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铮
噩耗传来
1935年2月，在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踏上长征路途数月后，留在根据地的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捕。在狱中，他写下了那篇引起后世巨大争议的《多余的话》，随后从容就义。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人物中，瞿秋白无疑是具有独特气质的一个。他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弥漫之时临危受命，又在数年后为他人的错误路线负责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在生命最后时刻，他对自己作了严厉到苛刻的解剖，甚至不免流露一些消沉情绪，但当他拒绝敌人多次劝降，唱着《国际歌》《红军歌》从容赴死时，他事实上从未背叛自己的信仰和主义。
那正是革命的低潮期。党在幽暗和挫折中摸索，革命者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数不清的烈士倒下，中国革命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一点点开拓着自己的道路。
1935年4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的鲁迅弟弟周建人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背面盖着一个特殊的蓝色长方形印章，说明来自监狱并经过检查。5月时，鲁迅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信件的署名都是“林祺祥”，信中说：
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有通信，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两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作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初初看起来让人摸不着头脑，鲁迅却一下子识破了其中禅机：“林”字，“双木”即“双目”，是“瞿”字的上半部。在瞿秋白使用过的四十多个笔名中，这个名字只出现过一两次，它可以蒙混敌人，却瞒不过至交鲁迅的火眼金睛。
在后人对鲁迅和瞿秋白的研究中，无不以令人动容的笔触来刻画两人的深厚友谊。鲁迅曾手书“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赠送瞿秋白，被传为佳话。而瞿秋白也曾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瞿鲁两人从1931年5月开始文字之交，继而携手在上海领导“左联”，一直相互借重、扶助。从1932年开始，只要中共机关被破坏，瞿秋白无家可归时总是先到鲁迅家避难。在离开上海奔赴苏区的几天前，瞿秋白冒着暴露的危险专程到鲁迅家作别。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当晚，鲁迅为了表示惜别之情，提出要让出床铺给瞿秋白睡，自己宁可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
得知瞿秋白已经被捕，但好在身份尚未暴露，鲁迅迅速把信件转给了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分头寻找对策营救。
这是国民党以两万大洋悬赏多年的一颗人头。若不抓紧行事，恐怕凶多吉少。
临危受命
瞿秋白是于两个多月前在福建长汀县被捕的。此时距离他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工作仅仅一年。
当时，抓获他的敌人暂时还不知道，这个恂恂儒雅的弱质书生，就是中共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瞿秋白。
瞿秋白是在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面临建党以来最严重危机的时刻被推上历史前台的。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从华东杀起，继而延展到华南、华中。全国的共产党员从原先的六万多人锐减到一万多人。
在四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和湖南军阀何键的眼皮下，中共“八七会议”只匆匆开了一天。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地批判了党内路线错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并决定由瞿秋白领导全党。会议上，瞿秋白所做的报告中说：“现在党不能再以退让手段来争取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
“八七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议精神通过各种秘密渠道传到全党后，从1927年秋冬到1928年初，湘赣边界，湖北公安、石首、沙市、通城、孝感、麻城、黄安等地，江西德安、鄱阳、弋阳、万安，广东海丰、陆丰、琼崖，河北玉田等地相继发动了武装暴动。
然而，为什么会在危急时刻推举瞿秋白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至今仍是一个难以说清的谜。
在全党众多领袖人物中间，弱质书生的瞿秋白并不具领袖气质。在共产国际一再强调领导层必须是工人成分的情况下，瞿秋白更是不符合要求。事实上，在7月12日，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中，选出的由五个常委组成的政治局中并没有瞿秋白。据蔡和森回忆：“不知道是七月初几，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
但在短短一周后，当鲍罗廷前往庐山，借休养之名决策改组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时，却没有邀请政治局的五人常委，而单独只请了瞿秋白一人。7月21日，当瞿秋白从庐山回到武汉后，已经成为了实际上的党中央负责人。对于这一急遽的转变，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在前苏联解密的大量史料中，就连当时来自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和罗明纳兹也语焉不详。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陈铁健分析，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以反对和清算右倾错误为紧迫的历史条件下，瞿秋白此前表现出来对右倾的反对态度最为鲜明，因而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陈铁健也表示，瞿秋白“浓厚的诗人气质、教授式的文雅风度，再加上他缺乏只有经常直接深入工农群众运动才能获得的实际经验——这些弱点和不足，使他担负领导工作，特别是领导具有特殊国情的中国革命，又时时刻刻受制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当然是力不从心的。”
瞿秋白自己则在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八七会议”后登上最高领导人位置，是“历史的误会”（《多余的话》）——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这也就为随后发生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弱者的道德”
“八七会议”次年初春，革命热潮依然涌动，盲动政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在苏联时，李立三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高潮期。他的固执惊动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三次接见包括李立三在内的主席团成员。斯大林费尽口舌，用红蓝铅笔在纸上画出起起伏伏的曲线，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点浪花。斯大林解释说，这说明中国革命在现时期已经处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溅起几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权威面前，争论暂时被搁置。会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李立三回国成为实际上的中共中央负责人，他立即开始酝酿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在内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这个计划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红军在攻打武汉时，部队16000人损失了15000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侦缉和破坏。
1930年9月，在苏联驻留两年的瞿秋白被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在上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这是在“八七会议”纠正右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则是纠正“左倾”。
在处理“立三路线”时，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我当然间接的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而随后发生的事，却是他万万想不到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命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召开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会，竟把错误加在了不在场的瞿秋白头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
在这样的引导下，李立三说“我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这一指责，正中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下怀。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过节。1928年6月，中共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安徽籍学生王明诬陷中山大学部分同学结成了反革命组织“江浙同乡会”，瞿秋白派出邓中夏和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结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是存在的，并在公开场合说瞿秋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撤销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联合审查委员会共同审查，作出所谓“江浙同乡会”根本不存在的结论。可是，在米夫心里，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集中批评的便是“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路线”。
王明早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发言《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3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此时，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会上成为活靶子。根据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瞿秋白则蒙冤受屈，被撤销政治局委员。他在《多余的话》中回忆：“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
只身赴苏区
被撤了职的瞿秋白在上海养病，严重的肺结核经常让他咳喘难平。其间，他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正是在此时期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3年底，临时中央派人找到瞿秋白，宣布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对此瞿秋白并无异议，只要求能让杨之华一同前往。
但这个请求当即就被拒绝了，理由是杨之华的工作尚无人接替。
彭玲，一位在1928年结识瞿秋白夫妇的老革命此后向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回忆了与瞿秋白临行前的一次见面。彭玲问瞿秋白：“你的身体还需要调养，不可以不去吗？”而瞿秋白听了以后显得有点怅然，沉吟了片刻后回答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
这句听起来有些悲凉的回答并非偶然。1933年9月22日，临时中央突然发布了《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继1931年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开除出党中央之后，这是对瞿秋白的又一次打击。
《决定》中，指责瞿秋白在党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若干文章，是“完全与中央的反对五次‘围剿’的决议相对抗……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继而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受此连累，杨之华也被暂停了党内职务。
据杨之华回忆说，上海中央分局专门开了小组会来批判瞿秋白。会上，瞿秋白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诉，但上海中央分局的负责人李竹声却对他蛮横地吼道：“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此后不久，李竹声被敌人俘虏，没用多长时间就叛变了，这是后话。
瞿秋白被安排只身前往中央苏区，鲁迅颇不以为然，他在瞿秋白辞行当晚对杨之华说：“像秋白这样的身体，去苏区是不适宜的，应该去苏联才对。”
据杨之华的回忆，临别前夜，她在睡梦中不断醒过来，看见瞿秋白绕着自己的床踱来踱去，或者坐在椅子上沉思抽烟——他一夜没有休息，但精神还很好。我们谈着当前的工作，也谈着离别以后的工作……他突然握住我的手说：“之华，我们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还记得广东某某同志夫妇一同上刑场的照片吗？”我紧紧地拥抱着他说：“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
当晚，在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各出1元钱，叫了个菊花锅，吃了顿丰盛的晚餐。夜里11时，瞿秋白离开了寓所，路灯下白雪纷飞，他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黢黢的大街尽头。那一天，是1934年1月7日。
其时，从上海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由过去的三条，剩下仅有的一条——从上海坐船到香港，再乘船到汕头，改乘火车到潮安，再改乘秘密交通站的小船到大埔、多宝坑，然后再步行经过永定铁坑、桃坑、下金、中金、古木督、严坑、丰稔、庄太拔、茶地、白沙、旧县、南阳、涂坊、元亨、河田、长汀、古城到瑞金。这条交通线下设上百个小站点，之间相隔二三十里，一般设在地下党员或可靠的群众家里。
1月15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红都瑞金举行。这是上海临时中央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后的第一次全会。18日会议结束，新的中央政治局由12人组成，博古任总书记，瞿秋白则被无声无息地排除在外。
而在1月下旬，杨之华收到了瞿秋白到苏区境内后托人捎来的一张小条子：
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
苏区新天地
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瑞金。
曾与李伯钊、刘月华被共同誉为苏区“三大赤色红星之一”的石联星，记下了1934年2月，在红都瑞金看到的一幕：
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他，就是瞿秋白同志。”
到达瑞金的三天前，瞿秋白被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甫一抵达，便即上任。这是自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时隔三年多，瞿秋白再次得到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