好怕的！吴能邀我参加他们组织，我不干。我心想你吴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我得压你一头，我得五洲震荡风雷激，我拉了一帮人就成立了一个《风雷激战斗兵团》，自号司令。天天带着一帮人去张贴火烧省委、炮轰地市委的大字报。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好笑，太不自量力了。”
方二摘下盖在脸上的草帽，眯着眼，指着上方说：“就像这天上的白云，没有根，没有约束，东晃西荡，是自由的。又因为没有根，身不由己，被气流卷来卷去，又是不由自主的。”
“我没你们冲，因那时我都没有资格当红卫兵，有点愤愤不平，又不甘寂寞，跟在后头跑，打杂。跑了一阵，慢慢就发现不对头了，《十六条》明明说了，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理说是很清楚的，又是党内的、又是当权的、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些条条款款都跟普通人沾不上边。到后来一看反而是普通人被整得多，连教我们的一个普通教师也被整了，当权的反而在旁边乘凉了，就觉得总是矛盾的。再说社会主义搞了这样久，坏人咋就越搞越多，这也有点说不过去啊？于是，开始怀疑这些名堂，不再热心。”
吴能年长，作为曾经的学生头头，卷入运动深，接触的人也多，比起李轼他们，有更多的感慨。仅以他自身经历过的来说，他觉得“文革”真像这天上的风云，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白色的云朵，那样纯洁、优雅、轻盈，让你浮想翩翩，但你还没能来得及欣赏完时，天气变了。满天彩霞倏忽变成了乌云满天，狂风怒号，把乌云赶得在天上乱滚，一会儿抱团，相互乱闯乱撞，互不相让，一会儿撕扯，四分五裂，东一块西一块，互不往来。暴风雨说来就来，倾盆而下，劈头盖脸，让你没处躲没处藏，淋了你一个落汤鸡。你还在抖湿衣服时，它又云开日出，风雨无影，彩虹横空。想到过往的事，吴能说：
“李轼，你说这些，我也有类似感觉。那时从外地来串联的大学生各种派别都有，我跟他们接触多，有些就是高我们一届的学长，上了大学后，又回老家来串联。我就发现他们一个一个的嘴巴都挺能说，思想也很活跃，那时我还奇怪，刚进大学一年就这样厉害。后来想明白了，不是他们比我厉害多少，也不是因为他们比我年长一些，而是他们处的位置不同，能接触到各种信息，经历得多。那时各种小道消息都有，后来不少都得到证实，说明都是从上头流传出来的。这样多的人说打倒就打倒，没过几天说解放就解放，就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原本应是最革命的人，紧跟领袖跟得最好的人，他们中有的人同样没风光两天，又完蛋了。陶铸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又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没过两天成最大的保皇派，王任重是文革小组的副组长，没干两天就由革命成了反革命。再过几天，王力、关锋、戚本禹又先后成了一伙坏人。你能搞清这是为啥？你能说清这是为啥？这些事其实都是有背景的。我们一是年轻，没有相应的阅历判断分析它，就凭感觉来判断。二是上层真实的情况，作为下面的人，无法了解。只从一些小道消息来瞎猜。运动之初是一腔热血，想跟着伟大领袖干革命，觉得他老人家不可能有错，后来才发现也不是那么回事。”
“李轼，老吴想事就是比我方二强。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一年，他就退出不干了，开始逍遥了，还劝我也退出。我还不信他的话，心想是他被捶了一顿后，革命意志衰退。我还继续扎劲了一阵，心里还在想：老毛说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自然就该我们主沉浮。后来才明白，老吴说得对，轮不到我们主沉浮，犯不着去为别人当枪使。”
李轼没说话，看着天上的云彩，心想都说天有不测风云，实际上这政治上的风云比自然界的风云更难捉摸。搅动满天风云的人，正是运动的发动者，幸好他们这些人都没有卷入进去，早早就作旁观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