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漫长的。既然要造反，就得保住“革命本钱”，造反派要在中途用饭了。一进小饭铺，刘瑞峰就笑嘻嘻地向掌柜的打听各种面的价格，一边啧啧称赞着要了两碗面，一边买了两个烧饼揣在怀里。造反派一看，“走资派”很老实，于是要菜的要菜，要饭的要饭，还吩咐跑堂的先给革命的上菜，后给反革命的上面。这在那时是界限分明的，跑堂的当然也不敢站错立场。但谁也没想到，正当造反派埋头吃饭时，刘瑞峰撒腿就跑了。造反派大骂：“他妈的，你敢颠丫子！追！追！！”却没有一个动窝的。为什么？刘瑞峰说得好：“我太了解这帮人了，既要靠’造反‘起家，打、砸、抢还来不及呢，哪里肯委屈了自己的肚子，亏了自己的钱包……而一个共产党员，命都可以舍出去，还在乎两碗面？！”
“哈哈哈哈。”每个给我讲这个故事的人都开怀大笑。“哈哈哈哈。”每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也都前仰后合。当然，那天按时到场接受批斗的刘瑞峰是笑不出来的。因为场内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他得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他既然耍弄了那帮造反派，得到了不被押解的精神胜利，那么，肉体上的大大惨败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了解人、研究人、分析情况，具有战略眼光而又不失战机，这是刘瑞峰办工读的看家本事。至于从“解差”手中开溜的这个具体战术，则是从他的第一批学生，旧社会的流浪儿如何对付国民党警察那里学来的。
“哈哈哈哈，”刘瑞峰今天听我向他核对这段事实时也大笑了：“你连这个也听说了？那你当然知道，以后他们是怎样整我的了？”
我点点头。确实造反派也真没法子不讨厌这个“架子不倒”的家伙，于是在1969年彻底砸烂工读时，就把他发配到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公社在县的最边缘，卫生院是当时最乱的单位，叫你刘瑞峰到那儿好好地受用去吧！
他到了没几天，就出了一档子事。一个有四个孩子的重病号，痰堵了嗓子，护士要求抽痰，可值班的头头（那会儿，谁都会看病）却说：“听你们的？听我的！”值班时竟吃饭去了。明明不该死的，却生生一口气上不来，死了。贫下中农早就深埋着的怒火爆发了，拿着棍棒镐锨，来找这个头头算账，吓得他直哆嗦，满院子乱跑……我说：“该，该！该着教训教训他！”刘瑞峰说：“不行哇，那还不打死了。他是有罪，可罪不当死啊！”于是老刘挺身而出：“乡亲们，婶子大爷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容我们个工夫，我们一定妥善处理……”
结果呢？对乡亲们，是妥善处理了。可头头呢？仍然是头头。人家上头有大头头护着呢！
“就该让群众教训他，谁让你管这闲事的。”我埋怨他。“是啊，从感情上说，我恨不得揍他。可群众会怎么看我们党呢？党员不出头，书记也不出头？”“那你出头了，群众怎么看？”
“群众以后有事就找我，什么话都肯和我谈。”去了没几个月，他就把这个卫生院整顿得头是头，脸是脸的。贫下中农拿他这个有“罪”的流放者当亲人看。他该老实待着了吧？！他却不，又跟这个院的实权派干了起来。为什么？为了个“假党员”。老刘一听说那位新贵腊月初八把一家人连同人家没出月子的老婆还没满月的孩子一块儿赶到了山区，立即起了疑。一边调档案来看，一边跑了两百里地到山区去看望那户人家。到那儿一看，见他们全家住在用石块浮搭起的破棚里，上下漏水，八面进风。孩子病，老婆得了神经分裂症，就这么东一餐、西一顿地靠好心的乡亲们施舍。
刘瑞峰顿时落了泪，回来就闹了起来，要求给人家安家费，把房给抹上。人说管不着，他说偏要管；人说这是个阶级感情的问题，他说站稳立场首先是按党的政策办事。四处调查，果然证明那是个从小参加革命的，堂堂正正的好党员。可就这么被迫害致死了。
现在说来话短，当时真是过五关斩六将，好一场恶战。不少人劝他：得了吧，得了吧，安生待着，见好就收吧。你初来乍到，斗不过人家！岁数也不小了，怎么不是活着？！
可他不！怎么都是活着，那理想呢？革命呢？共产党的江山呢？！刘瑞峰那会儿就跟疯了似的，走乡串户、上公社、跑县委，到底把场“官司”打赢了。坏人们说：“老小子，还真玩命儿！”好人们说：“好样儿的，好样儿的！这才像个党员样子！”
也不知是好人起了作用，还是坏人使了绝招儿，1972年，上级决定把刘瑞峰调到县医院当第二把手，做党的工作。县医院那会儿也是个要命的所在：医疗事故不断发生，两派斗争激烈……好一个刘瑞峰，一进门就放手发动群众。很快就弄明白了，医疗事故不断是因为制度混乱，能干活儿的都扒拉到一边去了，不会干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人家要的就是这个。你敢反对，就得打你个复辟。”我说。“咱不会避其锋芒吗？兴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就不兴咱往假大空里掺真格儿的。我不提恢复制度，我提革命分一线二线。造反派不是行么？请上第一线：看门诊。’反动权威‘不是得劳动改造么？叫他们干脏活儿累活儿，上第二线：值夜班、看急诊、抢救垂危病人……这样一来，大多数的疑难病症都到不了造反派手里，活活治死人的事就越来越少了。”
“你真行！可他们就看不出来？”“刚一开头还真没有，他们不懂行嘛！哈，那会儿可真带劲儿！”他眉飞色舞地说：“有真才实学的，积极性一下子就调动了起来，除了看病，我们还组织科研组研究当地的多发病：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妇女病……”看着我疑惑的神态，他马上解释说：“当然，我没那么傻，我不叫它科研组，就叫气管炎组，肺气肿组……”
“哈哈。”这下子我也高兴起来，可一转念：“不对，他们真那么傻？造反派里能人多着呢。”
“是能人不少。”他深沉地一笑：“可只要不是坏到骨缝里的，大多数还是愿意走正道的。极个别的坏头头，看出来也不吱声，等着……”
“有个风吹草动的再整你。”“对啰！你懂局。”我们两人一起苦笑起来。
原来，那会儿，医院还真是个肥缺。人吃了五谷杂粮，有不生病的么？造反派一人得道，鸡犬能不跟着升天么？于是医院也成了跳板，要能把县里的头头脑脑巴结好了，那才叫官运亨通，乘直升机往上蹿哩！
“我们有个造反派副院长，你猜整天干什么？”他的眉头越拧越紧，嘴角露出冷涩的嘲讽，“猜不着？哼！什么也不干，就那么成天坐在一间正对着医院大门的办公室里。一边守着电话，搞各种各样的交换，一边瞅着大门的车子出入。喇叭一响，他就能听出是谁的车子。巴结得着的，马上飞奔下楼去接：您是住病房，是拿补药，是求短缺的针剂？是夫人、公子小姐、七大姑八大姨要医护上门？片刻之间，全都办妥。要是那巴结不着的呢？管他什么重病，二郎腿一跷，香烟一叼，拿张报纸把脸一挡，他就算没看见了。
“这一天，一辆吉普车驰进医院大门，一位工军宣队的首长，（我们就姑且隐其名吧）腰扭伤了，点名要一位权威（这会儿，当然也就不反动了）检查，要是平常我也就忍了。”他看我一眼，苦笑着说，“你可以说我学坏了，也可以说我是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让县里少死一些病人。但这次，这位大夫正在给一位工伤病人做手术呢。我就让人告诉他等一会儿。你猜怎么着，’首长‘有事，不能等。这一下我也火了。不能等，那好，请门诊检查，如果确实必要，再请那位权威。我是想，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吧，那位工伤病人正在要命的关头哪！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啰，抬轿子的，吹喇叭的都来了，撂下一句’对我们首长你这是什么感情，不给瞧，不要紧。‘大衣一甩，车门一碰，汽车屁股一冒烟，呜呜走了。”
“这下子可该给你算老账了。”我担心地说，“你那一线，二线也完了。”“哈！可见’文化大革命‘锻炼人哪，你这文人也懂了不少世事了。果不其然，没两天，开始学《春苗》，查感情，改组领导班子……我一看，娄子捅下了，这儿干不成了。干脆，争取主动，’广阔天地炼红心‘，要求带一个小分队，上山下乡，给贫下中农看病去……”“对！正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至此，我也桌子一拍，和他一起说起书来了。他在工读的老搭档，副校长王耀海，那些年生“政治肝炎”在农村老家住着行医，懂得不少医道。他咧着嘴对我笑，说：“你可别小看咱们书记，神着呢！他那小分队做妇女绝育，又快又好。”
“你替他吹吧？”我不相信了：“他干工读行，可干医疗……”“不信，打听去。县里开过现场会，和首都妇产医院交流过经验……”不少老同志都给他证明：是真的，报上还有记载。我迷惑了，去问刘瑞峰。
他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还不是咱们党的老规矩。在学校当校长、书记，得懂得和尊重教师；在医院当领导、书记，得了解和信任大夫。专家们有个好处：热爱本行，有专长；可也有个短处：有门户之见，挺固执，有时还缺点辩证法。咱们做党的工作的，各方面意见都得听，博采诸家之长，不忽略次要矛盾，狠抓主要矛盾。这样，处理起问题来，不但八九不离十，有时还能拔点尖……就说你问的这个妇女绝育吧。有一次，一位年轻大夫出了事故，误伤病人膀胱，急得直哭，还要求处分。我说，别急，先抢救病人要紧，处分你，事故不也出了么？重要的不是追究责任，而是总结经验，找出规律。第二天，我召集专门会议，说什么的都有……”
“你都懂吗？”“都懂还行，都懂还要专家干啥？可一点不懂也不行，一点不懂，要我干啥？！”他干脆利落地说：“一分到公社卫生院我就开始学点业务知识，一两年下来，至少不是白丁了。再说，咱们是党员，是做人的工作的。平时对每个职工的专长、特点、脾气秉性都得有个大约莫，这对衡量他们的意见有参考价值。这一回，也一样，一个会就把问题解决了。”
“一个会？”我不禁想起我们不少单位那些没完没了的聊天会，推磨会，扯皮会和踢球会来了。
“我先一声不吭地听了两个多小时，他们说得差不多了，我心里也多少有点谱了。然后问：’你们所有做妇女绝育术的大夫，什么坎节最容易出问题？‘结果找出来是腹膜和膀胱用眼看不易辨别，有经验的大夫多半凭手指的触觉。于是我们就专攻这关，解决了它，就……”
“啊！”我情不自禁地欣赏起这个普通党员来了。干一行钻一行，尊重业务，爱人才，还会使用人才。他怎么能不创造成绩，又怎么会不受爱戴？也难怪在他的岗位上成为权威了。
他成功的秘诀
刘瑞峰，从农村来，只受过中等教育，他是怎样达到这一步的呢？“他善于学习，系统地啃过一点马列……”他的一个老上级说。“他肯钻问题，遇事不撒手，刨根问底，翻箱倒柜，不弄清楚算没完。”副校长申世光说。“他为人正派，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群众爱戴他，什么事都爱找他商量。”又一个副校长王耀海说。“他办事从实际出发，又善于总结经验。”教导主任郭乃亭说。“他思想解放，热心改革，又敢于承担责任……”曾是他的学生现是副教导主任的谭朴说。“他敢顶不正之风。”这个教师说。“他不搞特殊化……”那个工人讲。
我记呀记呀！这么多故事，这么多赞美之词。可一归纳呀，无非是我们党的老传统：立党为公，勤学多思，理论结合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我拿着本子去找刘瑞峰核对事实。他说：“嗬，当着作家，他们尽夸我。其实，我也走过麦城。那还是60年代初期，学林彪空头政治那一套，’左‘得不行。结果伤害了许多有经验的干部、积极分子。一脱离群众，我累得要死，学校还越来越乱。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王耀海，狠狠地数落他：’你们这些人哪！累死我，连声同志都不叫。‘他冲我咧嘴一笑，一言不发地走了。这下可给我敲了警钟。晚上，我找了他、申世光，三个干部在屋里关上灯，脸红脖子粗地吵了一夜，最后我承认了’左‘的错误，爱听吹捧，有家长作风。于是召开支部会，让所有的党员痛痛快快地撸了我一顿，从此广开言路，改弦更张，这才又把学校办得红红火火的，直到被砸烂……所以我看哪，党的三大作风，关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你别尽听他们说好的，我给开一张名单，这他，他，她，她……这些都对我有意见，你去找找他们。”看着这张长长的名单，我心里一热。他没告诉我，可我小本里记着呢，他又是怎样批评别人的。对下级不足为奇，难的是对上级和同级。一位曾和他一起到上级机关学习的同志告诉我：“当社会上对三中全会刮起冷风的那会儿，一次小组学习，在座的不少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可不知怎么说来说去，老是右了，右了，好像’左‘的问题根本不存在似的。居然还有人说，现在右派也改正了，地富帽子也摘了，再发展下去，还不定往哪儿走呢……“’这是对毛主席的感情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老刘先是忍着忍着，憋得满脸通红，后来噌的一下站起来说，我看还是别搞’凡是‘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到底反右扩大化了没有？你们头发都白了，这些年也没少挨斗吧？可人家这是二十多年、三十年哪！还要拿着帽子给人算账，还有人的活路吗？都是共产党员，公正一点吧。那会儿，他刚调到朝阳工读，谁都不认识他，这一炮，可打响了。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深得人心。这不，最近大伙儿选他当了市党代表，区政协委员。”
但刘瑞峰却绝口不对我说这些，只给了我这样一张长长的名单……我的眼睛湿润了。想着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党员，那些整天怨天尤人、功归于己诿过于人的党员，那些大搞不正之风、歪门邪道的党员……心里千头万绪，半晌说不出话来，只怔怔地看着他。可他以为我大概已“进入了角色”，不定在构思什么呢。反正今天的这段“书”又说完了，就忙着换球鞋。外面有学生一个劲地叫他去踢球呢！他抱歉地对我笑笑，跑了。
我稳定了一下情绪，漫步到球场上，刘瑞峰正兴高采烈地和学生抢球呢。学生大都穿着整齐的运动衫裤，而他，却穿着一条三四个颜色拼凑起来的旧毛裤。望着他那刚到五十岁就秃了的头顶，想着他家里多病的妻子、拮据的家境、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儿，耳边响着他连嚷带笑的吆喝声，我茫然的思绪一扫而光，一下子想到了我这些年接触到的那些大干四化的社会主义新人：船长贝汉廷，农村税务员吴丙治，刺绣工人兼所长顾文霞，优秀辅导员曹魁珍，中年科学家陆琰、罗辽复……以及和他们一样战斗在我国各条战线各个岗位的千千万万普通群众，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生活就是靠这些人支撑的，他们是社会主义的稳固基础。
中国有希望么？希望在哪里？希望就在这里，在这些既继承了党的优良传统而又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既眼界开阔胸怀大志又精通业务埋头苦干的实干家们这里。而这样的普通党员和干部又何止千千万万，他们就在你的身边，你的眼前。我年轻的朋友们，去看看他们，了解他们，学习他们吧！他们，不但会点燃你的希望之光，还会指引你的人生之路。
中国的希望就在这里。你们的希望不也在这里么？！
1980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