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十年后
一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出。让向往大学的人和想摆脱困境的人高兴，让更多的人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许多变化即将开始。
李轼他们都很兴奋，在茶馆里议论起来，共同的一个想法就是熬到头。省招生简章出来后，却让他们非常失望，空欢喜一场，他们都没有报考资格。
方二很生气，把茶碗往桌上一放，大发牢骚：“还是一帮球官僚！脑壳还是很僵化。上头都放开了，下头还不放开！”
杨建国今天也没有心思下棋，他也端着茶碗到李轼这一桌来摆龙门阵。一听方二的话，就跟他开玩笑说：
“方二，你尽想好事。让你下乡，你装病不去，现在恢复高考，你想去。哪有这种好事，甘蔗只有一头甜。”
“装病咋了？我就是不愿意去。不装点病，把我整成坏人，哪个受得了？这些年我下乡的同学招工出来，我从不羡慕，那是他们在农村修炼的结果或说补偿。再说从道理上讲，其他没下乡的在职人员都可以考，凭啥不让我参加考试？”方二也笑嘻嘻地回答，然后又转向李轼，“李轼，你说对吧。”
“当然对。不让我们考一点道理都没得。不过，方二你不用着急，有了初一，就会有初二。今年不行，说不定明年机会就来了。你想，10年浩劫积重难返，有多少大事需要上层料理，‘文革’刚结束一年就恢复了停止多年的高考，已是很不容易。中国人信奉随大流，多数人都走了下乡的路。政策首先得顾忌这大头，没下乡的毕竟是极少数，算是小小头吧，让你多等等，也不为过。”李轼回答。对省招生简章，他心里也很不了然，却相信一旦坚冰解冻，一江春水就会汪洋恣肆，哪个也拦不住。
“李轼说得对，明年肯定会有机会的。你们看过去被打倒的那些官儿，现在都一个一个地爬起来。政策肯定还会进一步放开，旧东西要恢复，新东西也会出现的。不然还改革个啥！工农兵大学生已经停止招生，说明那种方法不行。高考改革只是开头，很多东西都会有变化的。”吴能的声音很平静，似乎已经看到一年后的情景。但那平静后面的喜悦心情，让在场的人都感受到了。
李轼晓得吴能的家族在北京、上海、海外都有很多亲戚。他有更多的信息渠道，说的话应该是有依据的。
“当初我老爹以为我下乡了，表现好就能调回城，现在也不相信了。我在农村9年，招工招兵从来都轮不上。赶上过几次推荐工农兵大学生，生产队推荐时还有我，到大队到公社推荐的时候就没有我，都是球走后门的。有些人是被推荐了，到最后也仍然是当分母的命，最终走成的都是有权或有关系的人。跟老子不改就没平头百姓的活路。”杨建国说。一晃他已经下乡10个年头，此中味道，他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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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能的话说对了。1978年的省招生简章专门有一条规定，因病未下乡或因病返城的知青，若体检后医生认为病好了，可以报考。而既没下乡又无手续的知青，没有被提及，明摆着这种人没资格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的心里都踏实了，资格有了，他们都不担心考试的事。
他们也注意到招生简章中有一条，对25周岁以上考生的报考志愿已有所限制。这意味着所有老三届的考生都属于此列，意味着明年的年龄要求还可能收紧。那就是说今年可能是他们参加高考的唯一机会。
几个人聚在江边，方二说：“我看过去年的考题，没啥难度。今年是全国统一出题，就算再难点，也难不到哪里去。我就等着进大学了。”
李轼想到钟益生，几年不见，不晓得他是否参加高考。他对吴能说：
“老吴，当初要不是钟益生劝我们办病残手续，现在还是不让考。”
吴能说：“这就对了，符合体制的要求，就让你考，这既是体制的坚持，也是体制做出的让步。这个群体也必须向体制让步，得把自己弄来符合体制的要求，哪怕是装病。你得有手续，是体制认同的，没有的就不能考。”
李轼一笑说：“老吴，啥事到你嘴里都成了理论，整得一条一条的。我看简单，就一条，社会总要进步的。就像这金沙江的水，长流不息，越流越远，岩也好，滩也好，山也好，峡也好，都挡不住它。”
“我看还是建国去年的话说得明了，不改就没有老百姓的出路。”方二说。
李轼在心里想，改革开放让中国从禁锢和封闭中走出来，改革开放促进了国家根本性的进步。民心所向，改革开放还会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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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益生带着老婆儿子回来探亲。大家一看，原来他的老婆就是袁敏，她跟李轼他们是小学同学，跟吴能方二他们在“文革”中也认识。袁敏上山下乡时没有去。后来钟益生去渡口工作后，袁敏和他谈上朋友，两年后也过去参加工作，也是以照顾家属的名义。
方二故意拉下脸说：“钟益生，你这小子，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娃儿都这样大了，也不先打个招呼，跟老子不够朋友嘛。”
杨建国一笑，为钟益生解围说：“城圈圈太小，转来转去都是熟人。”
“建国，真应了你这句话。方二，你少说我，我听袁敏说，你跟小马好上了。我没说错吧？”
“大男大女了，还说啥。”
“方二，你们总算熬出来了。”
“咋样，这就叫逆境出人才嘛。”
“算了吧，方二，你还是豪气不减当年，敢夸口。胡子都一大把了，还人才。要我说，这种逆境还是少来点好。逆境能出几个人才啊，相反是毁掉了数不清的人才。我们无非是运气好点罢，赶上末班车。”
李轼说完，又问钟益生参加高考不？钟益生说，老婆、娃儿、家务事，一大堆。去年就没有参加，今年再说吧。李轼想他是有家室的人，想法已经跟当初不一样。
一日，李轼去找孙友忠，问他咋想的。孙友忠说：“不要说我没资格报考，就算是有资格报考，我还能考上吗？一个初中生，丢开书本10多年，原来学那点东西早还老师去了，拿啥考。”
“那你哥和紫罗兰他们呢？都是高66级的，应该没问题吧。”
孙友忠没说话，摇摇头。
李轼没再问，去年的高考中，不少参考的老三届学生都抱憾而归。他心中感慨万端，10年前他说过，情况会变的，如今兑现了。10年前，孙友忠说过他们只能自生自灭，也兑现了。李轼心里明白，恢复高考的措施，对大多数老三届学生来说，实际上已经不是机会了，对下乡的如此，对不下乡的也如此。10多年的时间消磨，他们已不再年青，他们已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对他们来说，不单是高考的机会逝去，人生的许多机会也逝去。
***
一天，在江边，吴能先到，随后李轼和杨建国也到了。方二到得晚，一看杨建国也在场，就说：“建国说得太精辟，这个城圈圈太小，转来转去都是熟人。你们猜我碰到哪个了？”
晓得他在卖关子，大家都不作声只看着他。方二憋不住了说：“我碰到雷医生，一别九年。他又负责我们城区的体检。他一见我就笑，说你还用查吗？完全健康，说罢用笔在体检表上一阵划，最后‘啪’的一下就把章盖上，说祝你考试顺利。我说我也准备学医，准备跟你当同行。”
方二一说完，一个倒立又竖起来，在沙滩上转圈。听方二这一说，大家都笑起来说，这是方式幽默。方二一听大家的笑声，放下身子接着说：
“是啊，整10年，我们一起看着这江水日复一日地流去。这种日子也要一去不复返，今后要在一起游泳恐怕难了，都得各奔东西。”
方二的话充满感慨，10年的光景把本是年青的人磨得不年青。李轼点点头没说话，他想10年蹉跎，连方二这个豪爽的人也有了惆怅。这时，吴能也停止行走，对大家说：
“1966年我离大学之门就一步之遥，隔着一道门坎没有跨进去。后来上山下乡时，方二开我玩笑，说我8年后如能上大学，胡子不晓得有多长。哪晓得10年后我还真能上大学，能赶上这末班车我已很知足。俗话说三十而立，我都三十几的人，才混进大学，诸位也快三十了，立啥呢？说句实在话，一把胡子的人，上了大学也做不成啥事，无非是改善一下生存环境，有无所谓的出息，就看各人造化。不过对今后的学子来说，有了一片新天地。”
李轼点点头说：“老吴说得对，社会还将进步，这是必然趋势，不管需要多长时间。”
“李轼，也许有一天，我要把今天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后人。”
“老吴，历史应该让后人晓得。”
“老吴，你和李轼就爱扯些没边的事。不堪回首之事，何益之有。”方二一听李轼说完，就摇摇头。然后冲坐在岩石上的杨建国说，“建国，你说呢？”
“我说不好，历史这玩艺不像下棋，不好论输赢。再说，从来都不是老百姓写的。”
大家没再说话，看着奔腾而去的金沙江，心里都在想：10年光阴如东逝之水，这代价非同寻常。
后来，李轼、杨建国、吴能、方二、马兹青都很顺利地考入大学，有了新的生活。
吴能大学毕业后，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后来定居在加州，用方二的话来说，当假洋鬼子去了。
方二没有出海却下海了，毕业后真的当上医生。几年后弃医从商同马兹青到深圳发展。用吴能的话来说，一个精明的药贩子。
钟益生最终没有参加高考。用杨建国的话说是日子安逸，顾不上考试的事。大家替他惋惜，钟益生却说，我未必就能考上，我也没有觉得有啥子不如你们。你们看看自己一个二个还都是光棍，有啥好羡慕的。我儿子今年就可以上小学，上大学的事今后就让他去完成吧。
杨建国毕业后仍在本地教书，他对李轼说：“没想到我这个小时最淘气的学生，居然也成了老师。”李轼说：“我想你不会把虚假的东西教学生吧。”答曰：“我就是教专业的，跟那些没关系。”工作之余，他依旧是茶馆的常客。棋牌类的比赛项目日渐增多，杨建国忙得不亦悦乎。他自许在本地的三棋一牌塘子里，没人不晓得他。当老师了，他仍不改那种耿直率性的性格，用李轼的话说是：烟酒茶随心随意随性，棋牌舞且行且和且乐，人事世有血有肉有骨。
李轼想如果武兴宇没疯，他要考上一个大学同样没有一点问题，可惜的是人生中没有如果。
武兴华早在几年前，就成了省外一个农学院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后没有再回来。
二
10年间，李轼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劳动场所，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机械厂那个工地。李轼大学毕业后离开了老家，跟工地那帮朋友未再谋面，但还能从杨建国那里听到他们的一些消息。
工地上的人是生活在城市最底层的群落。他们的生存状态要是改变了，这个社会也就改变了。
80年代后期，李轼回到老家，再次打听他们的消息。
老黄牛的问题已得到解决。不再是黑户，工作单位是没有了，但每月能从民政部门领到10块钱的困难补助。杨建国说还是李玉芳帮着跑下来的。李玉芳自身得到平反，到了另一个中学教书。老黄牛的儿女也长大了，都上过学，虽然没有一个考上中专或大学的，但一家人的温饱已不成问题。大的３个娃儿已经工作、成家。老黄牛很满足眼下的生活，50多岁的他仍然在干这种临时的搬运工，只是已经没有当年那样亡命。
张二胡那点事也得到解决。回到剧团，倒成了反“四人帮”的英雄人物，风光了几天，只是业务却荒疏得不行。文化环境一宽松，观众选择多了，戏剧难以吸引观众，剧团效益很不好，加上英才辈出，张二胡上台演奏少了。却迎来了学生娃娃们都追求才艺的潮流，他在家中收徒授课，教拉二胡和绘画，效益颇丰。不晓得他啥时好上了酒，但每次都喝得不多，只喝二两。每逢熟人呼之张二胡，他总连连摇手说：不要叫我张二胡，那是当年事，现在有愧张二胡这雅号，如今只能称张二壶了。令朋友们惋惜的是40多岁的张二胡一直是单身。当年的恋人小赵已随老公移居澳洲。有不少热心人为他介绍对象，但张二胡都没有答应。
最得意的是宗陵。从80年代初开始，就从深圳倒腾电子表、折叠伞回来卖，接着又从广东大包小包地倒腾衣服回来卖。从摆地摊做小本生意开始，天天躲市管会的人，到有了铺面，已经混成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偶尔碰见杨建国，总说要请原来一道在工地上混过的朋友们吃个饭，叙叙旧，却一直没有兑现过。真正令宗陵得意的是，他的那个儿子宗城后来考上中专，毕业后已经在城里上班，找了一个城里的女朋友，实现了宗陵的夙愿。
宗陵说当初给儿子取名时，老婆刘冬梅一听就说：好，宗诚这个名字好，听起来就像忠诚一样。宗陵说：不是宗诚是宗城，我要让儿子成城头人。刘冬梅一愣，然后一撇嘴说：你做梦吧。如今宗陵常自豪地说：“我18岁的时候改了自己的名，我儿子18岁的时候改了身份。老子不在乎他工资是多少，那点钱不值一提哇，在乎他的身份改变，不再是农民，是城市户口了，是城头人了。”
黄皮是最发达的。先是落实政策，回到领导岗位上。后来下海跟人合伙搞房地产成了大老板，昔日的茶馆里已经见不到他的身影。杨建国说他早已经不下棋，改打麻将，麻将也打得不好。经常陪一些官员——他昔日的战友、同事打麻将，好在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如何输。
俗话说会水的艄公打烂船。不行船了，陈老大得以善终。
只有王有才的事令人唏嘘。有消息说他在一次斗殴中丧生，也有消息说他改名换姓到云南贩毒去了，连他那个女朋友齐小冬也一道去了。
李轼独自一人来到金沙江边。昔年他和伙伴们游泳的地方已经变样，江上也已看不到点点白帆。他想起当年和武兴宇在江边讨论的那番话：人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河流。如今，那条江已经流走了。
金沙江还是那样野性十足，汹涌澎湃，自由奔腾。
国家有幸，逝者如斯。
2013年7月19日一稿
2014年8月25日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