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天都很安宁，没有开枪，没有开炮，炮手们尽管在通过潜望镜观察这少见的行动，但他们并不开炮，否则会打中自己人的。可能是被这宁静所吸引，圣诞节的第一天甚至有几只鸟儿飞回了庄稼地。莫里斯·马斯科尔上尉想利用这和平的机会画几幅残破风景素描，几个星期来他第一次重新见到了这正常的生活。他数了一下，在一棵已被战火烧死的树上有5只麻雀。爱德华·赫尔斯发现：“鸟儿从四面八方回来，平时我们看不见鸟儿。下午我在地下掩蔽部前面看到了50只麻雀，我给它们喂了食。”
尽管有关德国杂耍艺人的插曲确有其事---在亚美尼亚人那边---但作家罗伯特·格拉费斯根据一个德国杂耍艺人于1914年圣诞节用他的绝技让英国人和德国人大为高兴一事而写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印在本书的结尾。
伯蒂·弗尔斯特德为神话的形成也作过贡献，他于2002年在格洛斯特的一个养老院以106岁的高龄去世。也就是说，他有86年的时间讲述无人区的足球比赛，这个故事变得越来越好听。只要在杜伊斯堡足球协会网站的主页上点击“一个战斗英雄之死”，就可以看到体育伙伴伯蒂的讣告，同时附有一篇《西德意志报》上的文章，这神话便永存于虚幻的空间中，而且又变成了现实：
“英雄们在许多战斗中受到崇敬，凡是勇敢地迎着敌人枪弹的人，就会受到当局的赞扬。同样，敌人杀得特别多的人也受表彰。在英国的格洛斯特，有一个战斗英雄死得非常特别。伯蒂·弗尔斯特德是前线的战士，19岁时他就在战壕里了，敌人的子弹随时都会击中他，然而伯蒂并没有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以106岁的值得祝福的高龄安详地在一个养老院去世。伯蒂·弗尔斯特德是1914年圣诞节在前线和德国军士相会并共庆圣诞节的英国军士之一。像军人们那样欢庆圣诞节，大家踢足球、吸烟，肯定还倒了些烧酒尝尝。因为伯蒂也不开枪，而是在欢庆，所以这个故事他可以讲86年，不断地讲，只要世上有足球和伯蒂·弗尔斯特德这样的人在，人类就有希望。别了，伯蒂。”
事实上他是1915年1月才到前线的，那时双方又在交火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乐意听他讲故事，一代一代的人都在听，别的国家也在听。老伯蒂是个善于处世和富有生活经验的人，他接受过无数次关于在无人区进行足球比赛的采访。有一次采访遗骸狼藉随蒿草中，他谈到了对圣诞节第一天发生的友好活动的独特看法：“德国军人是他们祖国的男儿，我们则是我们祖国的男儿，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一夜之隔，双方之间产生了感情，于是双方从自己的战壕中走了出来，在无人区的中间碰头。”
天黑了，无人区的人慢慢地少起来，大家陆续回到自己的世界中。他们互相讲了许多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逸事。尽管和往常一样布了岗哨，但前线的夜非常宁静。只有后方大本营里的参谋部军官们将面临一个不安之夜。“那些政治家和将军们将会气得暴跳如雷。”莱斯利·沃尔金顿津津有味地想象着，“如果双方的普通军士决定：好了，够了，这里又湿又冷、不舒服，把我们当傻瓜，我们回家去吧。”但他知道，如果真的那样，也就永远不会有1914年圣诞节令人满意的和平机会了。
第二天，库尔特·策米施在他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两页，尽管在前线记日记是严格禁止的。赖弗尔曼·特纳把剩下的胶卷拍完。当然，人们又在乱踢球了。
拳击日终于快来到了。在英国，这一天人们习惯于踢足球，明天为什么不踢呢。
接下去会怎么样？
有的士兵拒绝向新朋友开枪。这里可闻到和平的气息。战争之狗嗅到了这一气息。他们开始要赶走和平。
凡是不允许发生的，就没有发生，即使曾经发生过，现在也不许发生。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绝对不是孔策中尉因为圣诞和平而发明的，他只是要把这个方法继续用在现在这件事情上罢了。因为沉默和隐瞒是这次战争以及以后各次战争中所有总参谋部的战术之一，从这一意义讲，打败仗被说成是有计划的撤退，开枪打死老百姓说成是对付游击队，有目标的轰炸城市说成是摧毁弹药厂时炸错了。
孔策的记录从12月23日开始，他确定什么也没有发生。下雨，是雨夹雪，这些都没有错，因为别的报告中也是这么记录的。接着是：“12月24日上午10时，工兵和第7及第107兵团的部分军士炸掉了紧挨在战线前面的一幢房子，因为它为英国人提供了极好的掩蔽。白天很安静，从下午6点开始没有枪声了，2号战壕带回来6个喝醉酒的投敌者。一名英国军官建议12月25日停战掩埋死者，埋葬从12月25日9时开始……12月25日，没有开枪。从上午9时到中午，在1号和2号战壕前面，从十月风暴以来躺在战线之间的死者被掩埋了。不允许另一方越过的明确界限被确定。下午建设阵地，天气寒冷但晴朗。12月26日，1号和2号战壕前没有落下子弹。英国人喊话了，建议新年不开枪，整修战壕……下雨了。12月27日，3号战壕前双方有微弱步枪交火，面对1号和2号战壕的步兵开火，敌方没有回击。难道是有意往天上打，就像喊话时确定的那样……下雨了。12月28日至12月30日，双方有轻微的炮兵交火，雨下得很厉害，英国步兵没有开火。1月3日，1号和2号战壕前的英国步兵始终没有开枪。”
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字未提，既没有提无人区的友好活动，也没暗示圣诞节第二天军官和士兵之间的争论。但总算间接地揭示了和平还要持续多久，也就是说，显然要到1915年1月3日，它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短暂。虽然这简短的记录和事实相去甚远，但还是值得较详细地提一提，因为这一记录是那些日子里所有日志的典型。
兵团笔记在作为日志公开以前，必须由大本营仔细研究过，所有参战国都是这样做的。每天的伤亡人数供统计用，谁、什么时候、对谁开枪、开枪的次数等都要详细记录，这是一切战争中正规军理所当然的职责。对诸如忧伤、悲哀、想家、沮丧、渴望、恐惧之类的感情不加按语---所以对因这些感情而产生的事件也不加按语。
昨天晚上在英国大本营出于别的原因，圣诞大餐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事件，有名贵的菜肴和饮料，威尔士王子作为贵宾在简短的祝酒词里对他的部队，特别是对这些处于艰难时日的军官先生们说了十分亲切的慰问话。这些军官中的一个，霍勒斯·史密斯·多里恩将军在拳击日这天很早就起床了，关于在无人区里举行联谊活动，绝对被禁止但却大受欢迎的与德国人碰头的报告使他不得安宁。他想去检查一下，亲眼看看，陆军元帅弗伦奇关于停止任何联谊活动的指示在前线是否被执行。
在作了两次短暂巡视后，他发现他的指示毫无作用，他让人陪去的两个战区也笼罩着圣诞节的宁静气氛。回去后他口授自己的意思，让一位副官记录下来，他说他对事情的现状以及他所看到的士兵们普遍无精打采的样子是多么失望。他不能理解，德国人和英国人突然之间友好相处起来。此外，从和法国人对阵的战线也听到了类似的情况。这一切和他的世界观不符，他不能想象，这是战争呀，可是却没有人上去打仗。打仗对年轻一代来讲，是一种简单而美妙的想象呀。他要找到原因，为什么他们都厌倦了战争，而几个月前他们还满怀激情地奔赴这一战争，嘴里唱着歌，帽子上插着花，前面飘舞着旗帜。
解释就在眼前。
这不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这场战争是有人向他们反复灌输、说服他们来打的。他们在8月份时有过的激情早已死了，他们的幻想已在泥浆中窒息了，他们在听得见、看得见的近处活着和死亡着，是这种死亡的临近在联合大家。普通士兵好像在1914年圣诞节令人吃惊地意识到，在伤亡者中很少有那些命令他们开枪的人，而交战双方那些必须听从命令的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怜虫。
是这一点在联合他们：“双方的男儿们在恰当的时候有了恰当感受。”皇家威斯敏斯特步兵团的G·A·法默非常容易地找出了一个将军无法解释的原由。
到了将来再回顾的时候，一个人阵亡了，他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这已经不重要了。死了大家都一样了，当时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这么想的，但是他们的口号没有市场，市场已被自称爱国者的人占领了。他们完全以时代精神出发，直截了当地把战争看做政治的继续，只是采用了一些别的手段罢了，使用这些手段也被视做是正常的。没想到会出现一次发自下面的、违背指挥者意愿的和平，上面的人肯定被弄得神经错乱了。
根据德国总参谋部地图上所标记的来看，第143步兵团的迈因尼克少尉在伊珀尔河套处所经历的事可能未必真实。他说他和他的部下的对面是英国人，可是在地图上只标着法国部队。这个德国人在报告他的圣诞经历时怎么会把法国人跟英国人搞错的呢？马尔科姆·布朗认为这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圣诞节的第二天，在第一次伊珀尔战役中双方争夺的60号高地附近也有一个英国连在参战。
不管怎么说，交战双方今天中止了战争：“圣诞节的第二天，敌人和我们之间有一次小小的停战，一个伙伴将一块写着‘圣诞快乐’的牌子举到掩蔽部的上方。英国人接着便用同样的方式答复。一个英国人用一口纯正的德语向我们喊话，问我们想不想把阵地之间的死者清除掉。此时此刻，在这个连所在的战区前，约躺着50至60个死者。我们稍稍考虑了一下便同意了，有些伙伴同时走到了掩蔽部上面，和英国人待在一起。后来英国人还要求我们唱圣诞歌。很快，双方的掩蔽部上面笼罩着活跃的生活气息。为小心起见，还是有几个伙伴握枪瞄准着……一个特别的画面，只见参战的双方在几百米长的战线上互相聊天。”
直到天黑以后，前几个星期的牺牲者都被掩埋了，士兵们这才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迈因尼克也没有忘记提到，他的上司们显然没有像他那么高兴，但是从他的结束语中还是可以看出某种对抗：“注：这样的友好联谊活动肯定受到指挥部的反对，然而这样的联谊活动真的是一份人类美好的文件。”一个当年的职业士兵哈拉尔德·斯塔廷，于五十多年后在他为家乡报纸所写的一篇文章中，把这样的事情称做是难得经历的时刻：“人类的亲密友谊胜过仇恨和敌意。”
报道评析
人性的渴望
新闻，无论其表象和本质都是人，它服务和关注的对象始终是人。这一点，在战争新闻中更应突出表现。战争新闻首先应当渗透对人类生存、人类文明与发展的深切关注。一味热衷于战事，热衷于对杀伤、胜负的报道，是黄色报业时期的品位格调。
战争新闻，只有关注在战火中人的生存和心灵，关注战争对自然与生命的摧残与破坏，关注人的价值、人性的美、人间的真情在残酷的战争的闪现，关注战争于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撼动，关注技术进步所潜含的破坏性因素，战争新闻才能具有崇高的积极的意义。
同时，传媒天然是人类的信息传播工具，这使得它们拥有了充当人们与外部世界沟通中介的先天优势，在战争风险中，人们也很自然地把这项重要使命移交给传媒。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战争危机情境中行动；增强公众的战争危机意识；战争危机发生时警示民众；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提供有关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战争危机。战争风险中的民众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风险的潜伏阶段，也可能发生在风险的初发阶段，当公民，乃至政府尚未充分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传媒和记者就应该及时传递信息，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这在美国知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那个著名比喻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这篇报道就是通过战争期间人性的揭示，塑造社会关于战争的风险共识，利用传媒的影响力，让社会公众形成关于战争风险的共性认识，从而促成反战共识的形成。
人性残忍的一面，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动物的本性；人性仁慈的一面，可以简单的理解成植物性的一面。常说的人性当然指的是后者。
人的两性恰好在米夏埃尔·于尔格斯所书写的《战争中的平安夜》中得到显现。战争显示残忍的一面，在平安夜里却显出仁慈的一面。作者就是要表现二者之间的开合，以战地报道凸显人性的关怀。参加过这场战争的一位将军也说：“这一切都是人性所致，再说又是圣诞节。”
“对双方来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开挖新的阵地时挖到前几个战役尚未腐烂的残余尸体，这也是常有的事。”变态成为常态，不是于尔格斯所愿意见到的，也是他所告诉给读者的，而且民众也应该了解战争真实的一面。
战争自古都是影响人类命运的大事，个人在战争面前执掌自己命运的能力并不比一只蚂蚁大多少。战争对人类的特殊魔力，很难用一种简单的逻辑解释出来---经济的、政治的、外交的、历史的、心理的、民族的、道德的、观念的、军事的原因，无不作用于人性的“潘多拉之匣”。战争的实践者和旁观者在“潘多拉之匣”里共同创造了人类战争文化。
人类历史长河中，战争始终延续不断，并构成人类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篇章。战争常有，战争中的“平安夜”不常有。
人的灵魂是由人类自己说了算的。人性是属于人类的，人的灵魂也是属于人类的。人性与灵魂操在人类自己的手里，那么，无论是多么严酷的战争，都是无法战胜人类本身的。人性的存在与永恒，才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的真谛。
于尔格斯导引读者一起祈祷在战地里逝去的亡灵，尽现人性仁慈的一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