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日升昌后，京晋两地之间的汇兑业务愈来愈多。聪明非凡的雷履泰，由此及彼，想到其他省市的山西商人托镖局寄钱亦有很多不便之处，何不连他们的生意也一起做。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他就着手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对晋商的处所进行摸底。雷履泰派人深入到晋商经营药材、茶叶、夏布、绸缎、杂货的地方，了解晋商的分布与他们的活动规律。二是设立票号分庄。掌握了晋商在各省的情况之后，雷履泰亲自挑选精明可靠的伙计，先后于汉口、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扬州、上海、镇江、奉天、南京等地设立票号分庄。
雷履泰的做法与现在的银行扩大经营网点是一样的，将网点深入到商人的生活区。
雷履泰设立网点之后，广泛地与各地商人接触，招揽业务，因日升昌的信用可靠，不但山西商人与“日升昌”交往频繁，外省的商人亦通过“日升昌”汇兑款项。“日升昌”的业务蒸蒸日上。随着汇兑业的扩大，雷履泰决定开展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这样一来，利润大增，“日升昌”真的是日升月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经过几年的发展，全国各地的商人都到日升昌进行资金周转，后来竟然挂出“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招牌，大肆招揽生意。
各地的山西商人在看到“日升昌”生意兴隆如此发达后，纷纷效尤，投资票号。从此山西票号业大盛。
日升昌在雷履泰大掌柜的经营下日益红火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影响业界的大事，那就是二掌柜毛鸿和雷履泰的矛盾爆发。
日升昌除了大掌柜雷履泰，还有一位非常精明能干的二掌柜毛鸿翙。但是，由于雷履泰独断专行，二人的矛盾也积累已久。
随着“日升昌”业务日益繁荣，根基日臻巩固。雷履泰认为“日升昌”的产生与发展壮大为一己之功，有了骄狂之心，平日行事，唯我独尊，分配人员，处理业务，每每颐指气使，独裁独断，这引起了毛鸿翙的强烈不满。两人的矛盾随着日升昌的兴起而加剧，最后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最终，两人的矛盾彻底爆发。
有一次，雷履泰病了而且卧床不起。其实，他的病对日升昌的生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还有二掌柜毛鸿翙可以把持大局，然而，雷履泰怕毛鸿翙掌权，就在这个时候还是不肯放权。
毛鸿翙心里大怒，决意借机打倒雷履泰。
几天后，毛鸿翙趁日升昌的大股东李箴视来看望雷履泰的时候，悄悄地对李箴视说：“雷掌柜在号上养病，号里嘈杂喧闹，不如让他回家静养一段时间。”
李箴视根本不知道二人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以为二掌柜是出于一番好心，便劝雷履泰回家养病。
数日后，李箴视再去探望雷履泰时，只见雷履泰案头上放着一摞给各地分号的信，李箴视拿起来看，这一看不要紧，吓得李箴视魂飞魄散。信的内容都是要分号尽快结束业务，马上撤回。李箴视大吃一惊，忙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雷履泰说道：“日升昌字号是你东家的，各地的分号是我安置的，我要撤回来向你做个交代，向你交待完后，我从此告退。”李箴视一听，马上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苦苦请求雷履泰收回决定。雷履泰不答应，李箴视万般无奈之下，跪在雷履泰的脚下哀求道：“你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不起来了。”
雷履泰看到这个情形，也就明白让他回家养病不是李箴视的意思，于是问道：“让我回家养病的是姓毛的那个王八蛋说出来的吧？”
李箴视回答：“是的，我还以为他是一片好心呢。”
在李箴视的极力挽留规劝下，雷履泰于是答应了其不再撤回分号，继续在家养病，同时在家里构思如何反击毛鸿翙。李家每天送去酒席和银两表示慰问和信任。二掌柜毛鸿翙看到此情景，心知已经无法取代大掌柜的位置，就写信告退了，李箴视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从此，雷履泰更加奋力地经营日升昌。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了一家商号的礼聘，创立了一家叫“蔚泰厚”的票号，其号址就选定在日升昌隔壁。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意思是要与雷履泰一较高低。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毛鸿翙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它们声势相通，互相帮助，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蔚字五联号”的产生让日升昌有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自此，两家商号战争不断，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好戏。最后，两家商号搞起了恶性竞争，甚至朝病态的方面发展。例如，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
总的说来，“雷毛分手”是一件好事件，蔚泰厚的成立让竞争也进入到了票号业，打破了日升昌的垄断地位，它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还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促使了山西票号不断地改进。
道光二十年，雷履泰70大寿时，日升昌在总号修建纪念楼，为表彰雷履泰的功劳，总号将“拔乎其萃”四个金字大牌匾悬挂于楼中央，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业绩。
日升昌也在雷履泰的日夜操劳下，赢得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称号。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此后，日升昌竞争力日衰，票号的霸主地位随之失去。辛亥革命后，因信用危机，日升昌于民国二年停业清理。
作为封建时代的商界天才，雷履泰长于顺势而动。他能抓住时机转营票号，不仅开办了我国金融史上专管存放款和汇兑业务的第一家金融机构，而且总结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法则，诸如“两权分离”、“顶身股”、“严格号规、精选培训”、“制约互利”、“抽疲转快”等，这些法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山西票号业的蓬勃发展与他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3．孔祥熙：绰号“圣人”的晋商
孔祥熙，字庸之，号子渊，1880年9月11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初七）出生于山西太谷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遂落籍山西，经商谋生。到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时，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才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是个贡生，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孔祥熙五岁时由母亲庞氏启蒙教读，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他随父读书，从而打下国学知识的基础。
1889年，孔祥熙患了痄腮，请中医治疗未见功效，后来溃烂成疮，病急改往太谷前街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不久溃疮痊愈。治病期间，孔与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处得很熟，曾去参观教堂、诊所、学校等教会所设机构，给他留下较深的印象，“他由参观而留连，进而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也使得孔祥熙的商业之路与别的晋商大为不同。
1890年春，前街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要求入该校读书，获得父亲的首肯，但是族人多反对，认为违背了孔氏子弟读“圣贤书”的传统，经过多次争辩，最后以承诺只在校读书不信奉洋教，才被允入学。1894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但对八股试帖之类的制艺却未学习。为将来打算，孔繁慈支持儿子继续念新式学堂，走求新知的道路。次年经教师魏禄义的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美国公理会所设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在随同教士到校外讲道时，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和起来以增强宣讲效果，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潞河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对孔尤为关注，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孔受教会宣传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影响，对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不满。在听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后，深受启发和鼓舞。孔和同学李进方于1899年在校秘密组织“文友会”，联络同学探讨新思想。
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各地教会首当其冲，潞河书院也被迫停课，孔祥熙暂时回到家乡。当时山西巡抚毓贤，正唆使清兵和拳民在各地焚烧教堂杀戮教徒，孔祥熙和妹妹祥贞也躲进福音教堂避难。由于形势日恶，孔家兄妹依靠族人和乡亲的掩护才先后逃离险境。而被困在太谷教堂内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人，则在半月后均被杀害。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找太谷知县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并与同学张振福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了太谷教案的情形，然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赴晋谈判。在办理太谷教案事毕之后，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推荐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不久经潞河书院教务会议通过，由该校资送赴美。
1901年秋，孔祥熙在麦美德教士护送下赴美，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孔自称对未来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孔在欧伯林读书时，与美国同学保罗·考宾（PaulL·Corbin）最为友好，曾相约学成之后返回太谷宏扬教会事业。孔返国之前，欧伯林大学的中国学社为孔举行欢送会，有人提出由孔捎回捐款，在太谷为死于庚子教难的传教士修筑纪念堂的倡议；孔则提出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它的纪念意义更佳的意见，当场得到一致赞成。随后，为此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
1907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邮传部、北洋大学堂和长沙旅京士绅曾先后派人来邀请，孔均婉辞，决心返回太谷办学。起初，孔接办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继而在原址扩充增加中学课程，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英文名OberlinSansiMemorialSchool），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孔自任监督（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到1909年春，铭贤的学生增至一百数十人，原址不敷应用，经研究后于这一年的秋天把学校迁到太谷东关杨家庄孟氏别墅新址，并在这里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学校建设。
孔祥熙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晋商中少有的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孔祥熙由于上年丧偶后心情不佳，于是答应耶鲁校友、当时担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王正廷的邀约，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那时，宋霭龄是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实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孔祥熙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1918年，驻华各国公使来太原参观华北运动会，孔应阎的邀请担任高级招待员。孔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并担任游览山西晋祠、五台山等名胜地的导游。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当1920年美国驻华公使柯兰率领参赞、武官等人来山西访问，阎再次恳求孔祥熙主持接待工作，孔亦欣然应命。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2年春，孔祥熙应老同学、鲁案善后督办王正廷的邀约，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年底改任胶澳商埠电话局长。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其后，冯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反对曹锟、吴佩孚的统治，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与冯等接受《建国大纲》的影响有关。
1925年初，为解决革命军北上的问题，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孔担任孙中山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应邀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其后，北方政局更趋混乱，中俄会议时开时停，孔于1926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基金。他很快就募得基金100余万元，解决了“铭贤”的发展和常年经费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