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学术讨论自由的现状以前，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用这个词指的含义是什么，学术讨论自由的实质，就是选拔教师要根据他们对于任教的那一学科的精通程度，而对于这种精通程度作出判断的又是其他专家，一个人究竟是不是优秀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只能由其他数学家、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决定。总之，只有他们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判断。
反对学术讨论自由的人认为，选拔教师除了要求谙熟专业知识外，也应该考虑其他条件。他们认为应聘教师应该从来不发表同掌权者相左的意见。这是个尖锐的问题，也是集权政府曾于此采取过强硬路线的问题。俄国除了克伦斯基统治的短暂时期外，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学术讨论自由，但是，我认为现在甚至比沙皇统治期间更没有这种自由，战前德国尽管缺乏其他各种形式的自由，还是相当充分地承认大学教育自由的原则。现在一切都变了，结果使德国最有才能的学者、除了少数例外，都过着流亡的生活。意大利也对大学实行类似的专制统治，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现在也存在着可能产生大致类似的罪恶的倾向。
这是一种单靠民主政治本身不能防止的危险，多数人毫无拘束地行使权力的民主政治，可能几乎像专制政治一样残暴。容忍少数派是明智的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却也常常是没有被充分重视的部分。
关于大学的教师，这些一般性的意见由于专门针对他们的一些意见而变得更加适用了。大学教师被认为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的人，他们应该可以用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方法去探讨有争议的问题。许多世纪以前，中华帝国就认识到有特许批评的必要，于是组成御史台包括以博学睿智闻名的人士，赋予他们纠察皇帝及朝廷的权利，不幸的是，这套制度也像传统中国的其他一切事物，成了官样文章。有些事，例如宦官擅权，是允许御史指责的，但是批评如果越出常规范围，皇帝就常常忘记了赐予他们的豁免权。我们这里也正在发生非常相似的事情，批评在很大范围里是被允许的，但是当人们感到批评确有危险的时候，某种形式的惩罚就会落到批评者身上。
对于意见不遂某些掌权集团心愿的人，处理他们的手法已十分完备了，这种做法对于有秩序的进步是一种很大的危险。如果有关的人年纪尚轻，也不怎么出名，他的上司会指责他在业务上无能而将他悄悄辞退。对待年事较长，名望颇高，运用这种办法难以奏效的人，则用颠倒黑白的手段激起公愤。多数教师自然不愿冒险，就避免公开表不他们不大正统的观点。这是一种危险的状况，公正无偏的智慧偏颇地被迫缄口不言，保守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势力却自信可以依旧占上风。
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是：有争议的问题应该说服而不应该压服，这一原则激动过美国宪法的缔造者。自由主义者始终认为，见解的形成应该是通过不受限制的辩论，不应该只听取单方面的意见。古往今来的专制政府都持有相反的观点。就我而言，如果我掌权，我就绝不阻止我的反对者发表意见，我要为各种意见提供同样的方便，让商讨和辩论的结果来作结论。据我所知，在波兰受德国人迫害的学术上的牺牲者中，有些杰出的逻辑学家完全是正统天主教徒，尽管像他们一样信奉天主教的人并不对我报以赞美，我还是要尽我力之所及为这些人争取学术地位。
自由观点和非自由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讨论，一切意见或多或少总有怀疑的余地；而后者则事先就认为某些意见绝对不可怀疑，认为绝对不能让人听到反对他们的意见，这一立场的荒谬在于相信，允许公正的调查就会使人们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无知是防止错误的惟一保证。这种观点是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同意的意见，年代一久便受到一定的尊重，而我们不赞同的新观点却总是使我们震惊。
关于民主政治的正当职能，可能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多数派的意见在一切领域里都应该绝对占上风。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不需要有共同决议的地方，应当让不同的观点按它们出现的频率尽可能表达出来。两种观点实践的结果迥然不同。按照前一种意见，当多数派决定赞同某一意见时，就绝不允许表达其他意见，即使允许，也必须限于不引人注目且影响不大的渠道。按照另一种意见，少数派意见应该和多数派意见同样有表达的机会，只不过程度较差而已。
这尤其适用于数学工作。不应该要求任教的教师发表多数人的意见，虽然大多数教师很自然会这样做的。不仅不应当要求教师发表千篇一律的意见，而且要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教师各抒己见是健全的教育所必不可少的。对于群众意见对立的问题，只听过一面之词的人不能算是受过教育的。教育机构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之一就是培养鉴别论点的能力，以及确立准备能看清哪一方更为有理就接受哪一方的意见的不偏不倚思想。一旦对教师可能发表的看法加以监督，教育便不再为这个目的服务，而会造就一群狂热的顽固分子，而不是造就人才辈出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狂热的顽固不化已经在部分地区复活，像宗教战争时期一样刻毒。所有对自由讨论和力图对青年的意见加以监督的人，正在竭尽全力加重这种顽固不化，把世界进一步推入冲突和不宽容的深渊中去。
尤其是学术讨论自由，本来是教会自由的一部分，因此在亨利八世统治时期，在英国就变得黯然失色。在每个政府中，不管它的政府是什么形式，要维护民主，就必须存在享受有限独立性的人民团体，重要的是其中应包括各大学。在今天的美国，私立大学比那些名义上是民主政府管理的大学有更多的学术讨论自由，这是由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里对政府正当职能这一概念的错误理解。
也许存在着一种民主地滥用权力的特殊危险，那就是，由于是集体的，他们受到暴民歇斯底里的鼓励，运用权威几乎迟早必然产生专制，而由多数人掌权的习惯已造成了对专制的陶醉和冲动，在这样的民主国家里，具有唤起暴民迫害本能这种手腕的人，就拥有超乎寻常的作恶能力。防止这种危险的主要屏障，就是反对健全教育，大多数大学教师殷切地希望实施这种教育，然而他们的主人却竭力刁难他们有效地执行这一任务。因为这些人能有他们的权力，就在于群众的盲目热情，他们也知道一旦理智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得到普及，他们就会垮台。由下层的愚昧无知和上层的嗜好权力结合而成的权力，就这样使理智的人们无能为力。只有在这个国家的公立教育机构中实行学术讨论自由，才能避免这种邪恶。对于非大众喜爱的知识进行迫害，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严重的危险，甚至往往成为民族衰落的原因。西班牙就是现成的例子，在那里，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引起了农业衰退以及导致了完全疯狂的财政措施。这两个原因对于西班牙从欧洲的统治地位上衰落下来要负主要责任，尽管查理五世王朝起初还掩饰它们的影响。同样的原因，也最终将在德国产生同样的结果。在俄国，这种恶行已经实行了比较长的时间，其结果也已显然可见，甚至从军事机器运转不力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的俄国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说明在这个国家中无知的顽固分子控制达到的程度，而现在纽约的顽固分子也想要达到这种程度。
在美国，多数派为言论自由划定了很难逾越的障碍圈，在这个圈子里，作者愿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但是一越出这个圈子，他就会后悔莫及，倒不是因为他会面临宗教裁判所判决的恐怖行为，而是因为天天身受蔑视和侮辱的迫害。他的政治生命永远完结，因为他触怒了惟一能使他成功的权威，一切赔偿甚至名誉的赔偿，他都不能得到。他在公开发表意见以前，还以为自己的意见是人所共有的，但是一旦公开说出这些意见，他就被蛮横的反对者强烈指责，而那些像他一样思想却没有勇气说出来的人，也就悄悄地抛弃了他。在他自己每天不断努力的压迫下，最后他不得不屈服，而且困陷在沉默之中，好像因为说了真话而忍受着悔恨的折磨。
我认为，也必须承认德·托奎维尔关于民主国家中社会控制个人的那种权力的说法是正确的。
民主国家的居民把自己同周围的人比较时，会自豪地感到他和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然而当他放眼全体同伴，把个人和这样一个巨大的团体比照，就马上会被自己微不足道和软弱无力的感觉所压倒，使他不受任何一个单独地看待的同胞影响的那种身份地位，正是使他孤立无援地暴露在大多数人影响之下的身份地位。因此，公众在民主的人民中间有一种独特的权力，这种权力在贵族国家中是做梦也想不到，因为它不是说服而是强迫别人接受某些观点，把全体的想法——这种巨大的压力强加于每一个人的理智上，从而把这些观点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
从德·托奎维尔的时代以来，随着极权主义的强大，个人的形象极其迅速地变得渺小起来，不仅在民主国家如此，这是对西方文明世界十分严重的威胁，如果听任这种情形发展下去，就很可能使知识停止进步，因为一切重要的知识进步，都靠独立思考，不受外界意见的影响。
集体的智慧可惜不足以代替个人的智力。反对公认意见的人都一直是一切进步的起源，无论是道德上的进步，还是知识上的进步。他们得不到大众的欢心，这是很自然的。苏格拉底、基督、伽利略都同样受到正统派的指责。但是以前的镇压机器远远不及我们今天的这样充分有效，因此，异教徒即使被处死，仍然能得到公众的充分了解。殉教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然而在像现代德国这样的国家中，便不再如此了，在那里杀害殉教者是秘密的，他们的学说无法得到传播。
如果反对学术讨论自由的人得逞的话，他们就会使这个国家，在有关传播他们反对的学说这一问题上降低到德国的水平上去。他们会用有组织的专制代替个人的思想，他们会禁止一切新鲜事物；他们会使社会停滞不前。最后，他们会使一代一代的人从出生到死亡在人类历史上不留下丝毫痕迹。对于某些人来说，此刻他们所要求的似乎不是重大事件。有人可能要说，在这个被战争所骚乱、迫害、折磨和遍布着集中营囚禁的那些不愿和邪恶同流合污的人的世界上，学术讨论自由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有什么重要性？我承认，比起这些事情来，学术讨论自由的问题本身并不是头等重要的。但它是同一战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让我们牢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和在似乎不那么重大的问题上一样，岌岌可危的是个人表达对人类的信仰与希望的精神自由，不管这种信仰和希望是许多人所共有的，还是少数人所享有的，还是个人所独具的。新的希望、新的信仰和新的思想永远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人们不可能期待它们从死气沉沉的单调中诞生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