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在艺院求学时期，正是全国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时代的狂飙不可能不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入院当年就参加了一个进步的美术团体“一八艺社”。“一八艺社”成员在鲁迅先生的直接关怀与指导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和文艺作品，还曾在上海开过习作展览，可染先生也有作品参展。
鲁迅曾在《“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中称赞这次展出说：“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轻的，前进的。”又说：“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当然，这是幼小的。但是，唯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李可染没有辜负鲁迅先生的期望和信任，这株当年的“新芽”，果然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以他不断前进的步伐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成为中国人民的骄傲。但在当时，这样一个进步青年的艺术团体，自然会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一八艺社”的成员，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校长林风眠也在暗中帮助被“勒令退学”的学生转移。李可染也被迫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杭州。
有的人就此沉沦下去，后悔不该从事与美术无关的进步活动。但可染先生至今感念当时从中得到的力量和教益、得到的进步民主教育和爱国主义思想，他说：“这是一个决定我一生的关键时刻。是’一八艺社‘使我初步理解了社会，开始懂得艺术应该推动历史前进……”
“能不能说’一八艺社‘这段生活使您开始具备了比较明确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呢？”我问。
“当然是这样。”可染先生安详地回答。“那么可不可以说，没有’一八艺社‘就没有李可染呢？”我又问。可染先生沉吟了一下，笑了：“你怎么这么偏爱这句话呢？你看是不是这样说更确切：今天的李可染，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但是，’一八艺社‘是李可染人生道路上极为关键的一步。”
是的，正是“一八艺社”的创建和消亡，使青年李可染懂得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殊死斗争。因此，抗日的烽火一起，他就毅然离开家乡，投身救亡工作，带领学生组织起抗日美术宣传队，画起宣传画和漫画来了。后来又在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郭沫若领导下，前后工作了整整五年。
敌人的残暴和抗日力量的壮大，时时在锤炼着这位青年画家的意志，人民深重的苦难又日夜折磨着他那颗艺术家极为易感的心灵……可染先生不知道，我还偏爱这样一句话呢：“生活从你手中夺走的，必将以另一种形式给予补偿。”不是吗？反动势力夺走了可染先生宁静的画室，但时代却给了他一间更为广阔的课堂。
我所看见的两幅《和尚》对可染先生了解不多的人，大都以为可染先生只画山水和牛。其实，可染先生的人物作品也极好。
这次，在李可染国画展上，就很有几幅令人一见难忘的人物画，如《钟馗》（水墨）《布袋和尚图》。我在这两幅画前站了许久，钟馗横眉怒目，疾恶如仇的凛然正气；布袋和尚旁若无人，仰天大笑的一派天真……都使人不禁联想起画家自身的风骨和胸襟。
可染先生画钟馗不止此一幅，钟馗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画家的意向自是不言而喻。《布袋和尚图》却是脱胎于早年所画的《笑和尚》。现在正并立于《布袋和尚图》旁边的这幅《笑和尚》虽也为近年所作，但最早的草稿却远在几十年前，那上边的题跋更是可染先生早年在杭州求学时于灵隐寺所见。有道是：“大肚能容容天下一切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所有可笑之人。”而作于1985年的《布袋和尚图》的题跋则为：“布袋和尚为五代时僧常杖挑布袋见物即乞因盖嘻嘻笑笑出语无定形如疯癫人谓他为弥勒化身佛有大肚弥勒佛即其遗像人民以其大肚能容欢天喜地千百年来已成人民喜爱的传统艺术形象。”
同一个艺术形象，为什么题跋大相径庭呢？我想，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
《笑和尚》草稿于40年代，正是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长期对峙阶段。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一些买办官僚却巧取豪夺，大发其抗战横财。当时流传颇广的许多民谚中就有这样两联：一则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另一则曰“一边是流血牺牲，一边是荒淫无耻”。
作为一介书生的平民艺术家李可染，这时正住在重庆城外一间简陋的农舍里，他的心与人民是息息相通的。这时他画的钟馗，大多是横眉冷对，表现了和人民同样的愤懑，切盼世上能多一些捉鬼的斗士，他画的《笑和尚》草稿并题上那样的跋，却是痛感自己无力改变现实，只能超然世外，冷眼旁观，既表现出对当时时政辛辣冷峻的嘲讽，又多少流露出画家那一份无可奈何的痛苦和惆怅。那么，1985年为什么又重作此像呢？当然，首先是艺术上的追求，这幅《布袋和尚图》无论是从笔法、用墨、人物造型上都远较过去成熟，显得气韵生动，挥洒自如。但是，有没有为时下许多难容之事及不正之风触发而生的感慨呢？我想，也会是有的。以可染先生的为人，与时下许多不正之风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呢。已经历尽沧桑，并学会用对立统一观点观察事物及指导作画的老人家，是把它作为整体中的一个局部来看的，相信由于十年动乱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都会逐渐解决并正在解决之中。因此劝慰世人也劝慰自己：历史的包袱是沉重的。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驱散所有的乌烟瘴气。让我们多想想人民千百年来所喜爱的传统艺术形象的丰富内涵，并寄希望于未来吧！
如果画家没有对新社会、对今天抱着充满信念的拳拳之心，他没有理由对重画的同一人物形象题上和过去完全不同的题跋，而布袋和尚也不会在画纸上笑得这样开朗、酣畅、天真而自信了。
说得对吗？可染老师？
“师牛堂”堂主
其实，对生活从不绝望，永远满怀信心地攀登艺术的高峰，也是李可染作画的一大特色。1942年，三厅文委会受到限制不得不停止活动。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文委会骨干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工作岗位上做研究工作，充实自己，保存实力。于是，李可染重又埋头中国画的研究。
这时，他住在重庆金刚坡下一个农民家里，生活十分清苦，住房紧挨着牛棚。农家的牛每天天蒙蒙亮就被拉出去，辛苦耕作一天，天都完全黑了，才回到棚里。夜里，牛还在吃草，喘气反刍，搔痒、啃蹄，为明天的劳动做准备。牛什么时候休息呢？牛怎么从不懈怠呢？夜里睡不着的李可染常常默想，勾起了许多童年往事的记忆。看着眼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想着自己从小就熟悉的在生活中苦苦挣扎却永远乐观向上的父老乡亲，李可染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牛吃的是草，供给人类的是奶、肉和皮革，牛不仅具有鞠躬尽瘁的品德，它的形象又那么轩宏无华、淳厚可亲，我们中国的普通百姓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于是，人和牛的形象在画家心里骤然重叠、融化、合二为一了。可染辗转反侧，再也不能入睡，霍地披衣起坐，挑起那盏昏昏的油灯，开始为牛造像了。
从此，可染先生不断造访他的芳邻，白天随牛下田，晚上登堂入户，几乎迁入邻室，朝夕与牛相处。大量亲切的写生，不但把牛的形态、性格、秉性、特征都刻入脑海，而且一点一滴注入自己的心血。可染先生曾在一幅《五牛图》上题跋曰：“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吃草挤奶，终生劳瘁事农、事人而安不居功，纯良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倦写之。”
这是画牛吗？是的，画牛。但抒发的全是对人，对友人，对最挚爱的乡亲父老和劳苦大众的深情，注入的是画家那勤劳无私，质朴无华的品质和深沉执著的不苟性格。
难怪，他第一幅问世的《牧牛图》，出现在1942年重庆的一次画展中，当天就被徐悲鸿订购了。两年之后，更由郭沫若、徐悲鸿赞助，举办了李可染个人画展。在展览会上，他的各种《牧牛图》，震动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灵。
牛，从来就是画家乐于描绘的对象。世界画坛怪杰毕加索《牛的变形过程》十一次画稿序列，始于1945年。我国古代、现代画家中以写牛著名的就有韩滉、戴嵩、阎次平、李迪、沈周、齐白石等诸大家。直至今天，以牛为题的画家仍不乏人，但是，对牛如此痴情、尊崇、执著，“屡屡不倦写之”且屡画屡新的恐怕当首推李可染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可染先生始终如一地在他的画室里挂着“师牛堂”的堂名。四十多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当年满头青丝，行动敏捷的“师牛堂堂主”，如今早已苍苍白发，步履蹒跚了。但是，他用心血浇铸的那一头头牛，却仍然青春焕发，风华正茂……谚语说：“人生短促，艺术久长。”是的，李可染的生命将永生在他那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暮韵图》《归牧图》《绿雨图》《迎春图》《芦海竞渡》《春花灿如霞》《秋风吹下红雨来》……里。今人和后人都将怀着感激的心情仰望这小小的“师牛堂”，因为它给予了这个世界这样深湛的爱和美，这样多的诗意，这样丰富的精神营养…….
投名师
抗战胜利后，李可染在重庆同时接到两份聘书。一份来自杭州的潘天寿，一份来自北平的徐悲鸿。可染先生是徐州人，又一直在上海、杭州上学，他很想回南方去，有道是：“乡情浓似酒”，“悠悠故园情”嘛！但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择了对他而言较为陌生的北平。为什么呢？用可染先生自己的话说是：“北平是文化古城，有故宫收藏，可以有机会不断欣赏古人精品。更重要的是，北平有齐白石、黄宾虹二位大师，我欲投身他们门下。”
可染先生当时已经三十九岁，而且也是有名的画家了。有人认为他未免矫情，或者是图个虚名吧？他们哪里知道，可染先生一直认为学习中国画贵在直接传授，所谓“衣钵真传”。他说：“宇宙间任何事物都是一步步发展的，是有阶段性，是相辅相成的。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必先接受前人的经验，必先有师承。老师是最直接的传统。”
赫赫有名的郑板桥曾刻一方图章曰“徐青藤门下走狗”。一代宗师齐白石更有诗云：“青藤雪筒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泉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可染先生也正像这几位杰出的艺术家敬仰先贤一样，对齐、黄二人心仪已久。齐白石一生的几度“变法”，艺无止境；黄宾虹标立“浑厚华滋”，使传统绘画再放光辉，无不使他五体投地。他说“像我这样近四十岁的人，如不抓紧时间直接向前辈艺术家学习，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于是，他恭恭敬敬地投身二师门下，认认真真执弟子礼，刻苦学习了十年之久。初谒齐白石，是由徐悲鸿引见的，可染携画二十幅前往拜见。老人抚观其画，大加赞叹，一见如故，当晚留饭。随即为其《五蟹图》题句曰：“昔司马相如文章横行天下，今可染弟之书画可以横行矣！”后为其所作《瓜架老人图》题曰：“可染仁弟画此幅，作为青藤图可矣。若使青藤老人自为之，恐无此超逸也。”赞赏钟爱之情，溢于言表。
一次，可染画了一幅《晚凉风中看浴牛》，画上但见两头浸浴在池中的水牛，牛背上骑着两个赤裸裸的牧童在嬉戏，画的左上角有柳条几枝，随风摇曳，牧童草帽高挂在柳枝上……白石老人一见，抚掌击节曰：“你画的牛如此生活而神采，究竟怎生得来呢？”可染说：“老师，因为我小时也曾在柳荫下与水牛共浴呀！”白石老人叹道：“原来你和我一样，也是从小就爱牛啊！我曾自称’耕砚牛‘，见此可以搁笔矣！”
白石老人此后果真不再画牛，好像牛真成了李可染的专利。但可染先生多次对我说：“其实，我哪里画得过老师呢！齐师有一幅《归牧图》，题曰’祖母闻铃心始欢‘，那份天真稚拙，直如天籁，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远非我辈所能学得的。”
又说：“齐师曾有一印章上刻’天道酬勤‘，如果说我今日还算小有成就的话，都是奉此为座右铭的缘故。一切知识学问的积累都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牛顿说’如果我比别人看得略为远些，那是因为我是站在前代巨人的肩膀上的缘故，……”
可染先生说这些话时，我还年轻，当时就如雷贯耳。弹指之间，几十年过去了，但这些话仍如在耳畔，常思常新。
教授“学徒”
白石老人对可染期望很高，欣赏而又尊重，从来待之如友，经常是口称贤弟，一边和他切磋技艺，一边说：“其实，你根本无须向我学习。”但可染这位堂堂的艺术学院教授，却十年如一日地，就像小学生一样为齐师磨墨理纸，盖印，事师甚恭。直至今日提起白石老人仍口口声声说：“我十年随侍齐师，每时每刻都觉得矗立在我眼前的是一座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
也许恰恰是这样一种关系，一种态度才能得到真传吧！白石老人有句名言曰：“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从李可染的画面看，他是白石老人众多弟子中，几与老师毫无相似之处的一个。但从画品、画风、画骨、艺术见解及作画态度，甚至技法、笔墨功夫上，却是丝丝入扣，可谓尽得风流。
听可染先生谈向白石老人学艺，可以说是一种最纯的艺术熏陶，最大的美学享受。将来有机会时，我当一一复述，以飧读者。这里，因篇幅所限，也只能略道一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