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几年来，我一直以中立的立场，通过电视节目和图书，评论行政当局的经济政策。而这些评论，一直是以批判的视角进行的，其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醒当局，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好的营商环境，就不可能取得正常发展。我在《郎咸平说：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遇到的危机，我相信其中的观点引起了政府和企业界人士的高度重视，其中很多观点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得到了印证。我在上一本新书《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中，讲述了中央试图通过不断压缩政府权力，给市场释放更大的空间。我个人认为，三中全会的决定，是目前我看到的中共历史上最靠谱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试图给市场创造一个比较好的营商环境，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呼吁的。我在《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两本书中，讲述了作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国际营商环境，通过中国与国际经济交往的案例，告诉大家国际营商环境是多么的恶劣，面对国际市场，我们的水平还差得很远很远。那么具体到企业微观层面，我在《产业链阴谋》三本书中，以大量案例的形式，利用公司财务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中国极其欠缺的“六加一”产业链理论。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这是指导中国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最简明最有效的战略。在过去的七八年当中，我出版了近20本案例书，通过对50多个行业的案例进行分析，得出了对各个行业发展战略的思考性结论，我收到了很多企业的反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些案例书指导很多企业进行了成功的转型。
在新的政策性营商环境下，在中国经济面临全面衰退的大背景下，当政府逐步给市场让出空间后，作为企业该如何抓住这次机会，变危机为机遇？
这就是写作本书的目的，我希望透过本书，我们中国的企业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能够看到或者找到自己的希望。
2013年，不论是对中国还是世界而言，仍然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尽管在本书出版的时候，2014年已经过半，但我仍然坚信自己对2013年的检视和判断没有错误，事实上近半年的变化已经印证了我的判断，那就是世界大势和中国经济在上演着“乱”、“稳”和“变”的变奏曲。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如果不能把握和判断世界大势的变化规律，我很难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本书第一章“2013年的变奏曲：乱、稳和变”阐述的内容。作为政府管理层和企业决策者，必须知道我们面临的危机有多么严重。我近年来一直在强调，制造业是立国之本，没有制造业的发达，就没有服务业的发展。可惜我们的制造业不仅仅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还面临着产业链低端和走不出去的窘状。我在本书的第二章“萧条已是大势所趋”，通过大量数据告诉各位，我们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已经全面衰退，说得更准确点，就是萧条已经悄然来临，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实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经济学家，我不能说假话。
2013年，中国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在《郎咸平说：改革如何再出发》一书中，从经济民生的角度解读了三中全会决定的三个灵魂，那就是：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那么，想要真正厘清这些关系容易吗？就我们今天经济萧条的局面来说，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只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则是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错位造成的，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说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没用好的结果。我在本书的第三章“走出萧条的希望：砸碎束缚中国企业的十条枷锁”，试图从厘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给出路径和答案。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三中全会经济方面的决策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这次改革就会演变为资本权贵们的盛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中小企业就会沦为奴隶。砸碎这十大枷锁，就是破解中国经济萧条的最大希望。我一直强调，没有萧条的行业，只有萧条的企业，企业的发展还是要靠真功夫。我希望透过本书第四章“企业该何去何从”，以李嘉诚和中国家族企业传承问题等为案例，来验证我的这一观点。
从本书第五章到第十五章，我分别以光伏、大型机械、电子、汽车、电信、电子商务、照明、液晶、食品工业、服装和金融等十一大行业为例，来阐明我的观点：政府主导的所谓产业升级和转型以及结构调整都是错误的思维，政府能做的就是提供好的营商环境。而产业的升级转型和结构调整，市场本身自然会自我调节。
郎咸平
2014年5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