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客观形势也非常复杂。黄金家族起家时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虽然同属蒙古人的斡亦剌等部落（即后来北元时期的瓦剌部）是传统的“森林中的百姓”，其主体的人民还是以打猎、游牧为生。游牧民族的特点非常鲜明，逐草而居、逐水而生，他们对城市的攻取的目的和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完全不同：不是为了占领，只是满足于抢掠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物质财富。因为长期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他们的生存主要依托于老天爷的脸色—他们不生产粮食，生产力水平又比较低下，获取基本的淀粉类食物主要依靠劫掠手段。
所以到了忽必烈时代，除了术赤系由于在蒙哥汗即位后出于报答，而基本不过问巴尔喀什湖以西以北术赤系领地事物外，其他地域包括中亚地区的城市，在忽必烈建立大元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还是由逐代沿袭下来的由帝国派出的达鲁花赤（民政官、断事官）来治理，而中亚城市以外的牧场则主要由窝阔台系、察合台系宗王们作为铁木真时代的封地而统治着。
这种奇特的二元治理结构在黄金家族至少保持着面子上的和气的时候，似乎还没有什么问题，但经历了黄金家族内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流血冲突以后，情况必然会发生变化了。当然这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忽必烈承继汗位，与他的前世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他是黄金家族中第一位主要依靠军事斗争手段（尽管经过了忽里勒台大会的形式）上台的，并且逐步将皇（汗）位继承方式改为汉族的封建国家的模式；其二，他在黄金家族中放弃了蒙古人视为“圣地”的都城哈拉和林，先迁都于更靠近中原的上都，进而定都于大都北京；其三，他建立了蒙古帝国和中国封建王朝元朝“二合一”体制的新型国家。
这第三点尤为重要。我们注意到，海都和忽必烈，同样是黄金家族中可圈可点的著名人物，史书上对海都的记述多是才智过人、打仗勇敢、待民以宽等等，不过，与忽必烈不同的是，海都是守旧的蒙古传统观念的代表性人物，而忽必烈则是接受了汉地封建文明的蒙古人。只是历史的无奈和命运的造化，使得海都这位也具有深谋远虑和雄才大略的宗王，遇到了比他强的对手忽必烈，最后只好认输。
如果说在蒙哥以前的汗位争夺，目的更为纯粹的话，海都对忽必烈的反对，原因就更加复杂。一来，海都之父是窝阔台的第五子合失，深得父亲喜欢，只是不幸早亡。海都在中亚窝阔台的家族领地中，从小练就了很强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协调关系的手段，从小就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那就是恢复他爷爷窝阔台的荣光，把帝国的统治权从拖雷系手中夺回。二来呢，海都袭封的中亚地区，在忽必烈降服了阿里不哥以后，成为其下一个战略目标，海都即使不想与忽必烈争锋，也不得已直面现实而进行军事动员。第三，海都本人具有强烈的个性和不可驯服的毅力，在他支持的阿里不哥失败后，忽必烈屡屡征调他到汉地，并许以厚禄和土地，他都以“马瘦道远”而坚辞不往。第四，海都始终把自己当作正统黄金家族、正宗蒙古人的化身，并以此深深地自豪，与汉化了的忽必烈形成了鲜明对比，对忽必烈把蒙古汗国改元为元朝有着强烈的、无法调和的反抗情结。
从根本上讲，忽必烈与海都叔侄反目的原因主要是价值观的巨大反差，以及作为载体的对帝国汗位的共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