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深知Qwest公司在实力上绝对竞争不过Venzon，但为了增加Verizon的收购难度，他只能叫高价格。这使得MCI-时又成了香饽饽，卡洛斯手上的股票也涨了许多。为了利用Qwest公司把Verizon推到被动的地位，卡洛斯出奇制胜地发表了一段通报。声称为了保护MCI的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他将出手收购MCIo这个消息一出来，又使得MCI的股价进一步上涨。Qwest公司和Verizon都很着急，但最后MCI董事会决定把MCI出售给实力更强的Verizono眼看Verizon快要完成收购了，没卡洛斯什么事了。
情急之下，卡洛斯又策动Qwest首席执行官使Qwest公司出价比Verizon高，声称这一收购案不符合商业规则，并威胁要起诉。而此时卡洛斯又私下与Venzon通了气，只要Verizon把自己的拉美移动业务让给卡洛斯的美洲移动，卡洛斯就把手中的MCI股份转给Venzon，这样一来在这次收购案中Verizon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最后在Qwest卷土重来的形势下，Verizon方面不得不同意卡洛斯提出的意见，就这样卡洛斯一举两得，既在投资MCI中赚了好几十亿美元，又把Verizon踢出了拉美移动业务领域，为自己发展拉美移动业务扫清了道路。而在其中，Qwest公司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正是它的参与使得MCI股价上涨，进一步提高了Verizon的收购成本。
最后使得Verizon不得不任由卡洛斯摆布，最终达到利用对手的对手阻击对手的目的。
要是专门从政的话，卡洛斯肯定也会是一个很能干的独裁者，但他清楚地知道，在倡导民主的现在，在政界已经没有强势者的生存余地了。他把这些政治上的才能充分地发挥到了商业领域，把自己的公司打造成了一个商业帝国，并成为这个帝国不可撼动的国王。运用各种政治手腕在与其他的对手竞争中不断地胜出，令这些在民主式管理制度下的企业职业经理人望而却步。
§§§第三节爱国主义是实现垄断的最大法宝
卡洛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不只和政府高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商界也有良好的人脉。这使得他的垄断事业在体制和舆论上都失去了阻力，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垄断帝国的形成。
卡洛斯光凭自己的一己之力肯定是很难保持自己的地位的，但他知道借力。和政府的垄断法博弈的时候他借力于墨西哥的民间组织，以此获得垄断地位。和外国公司竞争的时候他借力于墨西哥政府，以此保持他的垄断地位。但不管怎么借力，卡洛斯的口号是永远不会变的。那就是：“为了墨西哥……”
一个国家无不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基础上，但伴随着这种物质基础的产生，必然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以及人民的积极参与性。大型垄断公司、民主党派制度以及爱国主义教育构成了现代各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和民意基础。这三者互为依托密不可分，政治家借此来为自己的政治立场谋划，资本家借此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然，还有一些国家缺乏这三个要素当中的某一项，这时它的国家的存在对另外的要素的依赖便更加强烈。
比如在战后，日本被进行民主改革，爱国主义被等同于军国主义，成为被人们深恶痛绝的一个概念。但事实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它又离不开三要素的互相依赖。在爱国主义教育被禁止的情况下，为了增强国家存在的凝聚力，前两项要素便异常发展。这使得日本的垄断公司不得不肩负起为国家生死考虑的责任，进而在实业报国的动力支持下，努力开拓，最终把日本制造推向了全世界。与此同时，它的民主党派斗争也因为失去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维系而变得凌乱不堪，但参与其中的每个个体却都是以身报国、完全为本国利益着想的真正的政治家。同样的现象在韩国也存在，而且情形和日本极其相似。但韩国比日本的状况要好一点，韩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自由的，这也进一步使得韩国企业政界在这一主导立场下更加精诚合作，即使在1998年本国经济最危急的情况下，民众依然支持本国企业和政府，为尽快地走出经济危机做了巨大的贡献。
光有大型垄断公司、民主党派制度以及爱国主义教育还构成不了一个有竞争力的现代国家，因为这三者的合作互动还需要一些民间机构在中间牵线搭桥。当今世界，民间组织的数量、质量已经成为测量一个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民间组织的重要性在各个国家已经基本得到共识，NGO或NPO（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组织）在工业发达国家比较普遍，而且在公民社会的结构中均发挥积极的平衡、和谐社会作用。由于民间不同意见均可以通过有序的渠道得以充分表达，其对政府的管理起到正面激励作用。
墨西哥作为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几乎是这种政治模式的一个样板。因为它既不像日本一样是被民主化了，也不像韩国那样资源匮乏只能依赖外向型经济。在墨西哥既有大型垄断公司，又有独特的民主党派制度，而且这个国家也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但长期以来，墨西哥的民间组织不够发达，它们一般都受政府掌控，形式大于意义。在墨西哥的一系列改革当中，民间组织最终被放开，由以前的政府主导变成自主管理，经费也要自筹，加入方式由以前的强制加入发展到后来的自愿加入。
贸易协会作为民间组织的一个大类，当时也受到了政府的改革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私有化过程中，很多贸易协会由强制人会改成自愿人会，结果会员大量减少，普遍陷入财务困境。这时候，卡洛斯拉了他们一把。他为这些组织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一方面与他曾经在相关的民间性贸易组织中的工作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这些民间组织在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地位。
他的适时出手，为以后自己的发展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墨西哥一位贸易组织领袖承认，他很感激卡洛斯的经济支持，当然代价是他不得不降低对卡洛斯公司高昂的电话费的批评度。就是这些民间组织，为卡洛斯在墨西哥的垄断出了很大的力。他们借助在行业中的威信，常常向媒体等舆论界提供有利于卡洛斯兼并策略的言论，这使得政府没有及早地遏制他的垄断行为。另外，他还通过这些民间组织，与政府出台的《反托拉斯法》作斗争，使得这法律起初不能顺利出台，接着又不能顺利执行，最终形同虚设。
墨西哥的联邦竞争委员会早已对卡洛斯的公司展开调查，但问题在于他们在人数和资金上都无法与卡洛斯抗衡，因为他的公司“花在单个案件上的钱比我们一年的总开销还大！”委员会的一位官员无奈地说道。
卡洛斯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不止和政府高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商界也有良好的人脉。这使得他的垄断事业在体制和舆论上都失去了阻力，进一步加速了他的垄断帝国的形成。
对于卡洛斯的商业帝国来说，墨西哥无疑是他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保住了墨西哥的市场份额才有机会进军国际市场。和喜欢借助国内的民间贸易组织确保自己的垄断地位一样，卡洛斯在借助本国政府阻击外国竞争者方面也很有一手。
收购墨西哥电信公司后，卡洛斯就向当时的总统提出：“墨西哥需要一家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的电信公司，而最佳的选择毫无疑问应当是墨西哥电信公司。”墨西哥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1995年，墨西哥政府制定新的电信规则，全面开放电信市场，但对外资直接投资国内电信市场的比例，仍然限制在49%以下。此举明显是为了保护国内电信企业，实质上也就是保护卡洛斯的墨西哥电信公司。在这一措施的基础上，墨西哥政府还以法律明确规定：“在某一特定的国际市场上，最大的营运商享有以所有墨西哥营运商的名义与此国际市场上的外国电信供货商谈判合作事宜的专有权。”对于某些国家的国际接入或者接出服务，墨西哥规定每一个国际营运商应当保持一致的费率。
在墨西哥电信市场上，最大的营运商显然就是卡洛斯的墨西哥电信公司。就是说，墨西哥政府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卡洛斯代表所有墨西哥的电信业与外国供货商谈判合作事宜的权利，拥有决定国内电信市场价格的特权。
墨西哥政府这种保护措施引起想到拉美发展的AT&T公司和世通公司等的抱怨，他们认为，已经加入世贸组织的墨西哥，根本缺乏自由竞争的环境。这种抱怨不断升级，和卡洛斯借助墨西哥政府保护自己的市场一样，美国公司也要借助美国政府开拓自己的海外市场。最终AT&T公司和世通公司不得不拿出他们的杀手锏，把美国政府也拉进来。美国政府很快提出，要派一个工作组进驻墨西哥，以解决双方在电信业的争端。
美国政府始终指责墨西哥过度保护本国电信业，美国贸易代表团办公室负责人索拉纳明确表态：“尽管墨西哥电信在墨西哥的反竞争行为不胜枚举，但墨西哥政府仍然未能严格执行其禁止反竞争行为的国内法规，这真是令人失望。”
事实的确如此，在美国的Alestra和Avantel两大电信公司与墨西哥电信公司发生争执四年来，墨西哥电信始终垄断墨西哥市场，不断获益，让Alestra和Avantel几乎没有机会在墨西哥获利。而墨西哥政府却在四年中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援助美国的这两家公司。最后，争执闹上了国际法庭，公司之间的争端成了国际冲突。2000年，美国贸易代表团就声称要“不遗余力地解决与墨西哥的网络费率争端”，此后，便有专家进驻墨西哥调查，做出调查报告，报告确认墨西哥政府的某些作法严重违反了国际电信合作原则，并给相关的公司带来严重的损失。
报告一出，墨西哥政府便面临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表态：“愿意透过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小组，消除美国的关注。”面临这样的形势，卡洛斯终于作出让步，同意降低美国电信公司接人墨西哥电信公司网络的服务费率，由原来的3.6美分降到不足一美分。这让美国几家电信公司终于可以在墨西哥分到一杯羹了。
持续四年的争斗，美国的公司最终分享到了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对于卡洛斯的墨西哥电信公司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守住国内市场的方法有很多，但对于墨西哥这样的国家，最好的方法恐怕还是凭借政治的力量。卡洛斯正是凭借着政治的力量，保护了他的立业之本——墨西哥电信公司的国内市场。
葛林斯班曾说过：“所有在经济上有影响力的人，在政治上同样有影响力。”这话本来是针对美国人说的，但对墨西哥同样适用。
卡洛斯是墨西哥少数几个垄断企业家之一，他的一举一动固然对整个墨西哥的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也以此影响着政府的决策。更重要的是，卡洛斯是以保护民族资本的名义和政府谈判的，这使得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政府无论如何都要站在他的一边。所谓的国际法、国际规则只是一些大国借助自己的强大后盾，推广本国跨国企业的一个手段而已，但这个在其他地方游刃有余的尚方宝剑在墨西哥行不通。因为墨西哥有卡洛斯，因为他把自己扮演成了墨西哥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以一国之力与大型跨国公司博弈对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