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苏军在彼列科普为一举歼灭德军而调集了一个集团军的兵力。4月6日晚，天气骤变，彼列科普地区突降大雪。第二天早晨，苏集团军炮兵司令发现刚刚进来的参谋长双肩上薄薄地落了一层雪，并在渐渐融化。这一发现，使炮兵司令员突然联想到：由于天气转暖，敌人掩体内的积雪也将马上融化，为避免泥泞，他们必然会清扫掩体内的积雪，带雪的湿土也将被随之抛出，这就会暴露他们的兵力部署。炮兵司令随即命令加强观察，很快判明敌主要兵力部署。由于掌握了德军兵力部署情况，苏军对敌阵地发起了猛烈而又准确的炮火袭击，迅速攻破了敌人的防线，取得了俘敌38万余人的辉煌战果。苏军的胜利正在于其指挥官具备了超常的洞察力，见微而知著。
此外，相敌之法还可以理解为破解敌人的信息，运用谍报系统对敌人信息系统进行盗取，从复杂的信息中发掘出有效资源，这也可以算做一种见微知著。
二战时期，德国军方使用引以为傲的著名通信密码系统“Enigma”谜进行通讯。英国人为了破解密码，获取情报，在英国白金汉郡布雷奇利庄园里，聚集了成百上千的数学家、科学家、语言学家、象棋冠军和填字游戏高手。这些不同寻常的怪才们从漫无头绪的密码中寻找规律，发明了各种巧妙的方法来破解Enigma不断更换的密码，按照6号木屋的负责人戈尔登·魏齐曼的话来说，这是“一群想方设法嗅出一条线索的猎犬”。
他们干得很成功，从中发掘出了很多德军情报，这令德国人的计划和行动暴露无遗。如果德军计划一次进攻，英军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增援或撤退措施；更妙的是，如果德国将军在他们的电报中争论己方的弱点，英国军队就可以直接攻击那些足以让他们焦头烂额的地方。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布雷奇利庄园便取得了一份详细的军事计划。同样在英伦战役之初，密码分析人员准确预告了德军轰炸的准确时间和地点，并且取得了德国空军Luftwaff 极为宝贵的情报，比如飞机的损失情况，新飞机的补充数量和速度等。这些情报被送往M16的总部，再由那里转送战争部、空军部和海军部。
至于德国军方，几乎是在十年之后才知道这一真相，他们直到这时才明白，德国海军一直在“把自己的牌明摊在桌子上和英国海军较量。”
可以说，Enigma的破译者们加快了二战的进程。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德军很可能在大西洋上保持一支强大的潜艇群和反应能力，那么盟军的登陆计划就会被推延，战争很可能要延后结束。
历史学家大卫·凯恩对密码破译的意义有过评价：“这拯救了生命。不仅仅是俄国人和盟军的生命，它也拯救了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生命。对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幸存下来的人来说，没有这个方案，他们将已不在人世。这就是这个世界欠这些密码破译者的债务：他们的胜利折换成人类生命的价值。”
治军之法，文武之道
——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素不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
治理士兵要执行军纪军法，但如果士兵尚未“亲附”，执行军纪军法就难以奏效。“取人”、“取心”、“取信”是最为重要的。
“亲附”的实质是官兵同心同德，上下一致。这样平时的管教就能奏效，战时的用兵作战就能胜利。《练兵纪实》一书中写到：“循士情。主将常察士卒饥饱劳逸、强弱勇怯、材技动静之情，使之依如父母，则和气生。气和则心齐，兵虽百万，指呼如一人。”孙子这段论述的深层含义是，衡量干部和士兵关系融洽与否的标志之一，是否执行好的纪律。这对现代人生的启迪意义是，领导者要把对部属的惩罚，建立在部属亲近而归服于自己的基础之上。否则，尽管当你执行纪律时，部属可能在表面上没有同你过不去，但是倘若他们从心里不服，你就很难真正使用好他。其抵触可能表现在消极怠工，甚至造成祸患、酿成祸害，不可能为单位带来效益。
“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的治军之道，它侧重于“文武”兼备、刑赏并重的原则。而且文与武，恩与威应当结合，缺一不可。苏东坡曾说“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就是指这个道理。
古代将领运用这一治军之道取胜的事例颇多。
明嘉靖后期，东南沿海海防松弛，卫所腐败，兵员严重不足，倭寇乘机入侵。富饶的江浙沿海一带经常受到倭寇的袭击，烧杀掠夺，百姓被害者不下数万人，半壁江山几无宁土。朝廷曾派兵进行围剿倭寇，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由于昏庸的明世宗在严嵩的蒙骗下，颠倒是非，枉杀抗倭功臣，境内土豪劣绅又勾结倭寇残害百姓，倭患愈演愈烈。嘉靖三十四年，朝廷任命登州卫指挥戚继光前往浙江一带任参将，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戚继光率领从山东、河北、广西调来的“客军”抵抗倭寇。但这些士兵纪律涣散，战斗力较差，遇贼闻风丧胆，遇民却如狼似虎。戚继光痛感明军的腐败，上书请求练兵，提议选练骁勇之士三千，以备调用。这个建议一直到嘉靖三十八年第三次提出，才取得总督胡宪宗的同意。九月，戚继光前往义乌、永康等地招募新兵。经过戚继光的动员工作，应募的人很多。戚继光进行了严格地挑选，凡是过去当过兵、打过败仗的，或者曾经在官府服过役沾染了坏习气的，以及浮滑的小市民，一概不要，而入选的大多是勇敢的农民和剽悍的矿工，很快招募了四千人。接着，戚继光对新军进行了严格的教育与训练。一是养兵保民教育。要求士兵懂得军队的任务，就是“保障生民，捍御地方”，懂得“只要军队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百姓，百姓肯定拥护军队”的道理。二是重视武艺训练。让士兵练习切合实战、能防身杀敌、立功报国的真武艺，决不允许士兵去学只能装饰门面、丝毫不起实战作用的“花架子”。
《明史》称：“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士无敢不用命。”在一次攻坚战中，戚继光下令部队攻取倭寇占领的石桥，第一波进攻，一哨官兵36人全部阵亡；他命令另一哨冲锋，立刻又损失一半有余，其他士兵胆怯，企图后撤，正在督战的戚继光当场将后退的哨长一刀劈死。余者震惊，皆奋勇前冲，终于取胜。
铁的纪律造就了戚继光的铁军，几年以后，当他率这支劲旅北上蓟门时，戚继光在土台子上向这支部队和当时守卫北关的部队训话，中途天降大雨，其余部队纷纷如鸟兽散，只有这支亲自训练的队伍“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极为震惊，从此知晓军令之重。
领导者本身不正，光要求士卒做这个做那个，士卒并不心服，如此用之作战，则可能失败、军事家鲁登道夫曾言：“军纪要上下一致遵守，才能使军队有战力。”
孔子也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为将者，本身应严守军纪，以为部属榜样，如此才能“与众相得也”。
在勇与谋之间
——兵非益多也，唯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唯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
很多名将，比如汉尼拔、李泌、孙膑、拿破仑、竹中半兵卫、隆美尔等等，他们的武力值都并不高，大都是摇羽毛扇的。
日本战国时代的著名战将立花道雪幼年时曾经被雷击瘫双腿，但这并未影响他的头脑拥有强大的指挥力，经常可以看到他在战场上坐轿坐车指挥战斗的身形。
而那些武力值很高的将领，如项羽、关羽、李自成、僧格林沁等等，最后却往往以败亡为终局，关武圣的“大意失荆州”已成经典。
做将军的，需要深谋远虑，这是第一要义。却也不可忘了勇。
孙子不提勇，因为他觉得没必要，这种人神共守的原则还用说吗？十三篇中透出的气势足以吞吐天地，他完全有资格不提那个字。
而我们不行。
拿宋人来说事，他们极重兵法，为培养军官而专门制定了“武经七书”作为教材，成立史上第一个国立正规军官学校，设立武学博士。军官学校的学生要能写出优秀的军事论文，然后方能委任官职。可在与金作战中却屡战屡败，军旅中兵怯、将怯、“无骨无血，无气无神”，缺了“勇”，战力不堪一击。
“勇”，意味着决断、行动力，没有勇，谋安得施？
西方人认为万恶怯为首，勇乃贯彻一切美德的“必需之力”。拿破仑所言：勇与谋是一个正方形，不管怎样放置它的底和高都是相等的。
二战时的猛将巴顿的猛冲猛打是大获成功的，当然，他的“单向突击战术”（根本不顾及侧翼）仍要依靠集团军长官布莱德雷的节制、支援和掩护，为他大擦屁股。
所以美国总统杜鲁门也难免私下里发牢骚：“美国陆军产生了马歇尔、产生了艾森豪威尔和布莱德雷这样的名将，但也产生了巴顿、麦克阿瑟这样的怪胎！而且他们居然还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吹捧者，真是×××……”
西方人尊敬勇者，他们认为，与其谨慎而沦为懦弱，倒不如鲁莽而靠近勇敢。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
宕开一笔，比如孔子带着藏龙卧虎的门生们游走四方，诸葛孔明胸藏阴阳而辅佐扶不起的阿斗，谭嗣同烈士身具武功而横刀淹留，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是一种勇SUNZIBING。
这种勇，是用来欣赏的，我们无资格去评判。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如何行军作战、驻扎安营以及怎样根据不同情况观察判断敌情等问题。孙子认为，“处军相敌”是作战指挥中的重要问题，事关战争大局，强调指出在行军作战中，首先要将军队处置好，而“处军”的重要内容，便是要善于利用有利的地形，避开不利的地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