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打天下易，坐江山难”，这话用到蒙元帝国，真是再确切不过了。想当年，铁木真依靠自己的宏才大略，在四个智勇双全的儿子辅佐下，带领蒙古人走出高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建立了世界上史上无出其右的巨大帝国，是何等值得骄傲的事情啊！然而，他的后辈，面对由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心理构成的百姓，可以想见其统治之难。因为统治不同于征服，军事手段解决的是一时一事，目标和结果均立竿见影、清晰明了，而统治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法律、制度、体制、机制、政策、权威、军事、文化，甚至语言、文字、宗教……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显然，统治要比军事征服复杂得多，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既要有力度和手段，又要把握好度和“火候”，不到位则无效果，过之则犹不及，所以，统治是古今中外所有位于“金字塔”尖的人物一生的事业和追求，黄金家族亦不能例外。
蒙元帝国的统治者为了维护人口居于少数地位的蒙古人利益，为了维持和巩固统一的成果，不可避免地采取了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并且表现上超过了其他少数民族封建王朝，我们当然不会肯定这一点。
蒙元帝国及其各藩属国的统治手段基于蒙古人在人口构成上一直处于劣势、民族文化比较落后的实际，基本上是以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辅之以游牧民族奴隶制的管理方式来实施治理，尽管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地域不得不接受当地文明，但总体而言其统治手段较为单一简单。在帝国前期，依靠军事力量和残酷镇压的手段虽然使很多被征服地区的文明倒退了很多年，但从服务于黄金家族迅速扩张的角度看，不失为一种简洁、高效的统治手段，可以短时间为军力的恢复与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员、资金、马匹等一应补给。
不难想象，仅有区区百余万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基础极为薄弱的蒙古民族，在交通、通讯条件非常落后的古代，面对所征服的3000余万平方公司的版图，以及上亿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国民，其统治的难度可想而知！
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一代，蒙古高原各部落都被他整合到蒙古部落之麾下，共同的草原生活方式和游牧奴隶制度，使其能够凝聚对农耕居民劫掠、作战、征讨的统一意志和纪律；太祖又注重倾听耶律楚材等儒士和文化较高的畏兀儿民族大臣的建议和意见，依托强有力的军事手段，逐步建立对定居居民的统治。不过，这个时期，蒙古人依然保持全面的疯狂的劫掠政策，汗廷使用的民政官员经常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将领发生巨大的统治理念碰撞，其统治政策给人以前后矛盾、自相矛盾的强烈冲击。总之，铁木真时期总体上是不折不扣的“强权统治”。
太宗窝阔台基本沿袭了父汗的策略，进一步明确了据有物华天宝的汉地、占领辽阔富饶的中亚西亚、掌控水草丰美的钦察草原的战略。比父亲进步之处在于，窝阔台启动了帝国正常的统治秩序建设，汗（皇）廷仪轨从耶律楚材之谏，按照先进的汉地封建制度运行；尊儒重孔，尝试科举（始于1238年，史称“戊戌选仕”），收服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民心；首次在汉地进行了户口调查，检括户籍工作，史称“乙未括户”（1235年）；更定赋税制度（成于1236年，史称“丙申税制”），基本确立了在华北的赋税体系，使人民生活趋于稳定，帝国财政和军事征服有了固定财源；疯狂的杀戮依然大量存在，但是基于长期统治而非一时流寇的思想已在皇室和贵族心中逐步生根发芽。相对铁木真而言，窝阔台的统治策略根据情况变化，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是政策依旧摇摆不定，属于黄金家族“威权”背景下的建立正常统治秩序的发端。
宪宗蒙哥汗在短命的堂兄定宗贵由汗去世后即位。他自幼受父亲拖雷、母亲索鲁忽帖尼的影响，对帝国版图内百姓已有了“子民”的初步理念，在法律和行政层面，除了继续坚持祖父铁木真的“札撒”外，高度重视依法办事，逐渐废除了贵族王公的一些破坏生产力、损害统治基础的奴隶制度特权，趋向于采用汉地的封建管理体系：在铁木真、窝阔台时代设立地区总管的基础上开始了行省制度，分别设置燕京等处行尚书省、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在帝国历史上首次正式委派了行省负责人，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所以，蒙哥的统治已经基本摆脱了落后的游牧“习气”，为后世初步搭建了一个帝国治理的初步轮廓。
尽管在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几任大汗（皇帝）面对如何保证黄金家族的长期统治这个课题，进行过大量思考、试验和实践，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事实上是蒙古人依靠前所未有的、令所有人望而生畏的军事力量，不经意间掩盖了众多统治上的问题。特别在经历了贵由和海迷失以后的帝国，到蒙哥汗时期，农业、财政、经济等帝国统治的基础方面实际上都处在危险甚至崩溃的边缘。
历史把救赎蒙元帝国和统一中国的重任交给了世祖忽必烈，他悉心研究了中国古代尤其是唐朝前期的治国方略，以在一批以汉族儒士为主组成的“潜邸之臣”和北方汉族地主豪强的辅佐和帮助下，利用受宪宗之命经营汉地的有利时机，把自己统一中国的理想和直接管理的汉地这块“试验田”有机结合起来。在忽必烈治下，人民生活相对稳定，生产活动比较正常，阶级和民族矛盾有所缓解，相对于当时帝国版图内其他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无疑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此消彼长，忽必烈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领袖，至少在统治手段和管理国家能力方面，已经无人可与之匹敌，也自然是指日可待之事。
忽必烈在蒙哥亡故和蒙古灭宋以后，具备了建立完全正常统治的全部条件，他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统一，而且成功地“汉为蒙用”，将先进的汉地中央集权管理经验和中原雄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人口很少民族，统治一个空前规模帝国的奇迹。
我们不能苛求古人。虽然，历史地看，铁木真、忽必烈等人统一中国、建立蒙元帝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事件，值得中华民族为之振奋、景仰和骄傲，但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必须看到和了解阳光背后的“黑洞”——蒙元帝国统治方面的缺陷和遗憾，而这一点，也恰恰是黄金家族后来败亡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