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过访同里，购得计成《园治》一册。计成乃是同里的骄傲，生于万历年间，精绘画、造园艺术，这本《园治》被认为“我国造园史上的巨著”[17]，传至日本，更“尊为世界造园学最古名著”[18]。打开正文，当年赫然置于首位的，居然是阮大铖所作《治叙》。此文作于崇祯甲戌年（1634年），亦即他遭复社攻击前四年。此时他早已臭名远扬，然而造园大师却不避嫌疑，郑重邀其为《园治》首序，我们推测因为两点：一、计成非党无派，可能并不在意政治；二、阮大铖在造园上的眼界、见地，是计成所钦佩的，请他作序，表示对他这方面的一种认同与借重。果然，阮大铖文中提到，对造园他并不只是鉴赏家，也亲施营造：
予因剪蓬蒿瓯脱，资营拳勺，读书鼓琴其中。胜日，鸠杖，板舆，仙仙。[19]
大意是说，曾把府中一片荒地，加以清整，池上理山（“拳勺”语出《中庸》：“今夫山，一拳石之多”，“今夫水，一勺之多”，借指园林微观山水造景），作为读书弹琴处。赶上好天气，辄请出老人，奉之游娱。
阮氏才情最著处，是戏剧方面。他的这一天赋，在明末恐怕首屈一指。所著《十错认》（《春灯谜》）、《燕子笺》等四剧，后世虽不演，当时可是名满天下。对此，连敌人亦不能够抹杀。吴梅村回忆了这一幕：
（复社）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若奄儿媪子（“奄”指魏忠贤，“媪”指客氏），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泛白，抚掌狂笑，达旦不少休。[20]
孔尚任将这情景悉数写入《桃花扇》第四出。虽然复社诸人意在羞辱，但对阮氏“词家”分量是不否认的，只是正告他，词曲上再了得，亦不能赎罪于万一。阮大铖的戏剧成就，不仅限于创作，实际上他拥有当时南京水平最高的一个私家剧团，这剧团并不营业，只供自己及亲朋玩赏，而其亲自调教，还延聘名师，当时第一流的行家如柳敬亭、苏昆生都曾被罗致在府。《桃花扇》第四出写到复社诸人假意“借戏”，他闻讯后这样说：
速速上楼，发出那一副上好行头，吩咐班里人梳头洗脸，随箱快走，你也拿帖跟去，俱要仔细看。[21]
口气俨然剧院老板兼艺术总监，非常专业。他创作的本子，不让外人演，只供其私家剧团独家诠释，演员、服饰、乐师……都细予讲求，务得窍要。亲睹过阮氏私家剧团演出的张岱说：
阮圆海（圆海，阮氏之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鲁莽者又不同。故所扮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出出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门笋（剧情衔接和转合）、插科打诨、意色眼目（演员表情及交流），主人细细与之讲明。[22]
评价何其之高。历来，戏剧玩到这个地步的，除了他，便只有李笠翁（李渔，号笠翁）。据说，在他与朱由崧的关系里，戏剧也是颇有分量的因素：
朱由崧是个戏迷，而他不光是大行家，还有最好的剧团。
如果阮大铖愿意，他可以过很舒服的日子，以其博才多艺论，应该还将是情趣丰饶、充满创造的日子。可惜不。被废斥十七年，他简直没有一天将往事放下，这是根性所致。他生性锱铢必较、睚眦必报，假如受了一口气，就无论如何咽不下：当年所以投靠魏党，起因就是东林方面原答允委以一职，结果变卦，他一气之下而投反方怀抱。再者，借其一生来观，此人权力欲过剩，当年刚刚振翅高飞，忽然跌落，一下沉沦十七年，权力的瘾头根本不曾过足，憋得难受，势必一泄方快。最后，不能不谈谈人品：阮大铖要才有才，要智有智，眼光、趣味也岐嶷不凡，但人品确确实实很劣坏。这又让人慨叹人的矛盾性，人就是这样，往往把颇好的东西与颇坏的东西并集一身，而难尽美。阮大铖自某一面看可说是时之髦、人之杰，非常优秀，但自另一面看，却又无耻之尤、彘狗不如。笔者给他这般劣评，主要不是因为往事，当年阿附权贵我们可以视为人性弱点，不让人佩服，却也不必疾之如仇；关键是弘光间起复之后，他真正展示了陋劣的嘴脸，一朝权在手，便把恶来行，利用职务实行人身迫害，乃至屠刀高举。以往，他是名节有亏、不曾行恶，现在全然不同。这种人，任何时候都是社会毒瘤。
且将话头拉回他东山再起之前。对于蛰伏中的阮大铖，张岱有个观察：
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23]
张岱非东林-复社一脉，甚至对后者还有些微辞，故以上描述应无所偏。“居心勿静”四字，是点睛之笔。前面我们曾问，一条十七年的“落水狗”，复社仍穷追“痛打”，是否过分？由张岱的观察，可知还真如鲁迅形容的：
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24]
这一段，简直像特意写给阮大铖，形神兼备。“落水”后，他努力爬上岸，并不时耸身摇一摇，把水溅到别人身上，然后再“夹着尾巴逃走”；十七年，他始终是这么做的。
四
而且还有更加具体的原因。《明史》说：
流寇逼皖，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25]
“流寇逼皖”，是崇祯八年（1635年）的事。为此，阮大铖从老家安庆避乱到南京。但实际上，他来此远非避乱。到了南京，就开始大肆活动，《明史》所说“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只其一端；我们从别的史料发现，他在南京广为交纳、到处公关。吴梅村说：
有皖人者，流寓南中，故奄党也，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26]
策划《留都防乱公揭》时，陈贞慧也说：
士大夫与交通者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痈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27]
可见活动重点，并非使枪弄棍之人，而是社会名流、有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且颇为奏效。之所以能得逞，一是“逆案”已历多年，不少士大夫对此颇感淡然；二是阮氏本人确实风雅博才，与之交不失怡悦，况且他还拥有一个顶级剧团，谁不想饱饱眼福？三是施以恩惠，说白了，就是以财贿通（阮大铖相当有钱），连复社名流也在其列，例如侯方域。当时，侯南闱不中，又赶上河南闻警，便滞留南京，渐渐橐金颇匮，大铖“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食，与侯生游”[28]。这是侯方域自己的说法，因为事情有些尴尬，不免闪烁其词。依《桃花扇》，则侯方域梳栊李香君的全部费用（黄金三百两），都是阮大铖托他们共同的朋友杨龙友居中打点。
前面说到，自崇祯初起，复社势力已盛，而它正式成立后的三五年内，更发展到无所不在的地步，从文化到政治，呼风唤雨，简直是左右明末的一种在野的“霸权”。当事人吴梅村为我们言彼时复社名流的表现与心态：
往者天下多故（变乱，动荡），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许者，相遇于南中，刻坛，立名氏……以此深相结，义所不可，抗言排之，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梗，不能有所屈挠。[29]
强势若此，舍我其谁。就连对马、阮深恶痛绝的孔尚任，也觉得复社诸君过于得理不饶人，以“热闹局就是冷淡的根芽，爽快事就是牵缠的枝叶”[30]，微讽其意气太盛，而给自己种下祸根。不过，与复社讲究宽容、策略，原是不可能的，它就是一个青春性、叛逆性组织，或者说，就是明末一个“愤青”集团。一来，它自视怀抱崇高理想，手握真理正义，只要“义所不可”，就“抗言排之”，为此绝不“有所屈挠”，这正是它要坚持、断不放弃的东西；二来，它那样人多势众、影响广泛、一呼百应，满世的粉丝和拥趸，满面春风、花开堪折直须折，得意犹且不及，又怕着何来？
所以，当一条“落水狗”、一个已经被历史钉上耻辱柱的人，居然在眼皮底下大肆活动、招摇过市，而非隐姓埋名、夹起尾巴做人，本身就不可容忍。况且，他们解读出了其行径的真正居心：笼络人心、打通关节，以便“翻案”。他们痛心于人心是如此易于忘却，不过十年出头的光景，丑类的罪恶就被淡漠，“奄儿媪子”的阮圆海已经高朋满座，俨然南京社交界的一颗明星！若任由事情这样下去，“东林”先辈的血岂不白流？
笔者设想，假使1635年阮大铖迁至南京后，低调处世，离群索居，只当寓公，恐未必发生《留都防乱公揭》事件。然而三年来，阮氏的张扬与跋扈，终令复社精英感到责无旁贷。他们的领袖，本有不少是“东林”旧耆和英烈的后代，旁人或能忘却、淡漠，他们则刻骨铭心。《南疆逸史》关于顾杲写道：
杲，字子方，端文公宪成之孙。为人粗豪尚气，以名节自任。端文讲学东林书院，清流多附之。由是东林遂为党魁，皆引端文自重，而杲为其宗子，故虽未任而名甚高。阮大铖既废，居金陵，思结纳后进以延誉，乃蓄名姬、制新声，日置酒高会，士雅游者多归之。礼部主事周镳恶之，曰：“此乱萌也。”因草檄，名曰《南都防乱》，引诸名士以排之，而难于为首者。杲曰：“舍我其谁！”[31]
“端文公宪成”，便是东林开创人顾宪成，而《留都防乱公揭》上的第一个署名人，正是顾宪成之孙顾杲（台湾文献丛刊本《南疆绎史》于兹不同，写为“从子”，即顾宪成之侄。但据顾杲好友黄宗羲《思旧录》“泾阳先生之孙”[32]，应误），所以他会说：“舍我其谁！”
不过，《留都防乱公揭》却并非由周镳倡议和起草，虽然这说法传之甚广，连阮大铖都以为如此。但参与策划的陈贞慧在《防乱公揭本末》中特别指出：“阮以此事仲驭（周镳，表字仲驭）主之，然始谋者绝不有仲驭也。”
他并且详细讲述了事情经过：
崇祯戊寅，吴次尾（吴应箕，表字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次尾愤其附逆也，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锧，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唱，飞驰数函：毘陵为张二无（张玮），金沙为周仲驭（周镳），云间为陈卧子（陈子龙），吴门为杨维斗（杨廷枢），浙则二冯司马（冯晋舒、冯京第）、魏子一（魏学濂），上江左氏兄弟（左国栋、左国材）、方密之（方以智）、尔止（方以智族弟）。[33]
情节甚明：吴应箕率先提议，顾杲明确支持；两人随即来找陈贞慧，达成一致，吴应箕当场成稿，而顾杲领衔签名，同时发出数封信给复社在各地的核心人物。
然据吴应箕《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
留都防乱一揭，乃顾子方倡之，质之于弟，谓可必行无疑者，遂刻之以传。[34]
这封书信，是事情发生过程中，吴应箕为说服某同志而写，并且他又恰是两位最早的行动讨论者之一，因而以上说法比之于陈贞慧，离事情原貌又进了一步。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认定：行动的倡议来自顾杲，而文稿起草人是吴应箕。按陈贞慧所述，发动这场攻势，复社诸君当时也觉得冒风险，顾杲“不惜斧锧”云云，以及陈贞慧所用“毅然”字眼，显系此意。对此，笔者颇疑为时过境迁的自美之辞。就当日态势言，复社方面对阮大铖盛气凌人，略无顾忌（请参考吴梅村所记“借戏”、彻夜辱笑阮大铖一幕）。不过，在是否需要以“公揭”方式将阮大铖示众一事上，复社内部确有分歧。陈贞慧说：
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独维斗报书以“铖不燃之灰，无俟众溺，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在乡攻一乡，此辈即无所托足矣”，子方因与反复辩论。时上江有以此举达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职掌事也。”将据揭上闻。会杨与顾之辨未已，同室之内起而相牙，揭迟留不发，事稍露矣。[35]
复社重镇杨廷枢，回信反对此举，理由并不是“冒险”，而是小题大做。他认为阮大铖已成死灰，这么一个人，只需令其在乡里名声扫地足矣，不值得在南都大动干戈，那反倒抬举了他。“无俟众溺”的“溺”字，繁体中与“尿”通，此处可解为“淹”，也可解为“尿”，如是后者，则复社中人对阮大铖的蔑视，可谓无以复加。
吴应箕也提到：
当刻揭时，即有难之者二：谓“揭行则祸至”，此无识之言，不足辩矣；又谓“如彼者何足揭，而我辈小题大做”，此似乎有见，而亦非也。[36]
存在两种反对声音：一是可能招祸，吴应箕对此以“不足辩”，一语否之；二是“小题大做”论，这显然指杨廷枢“不燃之灰，无俟众溺”的看法。
五
虽然内部有人反对，分歧到最后亦未消除，《留都防乱公揭》还是公之于世了。由吴应箕所用那个“刻”字，我们得知它不是手写品，而是印刷品，所以并非一份，而是印了许多张贴到南京各处，“流毒之广”可想而知。一夜之间，阮大铖臭了大街，《明史》说：“大铖惧，乃闭门谢客”[37]。《小腆纪年附考》的说法还要具体些：“匿身牛首山”[38]，远远躲到南京郊外，一改三年来的张狂，重新夹起尾巴，效果极著。陈贞慧还说，事先有个名叫成勇的御史，答应将公揭奏闻朝廷，未知是否果行。
假如说一直以来复社“品核执政，裁量公卿”，则在这一事件中又达到新的高峰，影响越出于士绅阶层，而抵及市民社会，名声大振。
至于《公揭》一文，本身实在谈不上立意诚平，岂止危言耸听，即向壁虚构、捕风捉影之处，亦复不少。比如，说阮大铖在皖“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以致“凡大铖所关说情分（请托说情），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情浮于辞，有夸张之嫌；又说，阮大铖是因在老家触了众怒、小命难保，“乃逃往南京”，其实阮大铖躲避的是战乱；又说，阮大铖交结之人杂乱不堪、形迹可疑，暗示其中有“闯、献”奸细，言之无据；还说，“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不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故而，我们若视之为明代的“大字报”，也无不妥。
这些瑕疵，我们不予讳言，但要从中把握历史方向，立足根本，鉴别是非。有学者论：
阮大铖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在当时的留都也是极平常的事。不料，顾杲、吴应箕、陈贞慧这批公子哥儿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阮胡子来凑什么热闹。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他们写了一篇《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39]
《公揭》其文，确实不好。但文章不好，不等于事情做得不对。阮大铖心怀仇怨，这连他的朋友张岱也不否认的，他的“交结朋友”绝不是什么“极平常的事”。至于以“公子哥儿”一语括定复社诸人，将他们对阮大铖的斗争，悄悄归结于“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读此，令人唯觉无语。乙酉之变后，清兵南下，恰是这些“公子哥儿”，或战至死，或为国自尽，而那个阮大铖却溜之大吉……可见论人论世，不能一叶障目，必得瞻前顾后、看到整体。复社诸君，在《公揭》一文中有其不可，于整体或大节却无愧历史；阮大铖刚好相反，1638年某种意义上他是“受害者”，但我们却并不因此而免其“祸国者”恶名。吴应箕抗清“慷慨就死”（《明史》语）后，有个朋友在诗中写道：
九死卿将一羽轻，齐山真共首阳名；乾坤此日犹长夜，枉使夷齐号劣生。[40]
他说，就义了的吴应箕，将阮大铖彻底变成一根羽毛，也暴露着整个世界的黑暗——作者在诗末讽刺性地注道：“时移文称次尾劣生”。恰恰是这么一个捐躯者，被官方文件以“劣生”相称，黑白颠倒若此。可惜，作为后世治史者，有人也重复了这种颠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