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除了几个主要人物之外，形象最饱满的次要人物要算宋蕙莲。人们对于她的复杂的心态、行为。看法很不相同，评价悬殊。那么——宋慧莲是什么样的人物？
宋蕙莲是西门府中仆人来旺儿的媳妇，出现在第二十二回至二十六回中。第二十六回交代她自缢身亡时，说她“亡年二十五岁”，时在四月十八日。而她出场的时间仅在此前数月。第二十二回交代她是二十四岁，时间是身死的上一年十一月，所以，这个人物在书中只活了半年。可是，在这半年中她却表现得很充分，直到燃尽了生命。
关于宋蕙莲的形象，书中描述刻画得生动具体，人人心中有数。她打秋千像“飞仙一般”，“抱地飞将下来”；她会烧菜，“只用一根柴禾儿”，就能“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这些是她的聪明与可爱的地方。可是她一贯地和男人私通；爱打扮，好虚荣。从西门庆那儿讨到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粉，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又与陈经济“两个言来语去，都有意了”；背地离间主人，当面又竭尽巴结奉承之能事，以及依势利待人等等，都显得可鄙可厌。
宋蕙莲的结局是自缢身死。就冲这下场，人们对她不乏同情之心。因为，它至少说明了两点：一是自杀乃弱者之所为，弱者也是受害者，值得同情；二是自杀表明良知尚未彻底泯灭，以生命殉了良知，也值得同情。可是，除了同情，人们对其行为的评价以及对于“自杀”动机的看法，意见分歧则是较大的。为了深化对这一形象的认识，这里介绍几种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但都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1．孟超先生认为，宋蕙莲是正统思想与爬高心理矛盾中的一个不彻底的人物。孟先生的文章写于1948年，属《金瓶梅人物小论》系列篇章，原载香港《文汇报》9月9日至11月7日，署名“南官生”。今由光明日报出版社重新结集出版，书名为《金瓶梅人物论》。
孟文认为，宋蕙莲之死是囿于封建传统道德的“从夫”，她既要“从夫”又要“偷汉”，两面不断决，上下牵扯，便两面寻不着出路。孟先生文笔犀利，兹引录一小段：
宋蕙莲本质上是一个十足正统思想者，嫁了厨役蒋聪，蒋聪被砍而死，她能转弯抹角，通过了来旺的门路，凭借了西门庆的势力，替夫报仇雪恨；嫁了来旺儿，来旺儿因为醉后讪谤，被西门庆设下圈套，黑影里抛出了一根绳子，还抓住埋伏下的凶器刀子，递解回了徐州，她又先向西门庆说情，说情不成，继之以自缢，一缢不死，还要再缢，终至断命身亡，单就这两件事看，如果不是她既通来旺，又偷主子，还不上得“烈女传”，竖得起双料的“节烈”牌坊吗？所以在这中间就有一段矛盾的“两重生活”，“两重人格”存在在她的身上，这也正说明了封建社会底下的畸形变态，“替夫报仇”不妨碍“背夫私通”，“为夫殉节”更正是平日偷主养汉的货色，宋蕙莲的悲剧也正是对《金瓶梅》社会一个绝妙的讽刺哩。
按理说，“正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应该是被重视的，可是豪门势家本身上还有不少的矛盾的关节，宋蕙莲处在这中间，既要主子，叉舍不得奴才，既要爬高，又要维持从夫的“正统思想”，上牵下扯，两面不断头，两方寻不着出路，所以她在《金瓶梅》所处的社会中只是一个不“彻底”的人物而已！
孟超先生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宋蕙莲之死肯定是与她的“爬高心理”（这四个字用得很准确！）有关系的。不过，究意是因为这“爬高心理”与她的“从夫”传统观念发生矛盾而导致她轻生，还是像美国韩南先生认为的那样是羞于自己缺乏一种“为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笔者按：亦即爬高心理）所必不可少的铁石心肠”而导致自缢呢？值得进一步探讨。
2．田秉锷先生不认为宋蕙莲之死是“反抗”西门庆而“从夫”的表现。他的文章中有一点十分可取：
宋蕙莲在死之前，有一段颇为精彩的宣言，评论者皆认为此语表现了她的反抗精神，由此进一步认为作者对蕙莲是歌颂的。蕙莲一死不成，西门庆探视，她说：“爹，你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什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你成日间只哄着我，……你如递解他，也和我说声儿。暗暗不透风，就解发远远的去了……你就打发，两个人都打发了，如何留下我做甚么？”如果只抓住“刽子手”、“把人活埋”、“害死人，看出殡的”等词，还很有揭露性、战斗性。但通篇综合考虑，蕙莲这段话还是说得极有窍门的。第一，出了气，毕竟是第一次当面骂主子；第二，撒了娇，“留我做甚”可知；第三，拉了近乎，你、我、他三者，你与我比我与他亲；第四，表示对来旺儿无真情，“我”之气者，只是没和我“透风”而已。对此，西门庆心领神会，故听完骂，仍是“笑”。他的安排白日“贲四嫂和一丈青陪他坐，晚夕教玉箫伴他一处睡”，他的令“潘金莲亲来对他说”，他的追打玳安，都表示了与宋蕙莲的深切理解。所以以几句骂话就给宋蕙莲加上“反抗”的桂冠，显然不当。
田文还说：“蕙莲者，‘会怜’也！她有一丝怜夫之情，故作者对她寄一丝哀怜之意；赞扬，还谈不上。”（见《金瓶梅之谜》）
笔者认为，这些看法都比较深刻，尤其是上面分析的第三、第四点符合事实的真相。宋蕙莲对递解来旺固然不满，但她尤为不满的是西门庆未与她商量，瞒得连点“风”都没“透”，因此，她不无理由认为在西门庆心中，仍然没有她的地位。或者，这么说吧：她在西门庆心中的地位没能满足她心中燃起的虚妄幻想，以为西门庆可以把她当主子看；可以对她言听计从，俯首贴耳，然而她失望乃至于绝望了。这是我们从田文分析得出的结论。
但，遗憾的是田文没有分析宋蕙莲自杀的内在心理因素，限于文章的题目，他笔锋一转，去探讨作者这么写的两种需要了。但，尽管如此，田文的观点还是很有启迪性的，尤其是对以往那种动辄以阶级属性评价人物的思维定式有突破性的价值和意义。
3．美国汉学家帕特里克·D·韩南先生的看法别具一格。这也许是因为东西文化有别。他在行文中轻而易举地为宋蕙莲之死找出了内在原因，其观点和叙述清新自然，别有风味：
但不妨可以顺便提一下小说中还有许多次要的角色；在他们的悲剧成分之中，重要的因素是试图赢得保持自己的地位。宋蕙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作者采用了堪与莫泊桑相媲美的白描手法，在短短几个章回中叙述了她的悲惨遭遇。她是西门庆手下一个伙计的妻子，年轻漂亮，在他的家里不过是一位女仆而已。当她的丈夫外出办货时，西门庆不费什么口舌便诱使她委身于自己。她收了他的许多礼物，并乘此机会向上跨了一步。于是厨房的活计便不沾边了，而是与西门庆的妻妾作伴，她们几乎对她平等相待。她希望西门庆会给她丈夫派些有利可图的差使，这样可使他不呆在家里，但当她丈夫回家发现了真相，并在喝醉了酒怒斥西门庆时，后者为了把事情办得更稳妥一些，便栽赃陷害他，把他打了一顿之后发配另外的地方。宋蕙莲便自缢身亡。部分是出于羞愧，因为她缺乏为实现自己的雄心所必不可少的铁石心肠；部分是出于屈辱，因为她认识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如愿，在别的事情上也不会获得成功。（见包振南等选编《金瓶梅及其他》）
韩南先生的看法很有道理。试想，如果蕙莲有金莲那样的“铁石心肠”，
肯定就不会去管所谓丈夫的下场，当然也就更不会白白地断送了自家的性命。
但是，这样说还是有问题，因为宋蕙莲固然没有“铁石心肠”，但她的自缢也不一定是出于羞愧或屈辱的呀！比如，是不是像孟文所说那样，既有“从夫”思想的支配，又像田文所分析的那样，也有“幻灭”的思想；甚至还有许多这里尚未论及的因素呢？比如：宋蕙莲的环境更加险恶：她的丈夫对她威胁较大，试比较贲四嫂、如意儿等人的处境便比她好。又如：王六儿，人家夫妻串通一气，也绝无威胁可言。再说，在宋蕙莲自杀的心理因素中，还有没有别的因素？值得再讨论。总之，以上介绍的几家之言，不乏精辟的见解，但也只是评价宋蕙莲其人方方面面中的一方一面而已。
综观这些论说，笔者以为尚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愿在此提出，以就教于读者朋友。
据目前已有的这些说法，宋蕙莲无论“从夫”也好，“绝望”也罢；“羞愧”、“屈辱”也好，仿佛都是“视死如归”，铁定了死的念头。笔者却不以为然。她的死，不能完全排除必然性的另一面，即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是这么形成的：首先，她对西门庆已经不满（田文的分析正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尚气使陛心理因素，再加上外界的刺激，使她一气之下必然走绝路。再次，还由于她已上吊过一次，不想被解救了下来，很不光彩。所以她有可能再作此举。总之，她是个要强使性的人，且看她死前与孙雪娥的对骂就知“从夫”之说、“羞愧”之说等理由均不充分：“我养汉养主子，强如你养奴才”可证。她的走上绝路实在与尚气使性的关系极大。试想，如果不是潘金莲大施离间计，不是孙雪娥火上浇油，不是潘金莲假装好人，雪上加霜，事态就会慢慢平息下来，在西门府中她将成为庞春梅第二，或孙雪娥第二，这并非不可能的事。
笔者看不出来，她为什么非具有“从夫”或者因“羞愧”而定要走绝路不可的心理基础。宋蕙莲毕竟只有二十五岁，这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龄段。倘或她再大几岁，如孟玉楼多经磨难，也许就不会如此轻生了。所以，她之自缢，其偶然性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当然，说宋蕙莲之死存在偶然性，并不排斥也有必然性的方方面面；这样说，仿佛失去了什么“微言大义”，但复杂的人生原本如此。如果避开宋蕙莲因遭险恶的人心讲，她是完全可以在西门府中混下去的。再退一步讲，即使出了西门府又有什么？薛嫂、文嫂、冯妈妈乃至王婆等人便是她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