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了张超凡的电话，我继续看书，却没了状态。虽然单词里的每个字母都认得，可就是记不住拼写，不由着起急来，一着急，自然想到了作弊。大学的那些课程，我也没怎么学过，但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想出各种办法都一一通过了。
除了抄小条、扒头望眼、屁股底下塞书等源远流长众人皆知的方法外，我还利用高科技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对作弊方法推陈出新改良换代，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做到了与时俱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也为考试作弊创造了有利条件。通信设备的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我考试作弊的发展历史。
刚上大学的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配了寻呼机，考试的时候调成振动，让学习好的同学快点儿答题，交了卷出去把选择题答案通过呼机告诉我。为此，大家往往在学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便省吃俭用，以节省出购买BP机的钱。当时的一切日常开销都来自父母，如果告诉他们说自己需要一个呼机以便考试作弊方便的话，有点儿良知的父母都不会给孩子这笔钱，所以只好从有限的生活费中想办法，勒紧裤带，用腰围的减少，换取分数的提高。
有些课程的考试不只是选择题，也有大题，需要解题过程，汉显寻呼机也难堪重任，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先交了卷的同学会把答案抄在纸上带出考场，然后再呼：“答案已放在三楼厕所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坑的门后。”如果大家都这么做，就会有好多人举手说要上厕所，让老师以为学校食堂不讲卫生的老毛病又犯了。建校这么多年，每年都有学生吃坏肚子，如果哪年食堂的饭菜没出现问题，一定会登在校报的头版头条引起轰动，并在学校官方网站转载，所以很多便秘的同学都指望着依靠食堂的饭菜泻火，这样就不用吃三黄片了，可是象征干净卫生的流动红旗依然辗转于食堂各个窗口之间。
去了指定地点，拿到答案后，为了惟妙惟肖，都要耗个上趟厕所的时间再回教室。如果没有及时赶到，被别人抢先一步，占了那个坑拉屎，可就不好办了。一次张超凡呼完我我去拿答案，见门关着，就拽了一下，门插着，里面问我干吗，我说拿东西，对方说这里面除了纸篓没别的，打扫卫生等拉完再说，把我当成保洁员了。我虽万分急迫，但又不能说是拿考试的答案，万一里面蹲的是个积极分子，正愁找不着坏人坏事作斗争，我这么做就等于送上门找死；或者他是个落后分子，为了撤销身上的处分，一直想做件好人好事，现在机会来了；再或者他是名人民教师，课上到一半因为憋不住就跑了出来，我要那么说的话等于撞枪口上了。所以我只好耐心等他完事儿，再悄无声息地把想要的东西拿走，做得人不知鬼不觉。
但这次运气太不好了，里面那人正好没带纸，估计他知道不可能有人给自己雪中送炭了，不得不做出从纸篓里找张干净一点儿的凑合用的决定，却突然发现门后粘着一张纸。我在厕所外痛心疾首地听到里面说了一句：“太好了，这儿有纸。”然后是把纸张展开的声音，他又说了一句“好像是答案”，听到这里，我赶忙冲了过去，但还没跑到跟前就已听到冲水的声音。门这时候开了，那人走了出来。幸好他习惯不好，把纸扔在坑里冲走了，否则说不定我会饥不择食，不管被他擦成什么样，也要坚决从纸篓里捡出来，如获珍宝般把它掖进衣服里带回考场，并伺机掏出来抄写，若被老师发现则不计后果地塞进嘴里吃掉；更万幸的是，纸没有在坑里堵住，否则很难说我会不会做出下手把它捞出来的决定，和考试不及格比起来，这点儿困难算不了什么。如果每门功课都要通过如此考验才能及格的话，我宁愿多经历几次，多亏像政治、体育这样课程的考试，我能凭借自己的实力通过。后来我想了想那张纸的去向，看看表还有半个小时考试就结束了，便没有麻烦学校后勤的老师说我钱包掉进去了请他们帮忙打捞，而是赶紧回宿舍去找张超凡，让他回到我的座位上替我考试，反正监考老师对我们不熟，也不会再检查学生证了。可张超凡去操场打球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了操场找到他，他以为我也交卷了，还把球传给我，我运了两下，过了两个人，上篮得分后，才跟他说了回去考试的事情，并以两个鸡腿为代价，终于说动他换上我的衣服回到教室。听他考完回来说，监考老师说他：“这泡屎可够长的，拉哪儿去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毕业前我们有了手机，答案可以通过短信，现场直播、群发群收。张超凡多次扮演了卫星的角色，发出信号，被众人像千家万户的电视机一样接收到。如果传递大题的答案，会做的人就交了卷出去，给里面的人打电话。那时候我头发长，遮住了耳朵和脖子，戴着耳机老师也看不出来，接通后我不说话，对方念答案，他说我写。一次念得太快，我一着急，说了一句：“慢点儿！”恰巧此时老师溜达上讲台，绊了一个趔趄，让我的这句话给感动了，双眼饱含泪花，冲我报以无限感激的一笑（该老师是个年轻女性，长得不好看，平时有点儿自卑，理解她的人不多）。我低着头奋笔疾书，没时间细细品味这微笑里的其他含义，忘了再回应老师一句：“不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