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生活在宗教形势错综复杂的中东、近东地区的伊儿汗国，在宗教信仰方面，总体上一直把握着从始祖铁木真以来就行之有效的宗教宽容政策，尽管帖骨迭尔汗在位时有过伊斯兰化的倾向，但是只有短短两年就随着他被政变推翻而取消了。
和他的先人们一样，海合都汗总体上依然对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等表现了特殊的好感，但是他是无所事事的人，几乎不理朝政，以致于汗国的管理涣散，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生活每况愈下，蒙古贵族们也怨声载道。
他的侄子、阿鲁浑汗之子合赞，一直在呼罗珊担任达鲁花赤，呼罗珊对于汗国的地位非常重要，有人说过，占据了呼罗珊，就可以考虑获得伊儿汗王的大位了。
合赞初期只是静静地观察着都城大不里士的动向。终于有一天，心怀不满的蒙古贵族们推翻了海合都汗并勒死了他，拥戴伯都继承汗位。伯都汗是旭烈兀庶出的孙子，在那个非常讲究血统远近和贵贱的时候，这个庶出者的身份很不利于他的执政，况且他从一开始就给人感觉没有任何准备去做汗王的位子。
合赞知道机会来了，他在另一个军阀纳兀鲁斯的配合下，毅然领军冲向了都城，自己做了汗王，并且和以前一样得到了帝国元成宗的确认和册封。合赞汗也付出了代价，由于“战略合作伙伴”纳兀鲁斯虽然是蒙古斡亦剌部人士，但却是标准的穆斯林，他提出的交换条件是合赞汗须皈依伊斯兰教。
这位讲带有呼罗珊口音蒙古语的汗王，注定是伊儿汗国史上一位著名人物。他既是一位充满了人性的君主，也是一位传承了黄金家族勇敢善战传统的勇士；既是一位讲求信用的统治者（如他非常认真地履行了皈依里斯兰教的诺言），又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行政官员。他还是一位有知识、爱学习的汗王，会汉语、阿拉伯语、印地语、波斯语、藏语、拉丁语等语言，这些知识和才能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
他是坚决促使汗国走向伊斯兰教化的先锋和大力推动者。他的即位除了依靠自己长期独霸呼罗珊一方的强大实力外，已经伊斯兰化了的另一位蒙古伊斯兰教徒纳兀鲁斯以及本土波斯穆斯林贵族的帮助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刚刚即位的他不得不任命纳兀鲁斯为中书左丞相。
但是纳兀鲁斯的极端宗教倾向让合赞汗进入大不里士这个本来应是喜庆的事情，充满了血腥和肃杀之气。我们根据后来合赞汗的表现来看，纳兀鲁斯带有极端情绪的杀戮行为，应该不是出自合赞汗的本意，并且可能是令汗王非常反感的，只是局限于当时的情况，合赞汗不得不在获得汗王大位与人道主义之间毫不犹豫地把握前者了。
合赞汗在进入都城举行登基典礼以前，就已经下令全汗国皈依伊斯兰教了，这个政策也是他和纳兀鲁斯等人事前谈妥的政治交易，蒙古人纷纷在汗王的命令下戴上了头巾。他还在纳兀鲁斯的要求下，在进入都城后首先下令把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的教堂和寺庙进行破坏，来自汉地西藏和中原的佛教和尚们，被要求立即改信伊斯兰教，甚至连合赞汗父亲阿鲁浑汗绘在一座佛塔上面的画像都被破坏了。纳兀鲁斯甚至假托合赞汗的命令，开始对佛教徒和基督教徒们进行有计划的集体屠杀。
即使汗国景教总主教也难逃被强迫改宗的命运，当遭到拒绝以后，被纳兀鲁斯狂热的手下施以鞭挞、吊悬等酷刑。在纳兀鲁斯就要亲自处死这位同样对宗教信仰有着执著坚持的总主教的时候，来祝贺合赞汗登基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二世恰巧碰到了这一幕。
正如前边反复说到那样，亚美尼亚人和畏兀儿人一样，在黄金家族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作为蒙古人的坚定盟友和被保护者而存在，他们的景教信仰成为黄金家族前几代人深受影响的意识形态。当年旭烈兀与北方钦察汗国交恶时，汗国还面临着西南方向埃及伊斯兰教势力的强烈挑战，即使到了合赞汗即位的时候，埃及和钦察汗国依然对伊儿汗国虎视眈眈，而这时的亚美尼亚人对于黄金家族来说，已经不仅仅是铁木真时代唯唯诺诺的被保护者和“小兄弟”了，而是在伊儿汗国内政不稳、形势严峻状况下所必须依赖的力量，至少亚美尼亚人长期兢兢业业地作为汗国的藩属，忠诚如一地拱卫着汗国的西部和北部边陲，随时防备钦察和埃及的进犯，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族群的忠诚度。
所以，当海屯二世迅速向合赞汗替景教总主教求情的时候，后者果断地要求纳兀鲁斯“刀下留人”。这件事情，造成了汗王和权臣之间的裂痕。和纳兀鲁斯不同的是，虽然合赞汗积极推进伊斯兰教化政策，但是他骨子里依然是道地的蒙古人，作为汗王，他清楚地知道：即使因为汗国人民的主体信仰是伊斯兰教，但也必须权衡好各种宗教势力的关系，因为对他来说，第一位的事情不是传教，而是保持汗国的稳定与长治久安。
合赞汗利用两年的时间站稳了脚跟，而纳兀鲁斯缺乏自知之明的一些举动使他们两人渐行渐远了。1297年（元成宗元贞三年）3月，汗王用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抓获了纳兀鲁斯在都城的所有党羽并“斩立决”，后者当时正在呼罗珊，听到消息后连忙逃到了赫拉特（今阿富汗斯坦共和国赫拉特市）。但是，已经是“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纳兀鲁斯，在那里被以前很恭顺的“铁哥们儿”拿获后交给合赞汗处死了。
汗王推进伊斯兰教化的工作是坚决而有力的，加强已经略显疲弱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雷厉风行的，他作为伊儿汗国少有的英明汗王，在黄金家族和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其一，合赞汗挽救了外部处于战略危险境地、内部危机四伏的伊儿汗国。我们不止一次地注意到，伊儿汗国由于来源上的“不清白”，即它是在黄金家族内斗中崛起的，而不是当年铁木真亲自分配的结果，还由于北方钦察汗国较早地实现了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以及东部察合台汗国由来已久的对出自拖雷系的伊儿汗国的敌视，以及西南边埃及、叙利亚穆斯林的不满，造成了这个汗国外部环境看起来多少有些视别人眼色行事的意味。在汗国内部，则由于几任汗王游离于各种宗教信仰之间，造成了境内各种宗教信徒间的敌对情绪比较强烈，并且汗王的传承制度和其他汗国一样没有一定之规，所以争权夺利和自相残杀越发成为获得汗位和财富的不二法门了。
合赞汗则采用了强有力的政策和手段，利用自己战胜了不得人心的纳兀鲁斯以后获得的巨大权威，有效地开展了利用把蒙古人波斯化和改造为穆斯林的意识形态的“统一”运动。但是在具体事宜上，他仍然坚持了蒙古人一直坚持的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只是通过强烈的导向作用来推进伊斯兰化工作，比如，通过建立生活质量相对较高的城市吸引蒙古人前往定居，从而影响这些脱离了游牧生活方式的人们逐渐习惯波斯人的生活和语言，从而有利于成为伊斯兰教徒。同时，对传统的军事政治盟友诸如亚美尼亚等藩属国，继续保持和先祖时期一样的友谊和互助，他还注意保持和基督教教廷的友好交往，使汗国面临的战略形势有了很大改观。
其二，合赞汗积极致力于经济建设，他深知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汗国不会长久地存在。做好经济工作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转移汗国人民长期在军事管理国家方式下形成的不事农桑、只好征战的氛围，让人们把注意力尽量转移到加强生产、提高效益，从而改善生活质量上面来。比如他改变了过去蒙古贵族任意烧杀掠夺的传统，注意加强对作为国家基础的农业、农村、农民的“三农问题”的关注，即大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耕地，鼓励原先游牧的蒙古人、突厥人等开垦荒地，还严禁军队抢夺农业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如农具、耕牛、种子等等，并且以汗国法规的形式，开展了保护农民享有贡赋以外剩余劳动过时的行动，这样，汗国的统治基础也由于大量游牧民进入定居而扩大了，并且取得了足够的粮食供应和社会财富。
合赞汗还改革了海合都汗时代失败了的货币政策，他恢复了波斯等地区传统和习惯上的金银币制，并通过蒙元帝国派来的工匠的帮助，在货币形式、材质、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标准化工作，从而恢复了人民对汗国货币的信心，也使汗国经济脱离了崩溃边缘。
其三，合赞汗对汗国和蒙元帝国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这是黄金家族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之一。我们都知道，伊儿汗国在合赞汗以前一直是作为蒙元帝国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行省存在的，每一任汗王的就位都必须经过帝国皇帝的书面诏书才有合法性，甚至连重要的丞相等职位的人选，都要到北京进行“任前审批”。
尽管蒙元皇帝没有干涉过上述人选，基本上按照尊重现实的办法来处理这类问题，但是毕竟随着双方后代们感情的逐步淡化，加上他们之间被察合台汗国隔开、互相不接壤，所以合赞汗决定改变以往和帝国的关系了，他不再把自己看作是蒙元帝国的行省似的行政区，而是把大都北京中央政府当作拖雷系“兄长”来看待。当然，伊儿汗国一直到灭亡都没有改变历代汗王朝贡大都北京的传统，尽管以后更多流于形式，但汗国一直使用着由帝国赐予的汉字印信。
其四，合赞汗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体会到：一个汗国无论自己的经济怎样发达，无论人民生活如何富裕，如果没有比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一切经济成果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甚至遭到毁灭性打击，于是他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进行着“强军”工作，还利用汗国出现的难得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和逐步积累的经济实力，改变了过去内部争斗频仍而采取的战略守势状态，进行了积极的“防御型攻击”：他先后打击了汗国西部小亚细亚一带的分裂势力，严重消耗了宿敌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国家，不过，汗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地方被察合台汗国趁他不备时占据了。合赞汗的行动为汗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纵深和安定的生存空间。
其五，合赞汗清楚地看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一方面通过继续得到汗国支持的景教教会，来加强和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对汗国的科技和文化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关心，他在都城设立了天文台，任用汉人、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来管理和研究，汉地来的学者们还帮助汗国完善和改进了立法工作。他还命人将汉地王叔和的《脉经》译成了波斯文，并命名为《伊儿汗的中国宝藏》，为汗国人民医疗治病服务。合赞汗以极其强烈的民族和家族自豪感，组织蒙元帝国派来的丞相孛罗和本土学者拉施德等人组织编纂了著名的史书《史集》，为后世了解和研究黄金家族的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合赞汗是伊儿汗国史上著名的汗王，他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在黄金家族中，是良好的行政官、伟大的战略家、勇敢的将军、彬彬有礼的学者和中下层人民保护者的混合式人物，也是黄金家族成员中值得敬佩的一位汗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