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当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干校生活中，一个叫徐方的女孩给了顾准极大的精神安慰，徐方是顾准经济研究所同事张纯音的女儿，这个年她15岁，跟随妈妈一起到息县下放。张纯音告诉徐方，顾准妻离子散，担心他会自杀，要多关心他。就这样，徐方注意到了顾准。
徐方（顾准同事张纯音女儿）：他平常不跟人说话，然后总是拼命地干活，有一次呢我看见他一个人在那筛沙子，不停地用这个铁锨，一锨一锨在那筛，筛了很长时间。
解说：顾准身体不好，经常咳嗽发烧，张纯音让徐方把偷偷从家里带来的罐头、奶粉送给顾准，几次下来，顾准认识了徐方，把她看成自己的孩子，跟徐方讲自己的经历，要她好好学习知识，还跟她讲自己时不时挨的批斗。
徐方：所以有一次开他的批斗会，然后人家摁着他的头，让他低头低头这样，然后开完批斗会，他还跟我悄悄说，说你别看我这头都低到地上去了，我后面的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我翘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这个人说话有时候也很幽默，而且他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把这些东西看得很透，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
解说：在干校人员居住的棉花仓库里，除了张纯音和徐方，敢和顾准接触的人几乎没有，到了后来，吴敬琏也被打成反革命，开始有了与顾准更多接触的机会。
吴敬琏：到了劳改队啊，就是干那种重活，这个起圈这个活我以前不知道，你一锹铲下去根本抬不动，它因为这个粪便和那个土啊垫的土，它都变成了很黏黏糊糊得那么一个东西，这时候顾准走过来说，你哪是干这种活的，我来。
解说：这一年，吴敬琏39岁，顾准54岁，两人在干校结下了情谊，偷偷谈论中国问题。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顾准和吴敬琏一起读书，认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解释中国现实。他拿出自己偷偷带来的《希腊史》、《罗马史》、《圣经》、《韩非子》等风格不一的书与吴敬琏共享，但读书并不敢正大光明。
吴敬琏：顾准正在看《圣经》，那个吴参谋是我们军宣队中文化最高的，他过来看见了，说这个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种书？顾准就把它收了，收了过两天呢，那时候准许看六本书了，六本书就是什么什么经典著作的解释，他就拿着那个《论左派幼稚病》的注释和解说拿去问吴参谋，说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吴参谋傻眼了，他说不出来，顾准就当众大训他一顿，这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不看《圣经》你就学不懂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就这样就是军宣队的人知道这个人不好惹，看到顾准看书，他们就绕开走。
解说：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军宣队突然变得六神无主，干校管制也松懈下来，他们搬迁到了明港，顾准在日记中记载，生活逐渐转向以读书为主，愈转向读书，其他一切愈易忘却。
张卓元：明港用的是部队的营房，一个营房大屋子比这个大概大一倍左右，这样的话就在最边上那儿住，包括吴敬琏，我们呢住在这个，我住在这个地方，他就分班，分三个班，一班、二班、三班，然后他们几个所谓“黑帮分子”就单独在边上住这样。
吴敬琏：这个时候没有农活干了，劳改呢不做农活，我跟张曙光两个都是，张曙光教授，当时都是反革命，他是“连队”的经济所的头，张曙光，我们被派去劳改干什么呢？到食堂帮厨，食堂这是要害中的要害啊，反革命来帮厨，所以这段时候过的其实还挺愉快的，除了不能跟家人团聚之外。但是顾准认为中国一定会变，一定会变。
解说：“我现在更不关心我的处理问题，不抱幻想，所不能忘记的还是追求真理，倘若还能活二十年，最大希望，不过是广泛涉猎古今哲理、旅行祖国各地，看看山河如何重新安排，经济如何建设，作刍荛之献而已，神武景气将见于我国。”
1971年9月，顾准随干校人员一起返回北京，在学部大院蛰居，每天早上，他揣着两个冷馒头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继续研究自己的问题。
徐方：据我所知，他有一个庞大的这个研究计划，他要写一本书，他跟我母亲讲，说那本书书名我都想好了，叫做“东西方哲学思想史”，要通过研究东西方的这个历史去沿着这个脉络的发展，而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的方向。
赵人伟：因为他的知识面很宽，苏联东西他了解，西方英国东西他了解，美国东西他了解，希腊东西他了解，他读书的面很宽，他把《美国经济评论》一期一期拿来，哎老赵这篇文章你看，你把它翻译出来，张纯音这篇文章你翻，吴敬琏还有这个林青松、张曙光这批人都向他请教英语，请教经济学。
解说：顾准读书的范围涉猎到《大学》、《中庸》、《小雅》等中国古典书籍，杜威、赫胥黎等西方哲学书籍，《奥德赛》等古希腊历史书籍，读书过程中，他做大量卡片，力图对中西方发展脉络做出梳理，并得到自己的结论。后来顾准和弟弟陈敏之恢复了通信。此时，刚从监狱放出的陈敏之，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太多疑问，他们在通信中相互探讨，在长期读书积累的基础上，顾准终于试着对“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疑问做出了回答。他认为，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分为两种潮流，一种是以1793年雅各宾专政、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为代表的为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理想主义思潮，另一种则是以英国渐进式改革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思潮。
吴敬琏：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认为它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认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这个专制的手段、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该灭绝，于是从这个理想主义它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的，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了这个运动，结果就是循着这一条路子走到现在，走到他去世前“文革”下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所以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这个立场上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解说：顾准的思想完整体现在他的两部遗著《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然而等到这两部书出版，顾准已经离世十八年。
朱学勤：无论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顾准思想日记》、《顾准与陈敏之的通信录》等等，这都是他饱受迫害这个状态底下的思想结晶，今天能够看到的史料来说，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彻底走得那么远、看得那么透，所以我们看当时党内的一些有反思能力留下来的东西，当然有价值，不可磨灭，但多多少少有一点明日黄花啊，有一种隔时之感，但我们再看顾准就觉得他没有过时，他没有过时，为什么没有过时呢，因为他领先了这个时代有几十年，按王元化的说法，他领先了至少20年。
解说：“如果我临死的话，我还是希望见见你们，一是请你们原谅，二是祝福你们。”这是拍摄于2005年的画面，画面中的老人就是顾准的弟弟陈敏之，在顾准最后弥留的一年里，是他给了顾准最后的温暖。
1972年10月，顾准从息县回到北京一年，弟弟陈敏之从上海来到北京，目的一是要看看跟随妹妹一起生活的老母亲，二是要找到失去联系5年的顾准。
林樱初：根本不晓得他在哪里，去看他母亲去，他母亲住在公安部，就在社科院的那个地方，我们去看他母亲以后，跟他母亲商量，他母亲说总在这个范围里头，就找几个老朋友那个时候，找了老朋友骆耕漠，找，后来就找到了，找到他了，一个很大的房间，一个人一个桌子一个床，他睡在一个角上，一个床很小的，小床，边上摆着一个小的写字台，上面都是一些书。
解说：劫后余生的重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两人一起交流“文革”中的经历，游玩了北京故宫、长城，顾准提出想见一见老母亲，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1972年，他们没能如愿。
林樱初：就想看看母亲，没有达到目的，后来讲通，跟他母亲也讲通，跟他讲通，你们就别，过一阵再说吧，就没有见面，没见面。我记得后来第二次又去，第二次老陈出差时候去，又到他那里去了一下，去了一下，回来没两天就来电报，吐血了，生病了。
赵人伟：他自己买一点肉炖，小锅炖着吃，他说我现在自己要改善点生活了，发烧嘛，他原来刚回来以后，他到北京图书馆拿两个馒头就去了，没有什么营养，到北京图书馆搞那个“希腊城邦制度”研究，就是1972年回来以后，他还没有，到1973年就老发烧。
解说：1974年10月，顾准的肺病愈加严重，痰中血点越来越多，吴敬琏陪同他到医院检查，大夫认为他有问题，鉴于顾准还带着右派帽子，不敢收他住院，只能把他放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双目失明的骆耕漠在吴敬琏的搀扶下四处奔走，帮助顾准住进了医院，很快，在痰中查出了癌细胞。
张卓元：因为他不是肺癌嘛，肺癌那个肿瘤压迫气管，所以就经常憋气，憋气就呼吸困难。
赵人伟：好多人去看他，我也看他，哎呀，没有想到该走了，他觉得他很多事情没做完。
徐方：他还跟我妈说，他说我现在就像一个老农，面对大片金黄色的麦浪，只等开镰收割了，所以我现在一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特别痛，因为他刚刚开始工作了两年就得了癌症。
解说：陈敏之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医院照顾顾准。此时，顾准的5个孩子分散各地，除了大儿子顾逸东和大女儿顾淑林尚在北京外，其余的都上山下乡，顾准提出想见见孩子们，孩子们拒绝了。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顾准摘去右派帽子，要他在一份“承认错误”的文字报告上签字。徐方：他认为让他在这种东西上签名，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他坚决不肯签，后面呢他说反正我也快死了，我摘什么帽子，我不在乎这帽子不帽子，但是别人就劝他，说你要摘了帽子，你的孩子就能来看你。所以他一听这个话，结果经过激烈思想斗争他还是决定，为了要见孩子还是签了这个字。
解说：但孩子们还是拒绝了父亲见面的请求。
林樱初：五个孩子当时很困难，五个孩子也困难呢，学校里头，当时那时候叫都是狗崽子，他们想不通。我们现在有时候在闲谈，汪璧那时候总是从正面去教育他们，现在回过来想想，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跟他们讲清楚，不讲清楚孩子不晓得。所以他们都说顾准家里是最革命的，几个孩子都革命。解说：很快，呼吸和说话变得越来越困难，顾准让陈敏之通知吴敬琏，要对他做最后的交代。
吴敬琏：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他肯定是出不去了，这医院是出不去了，而且呢他说，很快他就会说不出话来，因为他这个癌肿的部位使他没有办法说话，就是把气管堵住了，所以呢我们把一些事情谈得透彻一点，你以后就不要来了，他总的就是说呢，他认为中国是会变的，这种状况是不可能维持的，所以变了以后呢，中国的神武景气就一定会到来，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所以要做的是，他说我送你四个字，叫“守时待机”。解说：癌肿越来越大，经济研究所的同事们在医院照顾顾准，张纯音建议顾准服用中药，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的顾准接受老朋友的好意，病情有所好转，但很快急转直下。1974年12月2日，顾准在世的最后一个晚上，吴敬琏陪在他的床边。
吴敬琏：在这个时候，他还跟我说了一些话，说了是主要是什么呢，说他太太，他说他一辈子没有爱过第二个人。另外说到他孩子，说他是爱他们的，他过去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过去孩子回来了，他自己做菜给他们吃。最后我听到他的一句话就是打开行军床休息，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了。那个旁边就放了一个行军床折叠的，然后我就打开，打开，刚睡下去，刚着了，就听到，乱成一团，我跳起来一看，医生在做心脏按搏，已经不行了。
解说：1974年12月3日凌晨，顾准离开人世。
林樱初：我的看法，他的思想超前了一点，他很多想法跟他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早了一点，如果再活几年就好了。
赵人伟：是很可惜，如果他能够再活个20年，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吴敬琏：有人说他是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会计学的祖师爷，有人说他是有一个偏激思想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觉得他是一个思想家，中国这样的思想家并不多。
朱学勤：顾准的很多东西到今天还没有被我们的正式教科书吸取，他还有他的现实意义，他不仅仅是思想史的遗产，他今天对我们怎么思考改革、怎么思考当下的社会问题等等，都有前驱性、前瞻性。
曾子墨：在《顾准日记》的序言中，李慎之这样评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未来，我们应不断与顾准对话。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凤凰卫视电视节目《我的中国心》2011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