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对晋商的评价至少有两种朗朗上口的称谓：一为粗陋殷实；一为凡有麻雀的地方皆有晋商。前一种说法意指晋商的性格品质；而后一种说法描述的是晋商的经营思路。借用后一种说法，笔者把本章的标题定为 “麻雀”的启示，从而凸显晋商在经营方面的特征。
麻雀者，禽类的一种，由于适应性比较强，几乎可以在地球的每个角落生存。我们千万不要用麻雀的生物属性（即属于“四害”之一）来看待晋商，而应以其顽强的生存能力比附晋商，此为大前提。由于受国家版图的限制，明清两代晋商的经商区域有所不同，若以现代眼光观察，明代晋商为“行踪半天下”，而另一半为与明朝对峙的蒙古政权。清代晋商则为 “行踪遍天下”，其历史大背景是天下一统，撤除了人为的行政藩篱。尤其是针对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更把晋商推向国际贸易的风口浪尖。
商业发展的根基在于商品化率的高低，客观评价，明代的商品化率并不高，这自然影响到商业事务的拓展。现有资料表明，除蒙古地区之外，在有些边远地区也难见晋商的行踪，比如西藏、新疆、黑龙江、吉林等。尽管如此，对比别家商帮的经商区域，晋商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举例言之，蒲州籍商人张允龄曾“西度皋兰（兰州）、浩璺（今甘肃碾伯县东），贩货张掖、酒泉，数年又南至淮、泗，渡江入吴，后益困，遂溯江汉西上菱峡，往来于楚、蜀间。又北到沧博。拮据 20年，足迹半天下。”其弟张遐龄“南历五岭，抵广州，往来南昌、南京诸大都会。”张允龄子张四教， “年 16便服贾远游，历汴泗，到江淮，南至姑苏、吴兴之境，所经营贸易，常出人意外。在随其父经营长芦盐业时，识量宏达，综计精确，不屑斤斤计较。”仅仅一个家族就涉足了西北、西南、东南、华中、华南、华东等地区的商务。
蒲州的王家也不例外，王瑶曾“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益丰。”正德间（ 1506年— 1521年），又“行货张掖、酒泉间”， “复货盐淮、浙、苏、湖间，往返数年，资乃复丰。”王瑶之兄王现（字文显）也是位大商人，据明人李梦阳《空同集》卷 44载：王现初“为士不成，乃出为商，尝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竟客死郑家口。”张、王两家经商线路虽有所区别，但无不有包罗天下的雄心。
蒲州的另一著名商人为范世逵， “他亲赴关陇（函谷关以西、陇山以东一带），至皋兰（今兰州），往来张掖、酒泉、姑臧（今甘肃武威）等地，了解地理交通。此后，便在这一带专门经营粮、草，或囤积，或出手，或购进，或销售，生意做得很活，数年内大获其利。”由此看来，范世逵选择了西北地区作为营业的重心。
别的商帮的表现相对要差些。在北方，很难看到南方商人的影子，唯有的例外是京师，有可能是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限制了他们的行迹。而同属北方区域，直隶商帮（以后的河北商帮）还未成形（明初山西移民的主要迁居地），山东商帮亦属同类，东北当时还是商业的“处女地”，陕西商帮却一直生活在晋商的影子之下，正如后人的评价： “晋帮厚重的羽翼，遮蔽住了陕西商帮，虽然安全，但却损害了陕西商帮的独立意志。”最具代表性的是北方“九关”，对它们的实物供应或多或少都能与晋商牵上关联。
我们不能说晋商像麻雀一样“无孔不入”，但至少在明朝统治的大部分区域都可以看到他们奔波的身影，一定程度上也能印证晋商锲而不舍的精神实质。
清朝版图远较明朝为大。内外蒙古最早臣服于清朝，康熙三十年（1691年）举行了著名的多伦会盟，清廷妥善处理了蒙古各部落间的矛盾。新疆方面，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终于彻底平息了噶尔丹叛乱，并于乾隆二十七年（ 1762年），在该地设置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 ”的军政机构。西南、东南与东北，从康熙二十年（ 1681年）到二十八年（1689年）的 8年中，相继平息三藩之乱于西南，统一台湾于东南，驱逐沙俄势力于东北。
与晋商关系密切者为北部、东北及西北贸易。明朝的九关已无须设置， “清代前期水陆驿站干道的迅速扩展，为山西商人占领北部、东北、西北广大市场提供了贩运贸易必需的交通条件。”（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1页。）驿站设置，多以百里为限，每一驿站均备有夫、马、车、船，其费用皆由地方政府提供。按说驿站的主要功用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联络信息的孔道，但客观上却为商旅运送物资铺平了道路。
蒙古地区地广人稀，为便于管理，清政府不惜成本修建了许多台站：
“漠南驿站的主要线段是喜峰口至科尔沁，杀虎口至鄂尔多斯，古北口至乌珠穆沁，独石口至蒿齐特，张家口至归化城、四子部落；漠北驿站的主要线段是塞尔乌苏至库伦，库伦至恰克图，塞尔乌苏到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至科布多；漠西驿站的主要线段是哈密经巴里坤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到伊犁，库尔哈喇乌苏到嗒尔巴哈台。”（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3—64页。）新疆台站的设置，先是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需要，以后便是管理上的考虑。参照《清史稿 ·兵志》，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设乌里雅苏台至乌鲁木齐台站。五十五年（1716年）因运输需要，自嘉峪关至哈密设 12台，自哈密至岭南设 3台，自岭北至巴里坤亦设 3台。乾隆八年（1743年）在新疆设立卡伦台站，自哈密西至辟展，北至巴里坤，又西至库车，北至乌鲁木齐，自库车西至乌什，又西至叶尔羌，又西至哈升噶尔，其南至和阗。如此频繁设立台站，与源源不断的军需物资需求不无关系，以至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自神木至巴里坤居然设台站 125处，可见清廷对多警之区的新疆是何等重视。待新疆平定，清政府又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派专员去该地整顿台站，以便于行政管理。
奉天是“龙兴之地”，驿站设立较早。黑龙江地近沙俄，《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该地已引起清廷高度重视。台站设置情况，可参照张正明的统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齐齐哈尔西南至混同江、东北至黑龙江城 675公里中置 19站，后又增设 1站，共 20站。雍正十年（1732年），又于齐齐哈尔西北至呼伦贝尔设置 10台，十三年（ 1735年），于乌兰诺尔站东至呼兰设 6台，沟通与漠北的联系。吉林，清初有 10台、 26驿站，后来经过整顿建立驿站 38处。（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4页。）以上少数民族地区对商民的部分开放是晋商大扩展的原动力，联成一片的，又相对便捷的台站为晋商涌入该地区提供了交通便利。晋商并非坐等客观条件成熟之辈，此前的贸易经历，他们对于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需求已相当了解，揣摸商情、因势利导正是晋商的高明之处。
旅蒙商是清代晋商的主力军，起初其业务多在东西两口（东口为张家口，西口为杀虎口），但随着贸易扩张，以及与蒙古族关系日渐熟稔，他们开始在蒙古腹地台站设立固定分号，诸如多伦诺尔、归化城（呼和浩特）、库伦（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都成为他们重点活动的集镇。晋商在内外蒙古设庄情况可参见张正明的统计：
晋商在内外蒙古设庄集镇简表
集镇 商号数 时间 资料来源
归化 面铺 140座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军机处录副绥化 面铺 80座 乾隆四十一年（ 1776年） 军机处录副库伦 晋商 12家 康熙年间 《内蒙地志》
恰克图 商店 60余家 嘉庆年间 刑部档案
乌里雅苏台 铺房 1%000余间 《乌里雅苏台志》
多伦诺尔 坐贾 1%000余户 《蒙古志》卷 3
资料来源：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8页。
长城以南的区域，道路相对畅通，为经商带来了诸多便利。为说明以上问题，不妨参照山西票号分号设置情况：京师；直隶（今河北）：天津、张家口；奉天（今辽宁）：盛京（今沈阳， 1887年 11家）、营口（ 1888年 10家）；吉林：吉林（ 1885年 2家）；山东：济南、周村；山西：平遥（1885年 12家）、太谷（4家）、祁县（8家）、曲沃、安邑、归绥（今呼和浩特， 1887年 10多家）；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日升昌票号 1家）；河南：开封（1885年 10家）、周家口、赊旗镇、道口镇；陕西：西安、三原、汉中；甘肃：兰州、肃州（今酒泉）、凉州（今武威，以上三地 1887年各 2家）、宁夏（今银川）；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890年 1家）；江苏：上海（ 1882年 25家）、苏州、扬州、南京、清江浦（今淮阴）、淮安；浙江：杭州（ 1867年 7家）；福建：福州（ 1885年 3家）、厦门；安徽：安庆、芜湖；江西：南昌（ 1881年 3家）、九江、河口；湖南：长沙、常德、湘潭；湖北：汉口（ 1881年 23家）、沙市；广东：广州；广西：桂林（ 1881年 3家）、梧州（ 1881年 1家）；贵州：贵阳；云南：昆明（1885年 3家）；四川：成都（ 1885年 9家）、重庆（ 3家），此为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统计数据。因为票号为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工商铺户，尤其与晋商相关的区域，一般是步步跟进。换言之，以上区域多是晋商的活动范围。作为晋商发展的极致，山西票商的存在其实就代表了事实的本身。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票号业步入第三个时期，陆续设立分号的城镇至少包括：广东的汕头；四川的雅安、泸县、宜宾、自流井、打箭炉；朝鲜的新义州、仁川；日本的神户、大阪、东京等。也就是说，山西票号不仅弥补了此前经营网络的不足，而且还走出国门，在赚得滚滚财源的同时，也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晋商在东北活动的例子，可参照太谷曹家发家史，至今当地还流传“先有曹字号，后有朝阳县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青海： “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 ”，而晋益老是晋商在西宁开设的重要商号。祁县乔家的事例更为天下人熟知： “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 ”。
典当行是典型的高利贷行业，清代全国注册的典当行有 20000多家，而由晋商经营的在 5000多家，占到将近 25%的比重。
山西距离京师不远，更是晋商看重的市场，一系列数据表明，晋商在京师的诸多商业领域占据绝对的地位。首先是商业会馆，据专家统计，延至清代，由晋商开设的会馆，仅北京一地，就多达 44家。（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99—100页。）产自山西的消费品以颜料、纸张、烟草、铁器、氆氇为主，此外，还有其它农副产品，在京的各个行业多建立了独立的商业会馆，例如，平遥颜料会馆（平遥颜料商建）、河东会馆（河东烟商建）、盂县会馆（盂县氆氇商建）等等。茶叶虽不产自山西，但据黄鉴晖调查，在京城的 57家茶庄中，由晋商经营的占到 17家（介休 8家、祁县 6家、汾阳 2家、太谷 1家），占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典当行，京师有 157家，山西占到 107家，占 60%以上的比例；账局，京师有 268家，山西占到 210家，更高达 80%以上的比重。（注：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7页。）以上统计数据充分说明晋商在京师市场中的统治地位。
以上为晋商在明清两代经商的大致网络，如此大范围的运销区域，势必积淀出一定的商业智慧，仅就笔者所感所悟陈述如下，以求专家指正。
首先是特定商品存在高额利润空间。这里的“特定商品”主要指食盐贸易，明代初年的“开中制”开启了食盐这一特定商品民营化的趋势，续其后的“开中折色”维持了固有的政策，只不过是变通了以前的交纳实物为交纳现银。明代著名晋商家族多与食盐贸易相关，无论是蒲州的张家、王家，还是蒲州的范世逵，其发家之由无不围绕食盐贸易而展开。有所区别的是，前两家为“内商”，而范世逵为“边商”。相比较而言， “内商”占据了盐场之利，其聚集财富的速度比较快，数额也比较大；而“边商”以交纳粮草和其他实物为己任，获利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在家族财富的等级上要稍逊一筹。明代大商业家族的等级为 50万两白银，而张、王两家各自拥有超过百万两的资产，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明代的头等商家。范家的资产仅仅几万两白银，只能算作中等商家。
视野开阔、主动出击也可作为上条经验的重要补充。按说山西有河东盐场，它也属于 “开中制”指定的重要盐场，并为六个 “边关”（包括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宁夏、延绥）提供相关服务，但晋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放开视角，胸怀全国盐场。蒲州张家不但涉足长芦盐场，而且还占据垄断地位。蒲州商人席铭通过与徽商的债权关系得以渗透到由他们长期控制的淮浙盐场，事业做大时，居然把扬州的瘦西湖变成自家的后花园。与长芦盐场“开中”相关的边关有辽东、宣府、大同、固原、蓟州。在淮浙盐场“中盐”的边关更多，除了蓟州、宣府之外，另七个都与它相关。如果把三组数据合而为一，我们就会发现“九关”都在晋商网络之中。
其次长途贩运贸易占据垄断之利。清代“旅蒙商”主要做长途贩运贸易，为满足蒙古市场的需求，晋商南贩北运，常年奔波在商途，正可谓不辞辛苦。旅蒙贸易的拳头产品为茶叶，其产地却在福建武夷山，从运程上讲，由产地到销售地至少有几千里。由于是独家买卖，其间的差价又不在少数。以三九砖茶为例，在蒙古市场，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应该在二千多元，确实是价格不菲。
长途贩运贸易需要一定的吃苦耐劳精神，甚至要冒着性命去赌注。同样以茶叶为例： “清初，在福建采办（茶叶），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抵达张家口出塞。清中叶，在湖南安化办茶，运输分水旱两种：一路由常德、沙市、襄阳、郑州入山西泽州（今晋城）；一路穿洞庭湖，由岳阳入长江，下水至武汉，转汉水抵樊城（今襄樊）起岸北上，贯河南入山西泽州。两路到泽州后，继续北上经长治抵祁县、太谷休整，然后北上大同，经天镇达张家口出塞。晚清及民国时，办茶在湖北崇阳、蒲圻、通城，及湖南的临湘，以湖北的羊楼洞与湖南的羊楼司为集散中心。运输路线是沿长江达武汉，转汉水到樊城起岸，沿上述旱路抵张家口。也有一部分经山西右玉县，过杀虎口关抵归化，再进入蒙古各地。 ”（注：渠绍淼：
《清代山西旅蒙商》，载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78页。）此为茶叶运输线路。至于运输工具，长江以南多走水路；长江以北，则赶着骡马驮运货物，俗称骡帮；待货物运至东西两口，沙漠地带的干旱严寒气候，逼使他们雇佣骆驼帮，以完成整个贸易流程。如此的长途跋涉，难保沿途一路平安，应运而生的镖局填补了该项空白。以山西至包头的贸易线路为例，右玉县的杀虎口是行商必经之路，当地曾流传民谣： “杀虎口杀虎口，没有钱财难过口，不是丢钱财，就是刀砍头，过了虎口心还抖。”此话隐含杀虎口匪患之烈，闻名塞外的“大盛魁”和“复盛公”商号，就是请来祁县戴氏形意拳高手侯奎之后，才确保货物畅行无阻。（注：贾继桓：《戴拳师除霸护商贾》，载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09—612页。）大商号还须如此，散商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即便侥幸过了“虎口 ”，仍有难熬的日子在等着你，有学者对晋商的“驼道”之行做过如下描述： “千里路途，经常吃在驼峰上，睡在牛车里。车上柳杆为架，架上虽有席、毡覆盖，但前后开洞，风雨直逼车中。晚间露寝冷卧，白日骄阳炎酷，咄咄逼人。车中局促，睡不能伸足，坐不能展腰；路途饥渴，逢泉即饮，苦咸腥涩，遍尝其味， ……”（注：转引自王先明文、李玉祥摄影：《晋中大院》，三联书店 2002年版，第 30—31页。）这是真实的“旅蒙商”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非常人难以忍受。其实，晋商对南方的水路同样不适应，但其风险相对较小，而且容易克服。晋商聊以慰藉是中间段的骡马驮运货物，这是北方地区农耕文明通常使用的运输方式，所以最感得心应手。
以上大篇幅的介绍，旨在解释旅蒙贸易的不易，从这一点讲，获得高额回报也是应该的。 “旅蒙商”何止千万，而衣锦还乡者能有几人，借用我们的俗语又可演绎为“一商成名万商枯”，看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人不会对此结论感到诧异。
其三，晋商大家族多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此举的最大好处在于延伸产业链，将与自家经营商品相关的上游、下游利润尽可能收入囊中。以上解释为现代术语，有许多晋商大家族就是依此而成名。
旅蒙贸易所需的大宗商品—
茶叶并不出自山西，起初晋商从福建武
夷山购买。在太平天国农民军占据长江下游以后，固有的运输线路被掐断，晋商从中感觉到受制于人的难处。但是他们善于发现，敢大胆尝试，于是选择了与武夷山在地理、气候等方面相近的湖北、湖南山区作为试种点，招募茶农，购买山地，改以前的购买原材料为自家生产，从而在源头上有保障。当然，与此相关的还有湖南、湖北政区比较稳定，而在运输线路上又减少了几百公里，从而也能降低经营成本。
生产上，晋商也就近建立自己的加工工场，制造砖茶。这里的“就近”，就是在茶山周围选择合适地点，既能便于招收茶工，同时尽可能减少在运营上的支出。
运输环节，至少长城以南所需的骡马帮由自家组建，而长城以北沙漠地带所需的骆驼帮，有实力的商家也不放弃，比如闻名塞外的大盛魁商号就拥有骆驼 2万峰。
销售方面，针对蒙古地区散居的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俗称 “货房子”的流动销售方式，频繁出没在蒙古草原上。所谓“货房子”，即由商号一位员工牵头，又雇佣一个当地蒙民，各自骑一峰骆驼，再用两峰骆驼驮运货物，从背影上看，他们移动的身躯好比会动的货栈，所以才有如此称谓。
之所以选择蒙民为伴，在于通过他们能够了解消费者的真切需求，进而有所改进，毕竟汉蒙之间还有一定的隔阂，雇佣消费者的同族人，可以拉近彼此间的距离。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晋商还融入了人性化的服务，比如，为了亲近蒙古人，店员多掌握一些基本医疗知识，如针灸、按摩，并带一些常备药，以便能随时为蒙古人提供生活性服务。对于蒙民生活中的一些不便，他们多能及时制定出应对措施。又比如：开发木碗、斜纹布等新货源，按说这些商品并无多大赚头，但出于联络感情，他们往往不怕麻烦。茶叶销售，也根据各地不同习惯，专项加工。以大盛魁商号为例，有一箱装 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有一箱装 24块的，专销归化（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蒙民最喜欢喝这种茶。另一种是每箱装 39块的三九砖茶，也销往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
平遥的西裕成颜料庄也颇具代表性。颜料分两种，有通过植物加工的，有以矿物质铜为原料，经过化学反应而提取的，西裕成颜料庄属于后者，其具体生产方法如下： “制碌的法子，是拿了铜片，上面盖以醋糟，加热，使之酸化，过几天之后，取出来，把铜片生出来的铜碌剥下，再加工精制而成。 ”（注：高叔康：《山西票号的起源及其成立年代》，载《食货半月刊》， 1936年。）不难看出，它是采用人工方法生产颜料。山西并不出铜，当时中国的铜矿主要集中在云南，经由水码头重庆销往内地。现有资料表明，西裕成颜料庄至少在重庆和汉口设立了分号。开设的目的很明确，即重庆分号用于就近购买原材料，而汉口分号旨在保护商路的顺畅。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自己开挖铜矿，如此岂不是更能提高效率？其实，并不是西裕成颜料庄不想介入，而是因为铜也是制造铜钱的原材料，关系着国家的金融局势，基于此，铜矿开采牢牢掌控在国家手里。
生产方面，西裕成颜料庄的加工工场在财东老家平遥县达蒲村，主要雇佣当地村民从事生产。而其总号开设在平遥县城西大街，另外，在京师和天津也设立了分号，主营销售。如此看来，西裕成颜料庄也是一家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商号，由此也给本号带来了滚滚财源，具体史实如下：达蒲村重修岳庙碑记载，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该号东家李大元、李大全兄弟二人，各捐银只有 6钱 6分，说明李家当时并不富裕。可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在“京师会馆重修仙翁庙捐银碑刻”上的记载，明显反映出李家此时已今非昔比了。西裕成颜料庄的捐银数为 120两，位居京、通（州）行内各颜料商的第二位，由此推断，该号在京师颜料行中已确立了领袖地位。时隔仅几十年，地位却发生如此变化，其营销模式功莫大焉。
依靠在西裕成时期财富的积累和信誉的确立，这家商号于道光三年（1823年）左右改营票号，从而开辟了一项新的事业，即主营异地汇兑，并兼营存放款业务，确立了在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上的地位。
最后一点，多元化经营是晋商大家族在商战中的基本法则。多元化思路是规避商业风险的重要手段，借用现代经济学相关理论，即“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来套用，晋商大家族的如此选择无疑是正确的。但反过来讲，在多元之中必有侧重，不可能绝对平衡地对待所有行业，这也是晋商大家族的经验总结。
以旅蒙贸易为例，茶叶无疑占据绝对的地位，可与蒙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别的商品也需要关注，依此而行，一方面可以另辟财源，同时还可增进与蒙民的感情联络，进而在商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以大盛魁商号为例，除了主销砖茶之外，还兼营生烟、绸缎、糖、铁器、蒙古靴子、木碗、药材。由于蒙民缺乏硬通货白银，对以货易货而来的牲畜、冻羊肉、皮毛等一概接纳。如此下来，做了来回脚生意，赚取了双重利润，何乐而不为。
祁县乔家起家时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蒙古市场完全开放后，再涉足茶叶贸易，但没有放弃原有的项目。为了自家商号员工生活的便利，乔家居然在包头开办了复盛菜园。乔家的两家票号，即大德通和大德恒经营得也不错，大德通一个账期每股分号高达 17000两白银，为业内所少有。
类似的例子还有太谷曹家。曹家名下的商号多达 640多家，雇佣员工在 2万人以上，而所涉猎的领域包括：绸缎、布匹、呢绒、药材、皮毛、杂货、洋货、茶叶、账庄、典当、钱庄、票号。以上所列行业大多熟悉，需要解释的是账庄的出现。账庄，又名账局，据黄鉴晖考证，中国最早一家账局为“祥发永”，开设在中俄贸易要冲的张家口，于乾隆元年（ 1736年）由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出资 4万两创办。（注：参见黄鉴晖：《论我国银行业的起源及其发展的阶段性》，载《山西财经学院学报》 1982年第 4期；《论山西票号的起源与性质》，载《清史研究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清代账局初探》，载《历史研究》 1987年第 4期。）账局的出现至少反映了两种现实需求：一者，乾隆时的商品经济及商品交流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大范围的、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日益频繁；二者，旧有的金融机构已不适应客观形势，资本金更大、借贷利率更低的账局填补了该项空缺。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账局多开设在北方？依笔者之见，可能与南北不同的商路关系甚大。南方商人多走水路，便捷的水网交通不仅省力，而且缩短了交易流程。以苏州和汉口间的贸易为例，船载货物沿长江水系行走，一个贸易流程至多需要 3个月时间。
再者，从商业规模看，由于南方地区商品经济较为发达，中等规模以上商人不在少数，很难形成大的粮商或丝商，也就是说，在南方经营长途贩运的竞争相对激烈。北方情形则大为不同，恰克图贸易兴起后，旅蒙贸易成为北部中国贸易的主力军。因占据地利之便；再加之早期拓荒者对俄蒙地区的风俗、习惯及急需的商品了如指掌，很少有南方商人涉足本项贸易；此外，北方严寒干冷的气候也不适于南方商人的生活。
旅蒙贸易以茶、丝为主，北方商人多到南方原产地采办所需商品，经水路汇集苏州或汉口，分别沿大运河或汉水北走旱路，经骡马帮运至东西两口，再换成骆驼帮运至库伦或恰克图。一个贸易流程至少需要 1年时间，且规模很大，以大盛魁商号为例，该 “商队骆驼近 2万头”，（注：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64页。）据说该商号每年贩运的羊最少有 10万只，最多可达 20万只；每年贩运的马最少有 5千匹，最多 2万匹，这还不包括换回的冻羊肉和皮毛，可以想象该商号的规模。
有资料显示： “远在康熙年间，驻库伦经销茶叶的山西商人就有 12家，到乾隆、嘉庆年间增加到 50多家，人数有 6000多。清代后期，库伦的旅蒙商号发展到 400余家，其中开办茶庄的晋商有 100多家， 20000多人。 ”恰克图的买卖城， “雍正年间初立国际商埠之时，仅有几家商号，到嘉庆初期成了 60余家，后来在道光时，此处的茶庄发展到 100家左右，全为晋人经营。并且，在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也有了进行国际贸易的旅蒙晋商商号及俄商之洋行。 ”（注：李三强：《近代晋商与茶文化》，载穆雯瑛主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3页。）以上统计资料揭示了以下事实：一者，旅蒙贸易有急剧扩大之趋势，这主要由于蒙古族及俄国人逐渐接受了茶叶，由“饮茶为时尚”转变为一般牧民的最基本需求。二者，介入此业的晋商日渐增多。我们可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一经济学常识加以阐释，既然旅蒙贸易有着暴利空间，那趋从者自然不在少数，而得风气之先的晋商理所当然占据了主要地位。问题的关键是，如此多的长途贩运商，难免有资本金不足者，为了维持经营，他们急需能提供相应金融服务的机构的帮助，账局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一需求。
一般的看法，太谷曹家的营业重心在东北，但其经营的行业却无所不包，尤其介入与旅蒙贸易相关的茶叶和账局，所以对曹家需要重新定位。
多元化经营的好处在于，如果一个行业出现不可预料的大变局，别的行业还可支撑家族产业的正常运转，当然，以上判断主要基于大商业家族的实际考虑。清代有两次不可预料的大变局影响到部分商业家族。第一次为十九世纪末对俄罗斯的茶叶贸易。本次交锋的对手为晋商和俄罗斯商人。对晋商不利的方面，一在高额的税收；二在滞后的交通运输工具。自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来，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廷开征 “厘金”，对过往商品逢关卡必征重税，从两湖到中俄交界的恰克图，其间要经过诸多关卡，重复性的征收重税，无疑会增加经营成本。交通运输工具方面，晋商还是采用原来的老办法，即南方走水路，自襄樊上岸，再雇佣骡马帮，出东西两口后，以骆驼运载茶叶，一般情况下，至少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
再看竞争对手俄罗斯商人的优势：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俄罗斯商人依照条约进驻当地，从而接近了采茶区。他们就近开办茶厂，使用近代机器加工生产，至少在包装和外型上要强于晋商的同类产品。再者，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他们不需交纳“厘金”，无形中极大地降低了经营成本。更为致命的是他们运用近代交通工具，极大节省了运货时间，从而抢得了商机。俄罗斯商人运销茶叶，先沿长江中下游走水路，出黄浦江后再走水路到东北，最终通过新近修成的铁路及时把茶叶运送到俄罗斯市场。水路优于旱路，铁路更强过骆驼，多重压力之下，晋商渐渐退出俄罗斯茶叶市场，恰克图随之陷入长期的萧条。
以上与国家命运相关的经济形势远远超越了商人的预判，国运如此，商人只能沦为“替罪羔羊”。
第二次为辛亥革命之后连绵不断的战争对票号业的冲击。与“清亡，票号亦亡”的观点不同，笔者以为正是长期的、大范围的、连绵不断的战事才导致票号业的衰败。战争势必影响到商业领域，而票号是为工商铺户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战争有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区别，有些甚至是人为制造的战乱，处此多变局势下，票商的反应迟钝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看辛亥革命，其导火索武昌起义是一次典型的突发式革命，连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都无从预料，一般商人的反应可想而知。或曰：山西票号与官场有着密切关系，而湖广总督瑞瀓当时也被蒙在鼓里，票商如何能捕捉到蛛丝马迹。和平时期，邮政局与电报局为沟通信息的最便捷孔道，可到了战争时期，以上机构却成为交战双方尽力控制的首要目标，山西票商的快速反应机制被人为掐断。又曰：山西票商可以雇佣专脚，但山西不久也响应了武昌起义。
从武昌起义爆发到本年年底，响应革命的省市达到 15个，超过当时行政区划总数的六成以上，如此大范围的革命，参加者的身份自然是良莠不齐。湖南的革命党人被暴尸街头，在江苏，仅仅是换了象征革命的招牌，江西与贵州，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的纷争难以平息。领导层如此，部队的纪律也就漫无约束，乱抢乱烧事件屡屡出现，在政局不稳定的城市，山西票号的损失与此不无关系。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会议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应定都南京。窃得临时大总统职权的袁世凯不愿放弃其经营多年的北方地区，就在“迎袁使团 ”北上北京期间，一场人为导演的兵变骤然间爆发，史学界称其为“北京政变”，而票号界冠之以“壬子之乱”。
“壬子之乱”的借口为“裁饷及剪发二事”，首乱于北京，再波及天津、保定等处。在民国元年（1912年） 2月 29日、 3月 1日的两天中，仅北京一地，就有东华门丁字街、打磨房、前门大街、大栅栏、西河沿和西四、西单的铺户被焚被抢。一般性的描述为： “被抢各商皆有，而以银号、钱铺、当铺为尤甚。”（注：《胡炳奎说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第 91页。）补充性的申诉为：而且几乎 “百无一存”。（注：《北京钱当首饰等商会致平政院禀》， 1915年 6月 25日，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第 102页。）追根溯源，由袁世凯导演的“军人哗变”，只是充当回绝“迎袁使团”
邀其南下的借口，但却使商业再次不幸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势上看，在固若金汤的北洋势力范围，谁也不曾料想会发生“军人哗变”；时间上，短短的几天内，接连发生抢劫焚烧事件，票商根本来不及做出及时反应。
更为可虑者，是战争的冲击区域。为说明问题，不妨列举受两次战事冲击的城镇。辛亥年的有：汉口、长沙、西安、九江、太原、南昌、昆明、贵阳、杭州、苏州、桂林、安庆、广州、福州、济南、成都、南京、上海；壬子年的有京师、天津、保定，对证于山西票号的经营网络，除了 “龙兴之地”的分号外，几乎所有主要分号都受到影响。
战争影响又分间接与直接两种。间接影响的表征为经济凋敝、商业萧条。既然爆发了大范围战争，对经济乃至金融业的间接影响自然是广泛存在的。所谓的“直接影响”，顾名思义为看得见的损失。据天成亨等 12家票号的陈述，在上述两次事件中，其现银损失为 1335896两；衣物损失，折合现银为 308570两。被抢劫分号包括成都、西安、汉口、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注：《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 487—488页。）
间接损失的前兆为业务受阻。少数分号如此，总号还有回旋余地，而眼下是业务全面受阻，总号的处境可想而知。直接损失等同于资本金的无谓减少，一边是无业务可做，另一边却时不时地被乱兵抢劫，双重压力下，山西票号陷入进退失措的境地。
天成亨的例子最具代表性。两次事件中，直接损失为 349000两（其中现银 304750两，衣物折合现银 44250两）。对照其正本数额，该票号的中期情形为：同治三年（1864年） 6万两，银股 20个，每股 3000两，人力股 7个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每股倍本为 6000两，总计 180000两，人力股加至 20余股。歇业时的情形为：一说 15—16万两，一说 20万两，外加护本 2.8万两，最盛时的资本金才 22.8万两，（注：《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42页。）还不足以抵充两次事件中的直接损失。续其后的“二次革命 ”和护国战争，虽说冲击范围不大，但同样会对交战区域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以上评述并非针对战争的属性，而主要基于经济层面的考虑。
如若商家单纯倚重票号业，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其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以介休侯家为例，据冀孔瑞的《介休侯百万和蔚字号》（注：载《山西商人的生财之道》，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版，第 34页。）一文统计，在侯荫昌（侯从杰之父）掌管蔚字号期间，各号资本如下：
蔚泰厚： 24万两
蔚丰厚： 10万两
蔚盛长： 12万两（后增至 16万两，内含平遥王培兰资金）天成亨： 16万两（后增至 20万两）
新泰厚： 16万两
蔚长厚： 15万两
蔚长厚股本构成须作说明，查阅史料，该票号股东依次为：常某、毛鸿翙、侯崇基、乔某、王某。（注：《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2年版，第 647页。）也就是说，侯家并不是主要股东。虽则如此，侯家在另 5家票号股本也有 78万两，如果再加上在蔚长厚票号的股份，侯家在票号的投资应在 80万两左右。经营顺利时，该项投资所获得的收益无疑是家族的重要财源；可一旦陷于危局，其承受的压力又在各家之上， “蔚”字五联号接连倒闭或改业的结局写实了其资本家难以兼顾的窘境。
与投资多元化相关的还有家族成员职业的多元化，在当时条件下，主要指在儒业方面培养人才。能够在危难中勉力维持的商业家族无不是在儒业上寻求突破，祁县乔家、渠家如此，榆次常家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晋商的家庭教育在维系家族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每个晋商家族都重视对后代子女的教育，但随着家族财富的膨胀，难免出现不肖子孙，如果不期然再遇到商业大萧条，其家族命运就殊难预料，上述介休侯家的衰败与此相关。侯氏掌门人侯从杰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过世，其时 “蔚”字号已呈江河日下之势，但侯家豪华奢侈之风依旧。侯从杰的葬期用了 6个月，开吊 3天，总共花费银 1万余两。侯从杰侄孙侯奎，更是位挥金如土的阔少爷。一次侯奎在太谷某绸缎里吃了一顿饭，饭后经理请他选购绸缎，侯奎一时兴起，当下便把该店所有绸缎全部买下。为炫耀自家财力，侯奎竟参与了烧钱票吃水烟的游戏，看谁吃得快，烧得多。一张钱票是 1000文，当时 20文能买 1斤面粉，烧掉一张钱票就等于损失了 50斤白面，一场游戏下来，至少要烧掉几万斤白面。如此斗富方法，可谓极尽挥霍之能事。另外，侯家子孙多嗜鸦片如命，即使在家业衰败之际，仍不思悔过，靠出卖祖业以维持奢靡生活。侯家末代子孙侯崇基就是因烟瘾发作和冻饿而死，如此结局，实在令人惋惜。
反观榆次常家，常家也开办票号，共计 3家，分别为大德川、三和源、大德玉。三和源倒闭年代不详，大德川、大德玉皆于民国二年（1913年）歇业。该不幸结局可理解为票号业的无奈，但对常家而言，却有另一层含义。在商业停滞、汇业难举的压力下，由于先前的文化积淀，他们还有回旋余地，诚如王先明的解读：常家大院里珍藏着“士诵清芳”、 “分惠士林”、 “教人务本”的三方奖匾（分别由山西巡抚和地方官所赠），是常家由农而商，又由商而儒，世代绵绵不绝的一个历史注解。（注：王先明文，李玉祥摄影：《晋中大院》，三联书店 2002年版，第 81页。）常家在儒业方面的成就可参照以下统计数据：咸丰、同治、光绪时代，常家各门兴办私塾 17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试办新学—常氏笃初小学堂，三十年（1904年）开办知耻女学堂，三十二年（1906年）兴办常氏私立中学兼高等小学堂。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时，常氏一族出秀才、贡生、举人、监生 176人，入仕者 132人；从兴办新学到民国九年（1920年），常氏子孙毕业各学堂 110人，赴日留学 4人，北京大学 7人，山西大学堂 11人，各类大专学校 5人，中专高中 40余人。（注：王先明文、李玉祥摄影：《晋中大院》，三联书店 2002年版，第 81页。）与此对应的是常氏家谱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第 3次修谱时，有 87户 279人；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 4次修谱时，有 95户 396人。两组数据相比照，常家对儒业（废科举后可称之为文化）的重视是显而易见的，所取得成就也是别家票商难以企及的。
同样面对票号业的衰败，常家却显得比较从容，家族教育的导向及落实情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基于此，在谈及晋商家族经营多元化的同时，还应关注其家族成员的职业构成，尤其要把家庭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