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皮特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比如梅尔维尔勋爵，他对待钱财无论公私都是同样的铺张浪费。还有福克斯，他经常给别人借贷，他一直认为只要别人尽可能多还一点钱给他，自己便不用为钱发愁。他还经常在阿马克外面的大厅里找犹太商人借高利贷，因此他也把这个大厅成为“耶路撒冷”。借来的高利贷都被他花在赌博上，在赌博上欠下的债可以从往前追溯到青年时期。吉本有一次看到他在赌桌旁坐了20多个小时，并且输了11000英镑。在当时社会中，有地位的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嗜赌，而且那时还没人会在赌博中暗做手脚，因为大家都有赌债。因为福克斯的赌债，塞尔维恩把他比作为事业牺牲的查尔斯。
谢里丹欠有不少债务，他的生活一直笼罩在欠债中，偶尔会在一些副业中得到不少回报，但是这些钱总是很快没了踪影，欠款还是那么多，没人知道钱都花在了什么地方。好比是六月的飞雪，还未落地就不见了。他曾经花费1600英镑去珀斯游玩了6个星期，这还是他第一任妻子留下的财产。他不得不提笔写点文字来维持生活，所以《情敌》以及其他作品我们都可以看作是贫困生活给他的灵感。第二任妻子让他得到了5000英镑，原本以为生活就能从此富裕一点，没想到他把公司卖出15000英镑的价钱，加上那5000英镑，买了一块位于萨里的土地，他马上又变成了穷人。有时他的生活逍遥惬意，但这只是少数时间，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在为欠债和还钱烦恼着。在歌剧院工作的泰勒先生时不时能在街上碰见谢里丹，要是他向谢里丹打声招呼，就得给谢里丹50英镑，而说上几句话则要泰勒先生支付100英镑。
要是债主来催谢里丹还钱，正好债主又带着一匹马，那么谢里丹就会夸赞说：“这匹马看起来真是潇洒非凡。”债主听到恭维后得意地说：“那是自然，我的马肯定与众不同。”然后谢里丹说：“不知道跑起来是不是也这么潇洒，能让我看看吗？”于是债主跨上马背，催动马奔跑几步让谢里丹瞧瞧，趁着债主跑远之后，谢里丹快速地离开了，等债主回到原地，哪里还有谢里丹的身影。他的房子每天都有很多债主早早地守候在外，大家都想赶在他出去之前找到他。不过谢里丹在吃完早饭并确认大门是牢牢关闭之后，便偷偷地从小门溜了出去。不管是送奶工、小贩、面包店还是肉店，他都有欠账。他的妻子在做饭之前经常要等很久的时间，因为仆人正在周围住户家里费尽唇舌讨要食物和钱。谢里丹曾在海军里做过会计长，一次肉贩送来一条羊腿，他家的厨师把羊腿下锅后就去找谢里丹要钱，但是厨师空手而回，于是肉贩毫不犹豫地拿走了那条羊腿。还有一次，有人邀请他和他的儿子去农村游玩，虽然当时生活紧张，他还是阔绰地租了两辆马车，和儿子各坐一辆。
这样的生活让他直到去世前都不能好好地吃上一顿饭菜，和他同处上流社会的朋友们也因此和他保持距离。司法部门要求他立即还清欠债，去世的最后几天里，他一直被监视着，虽然有人提议把他关进牢房，但考虑到身体原因还是放弃了这一打算。
拉兹枢机的主教欠了不少钱，他把自己的所有家产都抵押出去还是没能还清债务，他害怕看到债主凶神恶煞的样子，哪怕自己被囚禁在维塞尼斯城堡，也好过面对他们。米拉波位列高官，手中的权力不容小觑，但他的父母一直为他的生活感到担忧。米拉波奢侈浪费，并且欠债不断，他已劣习难改，无计可施的父母只好让别人把他抓进监狱里，以此来结束米拉波的欠债生活。虽然他地位高贵，却落得如此狼狈的下场，直到死前，他都没能把钱付给那位替他缝制结婚礼服的手工匠。
拉马丁十分讨厌数学，他认为加减乘除不是一位高贵人是应该具有的能力。他有过6次暴富的机会，一本《文学基础教育》就让他一年进账20万法郎，但是这么多的钱在他手里只是晃了一眼就不见了。到头来还要别人给他捐款，并且四处躲债。有人说他的债务已经累积到了300万法郎，但他仍然没有停止浪费。有一次，一位拉马丁的忠实拥护者打算去商店里买一条比目鱼，但是价格太贵。因为喜爱拉马丁，这位拥护者之前还打算买下一块拉马丁的土地，但是他决定节省一点，所以没有买成。他站在商店里犹豫着，正好进来一个人，一看便知道是个身份高贵的人，这个人也打算买比目鱼，在鱼缸前打量了没多久，也没还价，就定下一条鱼要店主送到他家里。让这位拥护者想不到的是，这个买鱼的人就是拉马丁。
韦伯斯特是美国的政治学家，他不会管理钱财，花钱时也大手大脚，时常让自己陷入没钱的窘迫地步。和培根一样，韦伯斯特因为入不敷出而走上受贿的道路。人们这么描述他：“债务压得他直不起身，他无法挣脱奢靡的生活，在四处借钱未果的情况下，他不再拒绝波士顿一些企业家递来的钱，身为国会议员，他的演讲稿因为受贿而散发出一股腐败的气味……”其他人中还有门罗和杰斐逊，他们也时常为钱发愁，虽然他们性格正直淳朴，也不可避免。
但凡知名一点的人物都不希望别人看出他们生活窘迫，哪怕自己原本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很拮据，在外也要展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他们不能忍受自己露出一丝落后于人的表现。于是到处借钱来维持自己的形象，他们也因为欠债而变得更加的烦闷和痛苦。
科学家因为经常埋头研究课题，不与外界有过多的接触，并且他们的收入有限，支出也不算多，所以很少听到他们欠债的消息。但是身为德国最优秀的数学家，开普勒却一直处于欠债的境况中，原因是他的收入不多。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把耶稣降生图卖了还钱，他自嘲道：“我几度成为乞丐在国库周围请求人们的施舍。”开普勒逝世后，人们发现他仅剩有22个卡洛琳，全部家当只有一些书和资料，加上两件衣服。而莱布尼兹生前也欠了不少钱，他虽然是个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不时需要和外国权贵们接触，因此在外表和礼节上不能输人一等，这是他欠债的主要原因。
斯宾诺莎不希望生活被其他的人和事所束缚，因此他放弃了工作和补贴，通过在眼镜店打工赚来的钱维持生活。道尔顿在曼彻斯和一位同乡住在一起的时候，同乡曾答应资助他，好让他全力以赴应对事业，但是道尔顿并不爱钱，他拒绝了同乡的好意。道尔顿说：“富裕的生活让我无法静下心来工作，它会把我喜欢的事业变成一项业余活动。”法拉第虽不富有，但是他有着别人羡慕的自由与轻松。拉格朗日取得过很多成就，他说自己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父母，父母在图林研究天文学，家里没有多少钱，但正因为是这样的家庭，才让拉格朗日能够专心研究科学。
在科学界，约翰·韩特尔的名字无人不知。他用毕生积蓄买来很多高价值的文物，并且雇用工人修建一座陈列馆，把文物都放在里面，这座陈列馆就是现在的韩特尔博物馆。虽然他的家人在他去世后过得非常艰苦，不知该如何还清欠债，但他的藏品总价值约为15000英镑，如此多的钱足以让政府偿还他生前的债务，同时也让后世的人们牢牢记住了他为国家做的贡献。
由穷转富，是不少卓有成就的学者们都会经历的一段路，当然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那就是努力。不过也有一些人付出了努力后仍然得不到回报，而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恐怕就是他们不懂得如何节省。就比如琼·斯滕，他之前的工作都是和酒有关，他尤其爱喝自己酿造的啤酒，在他开始绘画后，几乎是画多少就喝多少，而且他的作品也有不少与喝酒有关。不管有没有在作画，他经常把自己灌到不省人事。因为喝酒他没少借钱，最后被债务拖累着离开了人世。在他死后，他的作品价格一路飙升，到了今天已经是天价。
凡·戴克生性奢侈，喜欢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他所得到的钱并不多，无可避免地出现很多债务。为了还钱，他开始研究古老的法术，期望通过法术得到更多的钱。这样毫无头绪的生活直到他发现自己活不了多久的时候才结束，他突然醒悟过来，决定给妻儿留下足够生活的钱财。伦勃朗因为疯狂收集藏品变得一贫如洗，欠下不少债，因此他也在司法部门的监视下生活了13年，随后便逝世了。
海登在《自传》这本书中对意大利的著名学者表示出高度的赞扬，书中说：“那些有这伟大成就的意大利学者们大多性情温柔，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例如拉法叶、阿佩莱斯、雷诺兹、迈克尔·安杰洛、鲁宾斯、宙克西斯和泰坦，他们用工作中的智慧来管理个人生活，合理地安排让他们从未欠债，因此他们的生活一直是快乐的。”海登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并没有向他们学习，反而不断地惹出债务。他曾因为经济原因被法院判处入狱服刑，正是这段时间他写出了《虚伪的选举》这本书。在日记中，他还记录了一件事：“经营黄油生意的韦伯曾受过我的教育，乔治·博蒙特在24年前把他推荐给了我。韦伯很机灵，他在学完回话后开始经营黄油生意，我时不时地会去他那里借上10英镑。”《自传》书中还写道：“《拉撒路的头像》是在别人把我监禁后产生灵感并创作出来的；画《埃克尔斯》的时候，我还躲开了债主的一次围击；有一天上午我苦苦哀求律师宽限几天，接着下午我就把《色诺芬美丽的面容》画了出来；而创作《卡桑德拉》的时候我一直精神不振，刚刚完成就有人来要我缴纳税款。”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海登的生活总是处于惊险之中，债主随时都会上门讨债，而他还得不时地逃避和请求别人的原谅。
还没跨入成年人的行列，拜伦就深陷债务纷扰之中。在20多岁的时候，他给贝克尔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还没到21岁，欠债就高达9000至10000英镑的数额。现在，我的经济情况还在不断变差。”他借来高利贷在纽斯蒂德举办大型派对来庆祝自己成年。他的欠单一件接着一件，甚至他的妈妈还在临死前因为他的一笔欠账而发怒。他曾说自己不会赚取任何出版费，于是他在《恰尔德·哈罗尔德》印刷出第一版的时候把书的版权完全交给达拉斯先生，不过他后来又反悔了。可是这些钱远远填不满他的欠债，他出售了纽斯帝德，还是无济于事。他原本以为结婚后妻子的钱能让他的压力有所减轻，没想到那些钱他用不了，而且因为家里多了一个人，生活变得愈发困难。加上债主和法官的不断催讨，真是苦不堪言。
天天都有债主前来讨要欠款，婚后的头一年时间里，他的住宅就因为欠债而被强行收回9次，要不是他有不受监禁的权利，早已被司法部门抓进了监狱。贫困的处境促使拜伦想通过出售版权换来一些钱，不过出版社劝他不要这么做，并支助了不少钱让他先渡过难关。但拜伦的身心已经满是伤痕，更让他痛苦的是妻子的离开，这差点没把他逼疯。第一次的出版费拜伦没有得到，不过在经历了一连串事情后，他开始懂得钱的珍贵，逐渐地和出版社谈条件：“《恰尔德·哈罗尔德》里的这首新诗我出价2500畿尼，看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的1500畿尼实在太低，考虑一下吧。我的要价也不高，你看穆尔先生的《拉拉·鲁克》价格是3000畿尼，坎贝尔的作品的价格也有3000畿尼，当然我并没有看不起他们的意思，我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得到一个适当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