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一家人才进一家门
五、精简下放
婚后不久，老黄牛和谢小英的儿子出世了，这让老黄牛高兴得不得了。他给儿子取名黄跃进，那年是******之年，取名“跃进”是一种风尚。
这年谢小英的大女儿才4岁，小的女儿也2岁了，3个孩子都还在需要人照顾的年龄。老黄牛心疼自己的老婆娃儿，说把工作辞了吧，我这三十多块钱的工资也够了，等娃儿上学后再找工作。谢小英觉得老黄牛说得在理，拖着3个娃儿再要上班恐怕是难了，全指望后家老娘一个人帮自己也不是事，就把工作辞了。
这以后谢小英在家照顾孩子，老黄牛还是按老样子上班，小日子过得平平稳稳。那时候，老黄牛的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除了电灯，没有任何家用电器。家具除了床，就是桌椅板凳，一个柜子和两口箱子，还是原来小谢娘家陪嫁时带来的。但老黄牛感到日子的实在和快活，上班时活路满满的，他有的是力气，不愁。下班后，面对3个娃儿一个老婆，也是满满的，他很充实。
事情变化很快，出现了谢小英和老黄牛都没有估计到的情况，把他们平静的小日子打破了。
60年代初，国家经济出现大的困难，城市开始了精简下放，老黄牛被精简下放了。老黄牛本来可以不被精简的，按当时的政策，精简下放的人员，主要是针对******时才从农村进城参加工作的那部分人。而老黄牛是在之前就在城里工作了的。不幸的是，厂里有好几个人都是属于精简下放的对象，而这几个人的工作很棘手，领导也觉得很恼火。
那时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指标，超出指标的多寡就成了领导成绩的优劣评价标准。厂领导把老黄牛作为突破口，他要是下去了，动员其他人就好办了。领导早盘算好，老黄牛人老实，只要说是党要求的事，他都会无条件地执行。
一开始，老黄牛是不愿意回农村的。他自己无所谓，他担心谢小英是城头人，不愿意下乡去。再说娃儿也小。但老黄牛架不住领导的反复动员。领导说，你本来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再回到农村去参加农业生产，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当初党需要你到城市来支援工业，所以你才能来到城市，现在党需要你回到老家务农，支援农业第一线，你作为一名党员，难道不应该去吗？
老黄牛一听有道理。心想，是啰，自己本来就是农村的嘛，自己一身劳力，回到农村，那是如鱼得水啰。
领导又说，更重要的是，你是党员，你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更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你要是一带头回到农村，其他人的工作就好做了。
领导的话也让他浑身激动，想到自己能起带头作用，他也感到无比光荣。还没有与谢小英商量好就同意了。他自以为谢小英会支持自己的。
谢小英要比老黄牛务实得多，说我打小在城里长大，在城里生活。我到了农村啥子都不会，你让我去干啥子？老黄牛说，街角上摆摊的孙鞋匠，已经主动申请全家下乡了，他也是城头人。国家有困难，我们应该带头去。谢小英说，别人咋样我不管，娃儿这样小，反正我和娃儿不去，再说你离开农村也有十多年，还能适应农村的生活吗？老黄牛的犟脾气又上来了，说我都已经答应领导的事，不去算咋回事。谢小英说你如果执意要去，那你先回去看看也好，不行再回来嘛。两口子都很年轻，没有想到政策的刚性，没有想到事情远比他们想的严峻得多。
老黄牛回到农村后，才发现这个农村已经不是他原来认识的农村了。当年他报名参军时，土地已经分到农民手中，他家也分到4亩多地。他记得老父亲分到土地后，马上就冲着那地撒了一泡尿，说是从此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如今土地又离开农民手中，土地已经全部归公社，大家都靠挣工分吃饭。一家人要是有几个人出工，能挣几个人的工分。如是一个人出工，纵有再好的劳力，也只有一个人的工分。他老黄牛一个人拿啥来养活他的一大家子人？农村还处在三年困难时期，不仅有很多人吃不饱饭，还有一些人饿死了，其中就有他的亲戚。严峻的现实让老黄牛清醒了：农村他是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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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轼听王有才讲到这里，想起1963年秋到富城公社支农。在地里干活的农民，都是出工不出力，一个二个都是懒洋洋的。带工的一声“烧烟了”，意思就是休息了，人们就地或坐或躺，开始摆龙门阵，一摆半个多钟头，然后又重复那种方式的劳动。李轼房东姓余，原来一家人住在城里小南门，1961年时下放来的。一家6口人，4个娃儿，最大的女孩比李轼还小三岁，都是能吃不能做的年纪，一家人比队上的农民还穷。
李轼在他家住了一周，顿顿碗豆稀饭加咸菜，稀饭清得来照见人影。晚上蚊子多，又没有蚊帐，咬得李轼睡不着。只听见老余两口子说悄悄话，听得不太清楚，大概就是说家中日子恼火之类。临走那天早上，老余跟他老婆说，下午小李就走了，中午就吃一顿干饭吧？结果到中午仍是稀饭咸菜。临走时，老徐说，要不，我把你交的钱和粮票退你一点？李轼说不用了，城里日子比你们强点。李轼说的是实话，那时全国性的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城里的日子已经比三年困难时期好多了，居民的粮食定量也恢复到从前水平。如今6年过去了，不知这家人咋样了。想到这里，回头问王有才：
“老黄牛是不是就这样又回城里来了？”
王有才说：“是这样。他不回来咋球整？老婆娃儿都不去。幸好是他老婆坚持不去，真要像老黄牛那样傻乎乎去了，这一家子人现在咋样就难球说了。”
就这样，老黄牛只有返回城市，单位原领导已经调走。现领导根本就不管他的事，说啥子新官不理前朝事，还说就是旧官在，也管不了，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老黄牛没有办法，只好干起这种临时性的搬运工。老黄牛人是回来了，户口却回不来了，从此，老黄牛成为黑户，幸好他后来出生的娃儿户口还在城里，因户籍制度规定孩子户口随母亲。
几年很快过去了。老黄牛为生活所迫，已经被磨成了现在的模样，年龄不老人却老了，被人称着“老黄牛”了。
“文革”开始，破“四旧”的浪潮过去了，一些当权的人成了走资派，不少有文化的人也成了黑帮。城市里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在一些人眼里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在一些人眼里是乱哄哄的。而这一切在老黄牛眼里都没有啥子区别。
他的全部心思是咋个才能保证一家七口人的一日三餐有着落。他是那时没有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少数人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