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陷入僵局。孙一提议休息片刻再接着谈，得到双方一致同意。
河岸边宁完我与范文程好似闲庭信步，一面交头接耳一面眼睛不住地四处乱看，几次想离开河岸都被士卒拦阻，二人只好沿着河边越走越远。
达海和耿秀才并排，边走边讨论拼音的事情。
贾道士与孙一远远落在最后。
孙一询问贾道士：“都安排妥当了？”
贾道士点点头：“爷放心，万无一失。”
贾道士又请教道：“爷刚才说对方使者有病，似有深意。不知使者得的什么病，爷是如何看出来的？”
孙一笑笑，“这种病我们那里叫做斯德哥尔摩症。”
于是孙一细细地给贾道士解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概念。
没想到贾道士笑得直不起腰，“爷真会说笑话，一个人被欺得狠了，自然就驯服了。爷居然把这叫’死的膈膜’。”
孙一纠正他，“斯德哥尔摩症可比简单地驯服严重多了，得了这种病的人会主动帮助施害者，心甘情愿的助纣为虐。”
贾道士笑道：“这不就是爱新国猎人熬鹰的路子嘛。”
贾道士解释说，东胡产一种鹰，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极好的猎鹰，但是野性大，不能人工繁育。猎人抓到野生海东青之后要熬鹰，彻底杀掉海东青的戾气。
熬鹰的过程从几天几夜到一两月，通常是几个猎人轮流熬一只鹰。不让鹰睡觉、不给鹰喂食、使鹰长时间处于惊恐状态，直到鹰的意志被完全摧垮。熬成的鹰以后即使放飞也会乖乖地叼着猎物主动回来。
熬鹰的过程极其残忍。有的猎人把鹰放到类似摇篮的篮子里，篮子来回晃动，鹰不能保持平衡，不能睡觉，昼夜颠倒，神魂颠倒，最后昏死过去。
熬鹰使鹰极度饥饿，有猎人只给鹰喂很少的一点水，有的猎人给鹰喂线轴，饥饿的鹰吃了线轴以后反而带出胃里的流食。
被熬的鹰会迅速瘦下来，体力、生理、意志都处于死亡的模糊边缘，这时猎人再慢慢给鹰一点点吃食，让鹰主动来吃，杀掉鹰的傲气。
熬鹰这件活也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胜任，要心狠！爱新国人历代都是熬鹰的高手。
熬成的猎鹰，不能让它吃饱，也不能太饿着它。白居易有诗《放鹰》曰：
十月鹰出笼，草枯雉兔肥。
……
取其向背性，制在饥饱时。
不可使长饱，不可使长饥。
饥则力不足，饱则背人飞。
乘饥纵搏击，未饱须絷维。
……
圣明驭英雄，其术亦如斯。
……
通常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会经历以下四个历程：先恐惧，再绝望，然后认同施害者，最后主动帮助施害者。贾道士介绍的熬鹰过程和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的心路历程一模一样。
孙一打了个冷颤，“人，居然也可以象动物一样被降服？”
大汉奸洪承畴，据说刚被俘时坚决不投降，将来劝说的范文程骂得狗血淋头，不吃不喝绝食七天只求一死，最后被爱新国施美人计收伏。
现在想来，洪承畴应当是被爱新国当成鹰给熬了。如果爱新国象对待刘胡兰一样对待洪承畴，恐怕就成就了洪承畴的一世英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后世传说纳粹集中营采用这种“熬鹰”的办法审问所谓嫌疑人，命其名曰连夜审问突破罪犯心理防线，不就是人可以象动物一样被降服的铁证？
贾道士笑着笑着突然不笑了，“爱新国把抓来的诸申、汉人、蒙古都熬成了他们的猎鹰，细想想这件事其实很可怕。我们竟然是在和一群病人在作战，我们在战场上杀掉的竟然是和我们一样的可怜人！”
孙一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那么痛恨满清。
古来征战，历来尸骨成山。对于这些孙一只觉得是一堆无法改变的历史数字，大家彼此都一样，孙一恨不起来。
孙一痛恨满清，是因为满清一举彻底摧毁了三个伟大民族做人的资格！
他们把女真熬成了自己的鹰，并以奴才身份而自豪，最后堕落到只会提笼架鸟逗蛐蛐；
他们把汉人熬成了狗。当街大便唠嗑不知羞耻；
他们把蒙古人熬成了……孙一真不忍心说出来那两个字，算了，给蒙族哥们留点面子吧，他们把蒙古熬成了羊。
孙一的蒙古哥们告诉他，有清一代三百年，满人和汉人的人口增加了好几倍，唯独蒙古人口在下降，有人说蒙古人口减少20%，也有人说蒙古人口减少90%。
《剑桥晚清史——蒙古篇》书上对这段历史是这么说的：在十九世纪，王朝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人，清朝政府不再害怕他们。甚至人口实际上也在衰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僧侣制度和性病。
据冯玉祥回忆，“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惟有听其自然。……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
日本关东军对当时内蒙古的评价：“不待武力征服，五十年内，蒙古人将被梅毒灭亡”。
19520822《人民日报》说：“草地的老乡得了病，找人念经，花掉许多牛羊，有些人得了梅毒，躺在碱地里或者河水中去‘治疗’”
60年代知青回忆，“这里的生活方式虽然保留了一夫一妻制，但是仍然保持着原始群婚的某些特点，因此家庭是开放型的。丈夫妻子互相容忍对方的婚外性行为，尤其是婚前性行为。婴儿往往一出生就患‘二期梅毒’。”
中国政府数字：自1950～1965年的15年中全区累计检查性病患者130万人次，治疗病人18.7万人次。
这还是成吉思汗当年那支征战世界无敌的骄傲自豪的蒙古民族吗？还是已经被别人驯化的象汉人一样心甘情愿地去做猪狗！
满清把三个民族都变成了重症病人。以至于满清之后，病根一百年都去不掉。
倭人侵华，杀人无数，恐惧的百姓在鬼子的淫威下集体患病，无数病人主动帮助施害者来伤害自己，还美其名曰“共荣共存”。
倭人杀人了，美其名曰“父母错打了孩子“。
倭人抢东西了，美其名曰“我们是最善良的民族，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造反。”
有外人指责倭人的不是，病人立刻上街维护倭人的名誉。
倭人要走了，病人立刻拉住倭人的衣袖挽留，强权一去天下必然大乱，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
贾道士变得忧心重重。这爱新国有熬鹰的本事，能把抓来的奴隶俘虏源源不断地变成“死的隔膜”病人，这以后仗还怎么打？
贾道士问：“爷，这病能治吗？”
孙一低头查了查手机，说道：“我只有这种病发生的必要条件：
一、人质必须意识到自己被绑架
二、人质必须有真正感到绑匪威胁自己的存活。
三、人质必须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四、在遭挟持过程中，人质必须相信绑匪会优待自己。
五、除了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必须与所有其他观点隔离，得不到外界的讯息。”
孙一道：“如果能破了这五条中的任何一条，就能预防这种病的发生。”
贾道士琢磨一下，略松一口气，“幸好我们每个人都有逃跑权，想来不容易得这种'隔膜'症。”
孙一道：“至于已经得病的人，你能不能象上次那样给对手撒点种子？”
贾道士反问：“爷有意反正他们？”
孙一答：“能反正当然好，但是这几个人病得不浅，我可不敢指望能反正他们。如果能坏对手一件半件事我估计都求之不得。军师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贾道士摇摇扇子：“那好办，到时见机行事随随便便丢些莫名其妙的种子任它成长便是。”
前面传来歌声，悠扬的长调伴随着喉音：
风吹过青草连绵
牟尼山矗立在眼前
巍峨身躯高入云端
守护着我们的平安
乌日图河水甘甜
静静的涌出山间
灌溉了我们的家园
沉默的流淌从未改变
牟尼山连绵不断
宛如神圣的诗篇
教我善良和勇敢
撑起草原的蓝天
……
这是孙一教会琪琪格的一首歌，琪琪格把这支歌又教会了第二营的游牧士卒。此刻巴特尔正领着二营的一支小队在河边一边饮马一边唱。
蒙语里的牟尼山就是眼前的青山，乌日图河就是眼前的黄河。
牟尼的汉语意思是“神”，源自梵语“释迦牟尼”，乌日图的汉语意思是“长”，乌日图河就是长河。
宁完我、范文程、达海、耿秀才都在驻足听歌。
一边漫步走上前，孙一一边对贾道士说：“音乐是人的心声，没准儿音乐可以治疗这种病。这种病人没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多听听音乐多唱唱歌抒发一下也许有助于治疗。”
贾道士感叹：“古时有君子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可惜《乐经》在秦汉时期就失传了。”
孙一也不由感慨：“也许从暴秦和强汉开始，中国人就开始得这种斯德哥尔摩症。所以他们不需要《乐经》。我猜秦朝以前，中国人活的可能更完整，更开心。”
贾道士驻足郑重说道：“力德尔爷，贫道多嘴一句，先秦可是没有皇帝的。”
孙一也停下脚步，“贾军师，活得开心难道不是最重要吗？皇帝难道就开心吗？”
贾道士呆愣片刻，突然向孙一深深施礼：
“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建文惠帝后人朱平凹愿辅佐圣人重回三代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