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龙门阵
四、反目成仇
李轼他们这一代人，出生正好赶上中苏友好年代，成长时期又赶上中苏关系从友好到交恶的年代，算得上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年代。
苏联对新中国的影响是很广泛的和前所未有的，老三届这批中学生，都是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初出生的，都能很深地感受到这一点。中苏友谊万古长青的概念，苏联对中国各种援建项目的事例，都从老师的嘴里灌到学生的耳朵里。在课堂上一举事例时，老师总爱提到城北岷江上的铁路桥，苏联人援建的，这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很有说服力。苏联文化的影响更是随处可见，学生从小就受到这种教育和熏陶。小到把中国的一些有名人物比拟成苏联的某某，如把吴运铎说成中国的保尔，把黄继光说成是中国的马特洛索夫，甚至把鲁迅说成是中国的高尔基。在早的不说，就拿老三届的学生来说，鲜有人不读苏联高尔基的作品，鲜有人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卡秋莎》等苏联歌曲差不多人人都能哼两句，更不用说俄国文学对中国几代年青人的影响。当年对苏联可谓是全面学习和效仿，苏联被亲切地称为苏联老大哥，中学开设的外语课以学俄语为主，大量的苏联书籍、电影翻译进来。年青一代都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
正所谓物及必反，像李轼他们这一代年青的学生还没有弄明白咋个回事时，一夜之间，风向变了，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并升级。学生们都晓得了苏联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中国还债等等。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有人说原因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三分人祸就是苏联的种种劣行所致。而中苏在珍宝岛的武装冲突，标志着两国的矛盾达到顶点。
中苏关系恶化，当学生的都晓得一些表层的东西，因为那时都组织大家学习报刊上有关内容。李轼还记得学校让学习“九评”，即****中央评论苏共中央******的九篇文章。那时李轼就觉得我们占理，我们是马列主义，对方是修正主义，我们的文章也写得高屋建瓴，气势飞扬，把对方驳得体无完肤。“文革”初期不少人写的大字报就喜欢模仿那种笔调。
不过李轼也感到一些困惑，除了引用的只言片语外，只看到我们说的，却看不到对方是怎样说的。就像“文革”初期的大字报，只看到批判的人在说，却看不到被批判的人原本是如何说的。舆论宣传惯例是报喜不报忧，所以底层的人很难搞清真实的情况究竟是啥。再有自“******”后，那种吹牛皮说假话的风气形成后，官方的舆论往往很难让老百姓全都相信，那时坊间还流行一句话，叫正面文章反面看。所以，很多困惑不是升斗小民能弄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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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经历过三年的“文革”洗礼，李轼已经明白那种主义的争论都不过是挂的羊头罢了，这后面既有两个党之间的利益争斗，更有国家间利益的冲突。这巴掌大的珍宝岛上奋力一搏，只不过是这两股巨流相撞后的一朵小浪花而已。就像金沙江与岷江相撞一样，必然激起浪花。
烟瘾大的王有才已经抽完第二根烟，随手就把烟屁股往下扔，又把第三根烟叼在嘴里，很认真地问：
“建国，你说那个珍宝岛小得很，那到底有多大？”
“报上不都说了吗，珍宝岛是个江心岛，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那就是说还不如中坝大。”
杨建国一说中坝。王有才把叼在嘴里的烟取下来，在房架上站直身子，伸伸腰，看着上游依稀可见的中坝，恍然大悟一样叫起来：
“哟嗬，这样小点。新闻电影里说，中国被俄国人强占的地盘有两个法国加上波兰那样大。建国，这法国跟波兰有多大呀？”
“欧洲国家面积都不大，法国、波兰的面积就算大的。老王，这样跟你说吧，法国面积跟我们四川差不多，我们被俄国人占去的地盘比两个半四川的面积还大。有150多万平方公里。”杨建国用夹着烟的手在空中比划着。杨建国地理知识扎实，小学上课时，其他课目都不咋样，唯独喜欢地理。
“老王，快坐下，伸伸腰杆就要得了。”两个泥水匠一看王有才站起来了，忙招呼他坐下来。他们在房架上行走惯了，却怕王有才失脚出事，作为领班，他们有责任。
王有才并不惧怕在房架上行走，但也不愿意逆着泥水匠的关切，都是熟人。他深吸了一口烟后，坐下来说：“跟老子，这样大的地盘干嘛不争？”
李轼看王有才很感兴趣，插了一句：“就是想争，也要争得赢才行。本来就是我们的地盘，因为打不过俄国，才被俄国强行占去了。”
“哪又是为啥子？小李。”老黄牛也来了兴趣，停止了抽烟，把烟灰磕在檩子上，认真地问。
两个泥水匠也来了兴趣，停下了手中的活路，一边摸烟出来抽，一边跟着说：“跟我们摆摆，咋个回事？”又冲众人说，“大家都歇口气，歇口气再干。”
领班的泥水匠发了话，大家都放下手中的活路。有几个人爬下房架去歇气了，剩下的几个人还留在房架上，换换位置，坐得更安逸后，一起催李轼摆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