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魏征还有谁？他经常当廷辱我，使我常无法下台。”长孙皇后遂郑重地换上朝服，向太宗拜而称贺，太宗非常吃惊地问：“你这是为了何故？”长孙皇后回答说：“我听说主圣臣忠，今陛下圣明，所以魏征才敢于直言，我怎么能不向陛下道贺呢？”太宗恍然大悟，转怒为喜。
由于魏征与唐太宗相处十七年，尽心尽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国家的治理呕心沥血，唐太宗甚至说贞观时期政绩的取得，“皆魏征之力也”。
贞观十七年，魏征病死。唐太宗非常悲痛，亲自为其撰写碑文，并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征故去，使我丧失了一面镜子。
魏征堪称天下第一敢谏之能臣，他与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能臣与明君合作的典范。他的极言直谏的气势和无所屈挠的品格，正是其“忠义血性”本质的表现；唐太宗知人善任，能容人君所不能容，忍常人所难以忍，其胸怀和气度，正是表现出的一代圣主明君的风采。
明经32知人之明，为成大事者必备才能
“诸臣之敢谏，实由于朕之能知谏、受谏也。”
——李世民
君明，臣易直；君昏，臣难直。然“君明’’不仅在于有自知之明，还要有知人之明，此为成大事者必备之才能。唐太宗既能“自知”，又能“知人”，所以其臣子中有很多直言敢谏的干练之才。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批评皇帝叫做“犯龙鳞”。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撄之，则必杀人。”所以，历代尽管设有谏官，但殿廷上往往是鸦雀无声。为什么唐初竟有那么多人“敢犯龙鳞’’呢？关键在于唐太宗虚心求谏，诚意纳谏。魏征把话说到了底：“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的确，如果唐太宗专横跋扈，听不进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犯颜进谏的魏征，早已成为刀下鬼、阶下囚，至少也落得个削职为民了。
自称是“龙种”的帝王，居然叫臣子们不避犯触“龙鳞”，并以实际行动对犯颜者予以嘉许，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实不多见。唐太宗就能做到。
贞观六年，韦挺等上封事，唐太宗极力称赞，并“设宴为乐”。畅饮之际，唐太宗说：“朕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败！”这里，把犯逆鳞与国家安危相联系，是颇有见地的。
不让人讲话，就难免要垮台，落得“宗社倾败”的结局！
贞观八年，唐太宗又看到一些官员奏事时，呈现一副恐惧不安的样子，连言语都颠三倒四，于是再次强调：“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这番话表明，唐太宗胸怀宽广，乐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意见。
由上可见，有了唐太宗的积极倡导与虚心纳谏，才有臣僚们纷纷直言的生动局面。“诸臣之敢谏，实由于帝之能受谏也。”若论君臣上下关系，君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君明，臣易直，敢于提意见，不怕犯逆鳞；君昏，臣难直，稍谏即怒或杀，何人更敢直言？只有“导之使谏”，才能广开言路，收“天下大治”之大效。
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不仅体现出其宽广的胸襟，还体现出了他的知人之明：敢谏者见其忠、善谏者见其智，投君所好而乱谏者见其伪。在这样的明君面前，又何愁直臣不直，又何忧宵小作乱呢！
明经33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能尽善？”
——李世民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兼听纳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没有一个皇帝在这一点上可以和他相比。
贞观二年五月，唐太宗曾和魏征讨论过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的问题，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认为，明君之所以明智，是由于能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昏庸的君主之所以昏暗，是由于偏听偏信的结果。因此，国君必须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宠臣所蒙蔽，下情才可以上达。唐太宗十分赞同魏征的意见，决心做一个兼听纳下的明君。
在这种思想动机的促使下，他和臣僚们对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一次太宗问魏征：“守天下难还是易？”魏征回答说非常难。太宗说：“只要能做到任用贤才，接受谏诤就可以了，怎么能说难呢？”魏征指出：“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危难之时容易做到任贤受谏。等到天下太平，就产生了松懈思想，不大容易接受意见，致使言事者畏惧而不敢谏诤，发展下去终至会危亡。所以圣明的君主经常居安思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要长期做到这一点，难道不难吗？”这番话对太宗触动很大。
唐太宗认识到守天下比夺取天下还要艰难，故此他时时提醒自己不要骄傲，要广泛听取臣下的意见。同时他还认为，个人的才智总是有限的，只有信任臣下，发挥集体的才智，才能保证不出现失误。他对侍臣说过这样的话：“隋炀帝不肯信任臣下，每一事都要自己决断，结果搞出了不少弊端。
天下之大，事物之广，一个人如何能独断得了呢？”太宗还从日常事例中体验到个人认识的局限性，得出了颇有哲理的结论。
有一次唐太宗对萧说：“朕年轻时十分喜好弓箭，自认为已经非常了解弓的性能了。最近获得了良弓数十张，拿给造弓的工匠看，工匠认为皆非良弓。朕问他们是什么道理？回答说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皆斜，弓虽刚劲但射出的箭不直，所以不是良弓。朕以弓矢定天下，经常使用它，犹不能完全了解弓的性能。何况朕即位不久，治理天下经验不多，对于熟悉的器物都是如此不深入，更不用说自己尚不大了解的事物了。”由此太宗悟出的君主能力有限，并非无所不能的道理。
于是，他下令要求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到宫中值班，和他谈论事，以便询访外间之事，尤其是有关百姓利害的大事。
太宗还认为，对于皇帝来说，了解下情很不容易，受到许多限制，因为皇帝深居简出，高高在上，视力所及多为宫廷之事，就更要多听取臣下对外间情况的反映。他说：“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太宗不仅仅局限于通过臣下了解情况，对于自己已经做出的决策，也同样希望臣下谏正，这样就可以保证决策不至于失误，以避免贻误国事，危害百姓。他汲取了隋炀帝拒绝臣下谏诤，从而导致国破身亡的教训，时时注意纳谏，不以势压人，他多次强调：“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承认皇帝并不是一贯正确，鼓励臣下踊跃谏诤。
太宗不仅自己注意纳谏，他还要求执政的宰相们也要注意听取下级的意见。他曾经对房玄龄说：“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因为宰相掌握中枢决策之权，他们能否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能否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对保证军国大事决策的正确与否十分重要。同时宰相又是皇帝的主要助手，他们经常与皇帝一起商议国事，谏诤的机会应该最多，如果宰相本人不具备接纳下级意见的素质，必然也不能对皇帝尽到谏诤的责任。正如太宗所说的“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太宗对宰相要求严一点，目的在于培养他们乐于受谏的作风，使朝廷上下都能形成谏诤的风气。
唐太宗倡导谏诤的目的，无疑是为了“兼听”，因为只有“兼听”才“明”，兼听才能使自己少犯或避免犯错误。唐太宗开创的贞观盛世，正是得益于这一时期谏诤之风的兴起。
它使唐太宗得以兼听天下之言，择其善而行，使其失误减到了最低程度，保证了其革新举措的顺利实施和社会的稳步前进。唐太宗的这一成功之道，当为今鉴。
明经34为人大有学问
“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咸其道。”
——李世民
“人之初，性本善……”是的，人的禀性是天生的，于身就有的，但同样也是大家所共有的东西，那为何长大之后，人与人之间却有那么大的不同之处呢？这就要归根于“学问”。
一个人所掌握的学问有多少，则表明这个人有多大的能耐，即代表着这个人的性质如何，也就是所谓的修养如何？
大凡成功之人，自幼无不刻苦读书，直至终老而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只有博学，方能做大事。在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认为：“为人要有学问。”他说：“人随禀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唐太宗不仅善于“兼听”，而且注意“博学”。既然个人才知平庸、有限，就必须努力地“学”与“问”。魏征曾经奏称：“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唐太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早在贞观元年闰三月，他就“亟延耆老，问之政术。”还规定京都官员五品以上的，轮流到中书内省值班。每次召见，与之交谈，“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强调：“为人大须学问”。所谓“学问”，除了询问政务外，还十分注意读书学习。他说：“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特地嘱咐魏征等编纂《群书治要》。书成后，唐太宗细心览读，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说：“朕少尚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唐太宗还阅读其他大量的书籍，如《尚书》、《诗经》、《礼记》、《论语》、《史记》、《汉书》、《汉纪》、《中论》、《哀江南赋》、《晋书》《北周书》、《被齐书》、《经典释文》等等，并且能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来，作为治理天下的依据。正如他自己所说：
“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直到晚年，他仍然重视学习，说：“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以成其道。”
由此可见，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克己励精，容纳谏诤”的皇帝，这同他勤于“学问”是分不开的。一个人获得学问越多，就会知道很多有利于群体的道理，就知道人活一世，该如何度过方叫没白活，更加知道该如何去处理一件大事，这些都是学问。所以说：“学问学问，有学就问，有问就学。”
明经35人非圣贤，自我检点
“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
——李世民
唐太宗倡导臣下积极谏诤，自己虚心纳谏，如果只是做给别人看，并不打算认真实施，也无承认和改正错误的勇气，那么就会使谏诤流于形式。从唐太宗即位以来的情况看，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只要发现自己做错的事，都能当着臣下的面勇于公开检点过错，从不文过饰非，作为一个帝王来说，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贞观二年，太宗与王硅闲坐交谈，旁边有一位美人侍立伺候。这位美人本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被诛，这位姬妾被官府籍没送人宫中充作美人。太宗指着这位美人对王硅说：“庐江王不道，杀掉了这个人的丈夫而夺人之妻，哪有不败亡的道理！”王硅反问太宗：“陛下以为庐江王杀人夺妻子是对还是不对？”太宗说：“哪有杀人而娶其妻的道理，公这么问是什么意思？”于是王硅就对太宗讲了一段历史，春秋时齐国国君桓公到了郭国，问当地父老郭国因何故而亡？父老回答说：“郭君因喜善而恨恶，导致灭亡”。桓公说：“若以你们的说法，郭君应是一位贤君，何至于灭亡呢？”
父老说：“郭君喜善而不能用，恨恶而不能铲除，所以才灭亡。”接着王硅话锋一转，对太宗说：“现在这个妇人仍在陛下宫中，我以为陛下口头上说庐江王杀人夺妻子不对，而心中却认为对，如果陛下真的认为不对，那就和郭君一样明知恶而不能改正。”太宗听到这里才知道王硅是在批评自己，他认为，王挂的话很有道理，十分高兴地将这位美人送出宫去，交给了她的亲属。
贞观四年（630），太宗下诏征召民工修建洛阳乾元殿，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疏切谏，措辞尖刻，慷慨激昂，认为，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张玄素：“卿认为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何如？”张玄素理直气壮的回答：“如此殿建成，将与桀、纣一样同归于乱！”太宗叹息说：“我不思量，遂至于此。”下令罢役，并对房玄龄说：“以卑犯尊，自古就不易做到，如果不是玄素忠直，如何能如此激烈地谏诤？”遂命赐绢二百匹，连魏征都感慨地说：“张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谓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疏指出：近年以来徭役增多，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返数千里以服劳役。虽然陛下每有减免徭役的诏令颁下，但是营建工程却未停止，官吏为了完成营建，仍然需要动用民夫，致使诏书等于一纸空文。
当前京师与益州（今四川成都）营造供奉器物及诸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者皆认为这是不节俭的表现。贞观初年，生产荒废，一匹绢才换一斗米，然天下安宁，人无怨言；近几年来，连年丰收，一匹绢可换十余石粟，而百姓颇有怨嗟之言；根本原因就是营建渐多，劳役渐重。而且目前所营造的都是不急之物，这样下去如果有人乘机挑唆煽动，将会有不测之事发生。太宗看了奏疏后说：“近来下令造一些小的随身器物，没有想到会引起百姓的怨嗟不满，这是朕的过失。”遂下诏停止营造，罢去劳役。
贞观十一年，太宗东巡洛阳，途中居于显仁宫，因守宫官及当地官员供奉之物及献食不精，大为震怒，对官吏大大责罚。魏征进谏说：“往昔隋炀帝因郡县官吏献食不精责罚，致使各地官员竭尽民力而贡奉，故海内叛乱接踵而起。这是陛下亲眼所见，为何此次还仿效他呢？”太宗大惊，说：“非公不能听到这样的忠告”。回过头来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往昔也经过这里，当时是买饭而食，租房而宿，也没有感到不舒服。
现在如此供奉，如何再能嫌不足呢？”太宗当场表态，以后再也不会有此类事发生。
这年十月，太宗在洛阳郊外狩猪，有一群野猪突然从树林中冲出，太宗连发四箭，射死四头，仍有一头野猪冲到太宗马前，已经触及到马镫。民部尚书唐俭此次也陪同太宗狩猎，他早年曾充任过天策上将府长史，是秦王府集团的旧人。
他见情况危急，急忙下马去与野猪搏斗，这时太宗已抽出佩剑斩杀了野猪。太宗回头得意地对唐俭说：“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邪，何惧之甚！”唐俭正色地说：“汉高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
唐俭的意思是太宗应以文德治天下，不该冒险与一兽相搏，最根本的还是反对太守外出狩猎。太宗觉得唐俭的话很对，遂罢猎返回城中。
唐太宗知错能改，成为千古美谈。为了使自己少犯或不犯错误，他希望大臣们积极谏诤；为了保证政事不至于存在弊端，他规定重要的军国大事，都要先交百司讨论；他还十分重视谏官的作用，规定宰相人阁议事，谏官一定要参预，以便随时谏正。
唐太宗虚心纳谏，鼓励谏净，又经常自我检点，知错能改，从而形成了贞观时期良好的社会风貌，并由此推动了大唐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明经36同心同德，君臣相嗟
“君臣事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匡救，冀谏直言，致天下太平。”
——李世民
唐太宗一向强调兼昕纳下，但并不是仅仅听一听臣下的意见，而是要造成一种共商国事的局面。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