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王派使臣向明朝进表朝贡。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中书省竟然不奏报皇帝，宦官出皇城办事遇见使者，回宫后报告了皇帝。朱元璋十分恼火，朝堂之上责问两位丞相：“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彼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吾以礼待之。今占城来贡方物既至，尔宜以时告，礼进其使者，顾乃泛然若罔闻！知为宰相辅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者，固当如是耶？”胡惟庸和汪广洋慌忙叩头谢罪，却又将责任推给礼部，而礼部则坚称已向中书省作了汇报，自己没有责任。朱元璋勃然大怒，为此连下两道敕书，将胡惟庸、汪广洋以及礼部堂官统统下狱，“穷诘主者”。
十一月，朱元璋借褒奖征西功劳为名，册封一批将领为侯，这批侯爵名单是：仇成为安庆侯，蓝玉为永昌侯，谢成为永平侯，张龙为凤翔侯，吴复为安陆侯，金朝兴为宣德侯，曹兴为怀远侯，叶昇为靖宁侯，曹震为景川侯，张温为会宁侯，周武为雄武侯，王弼为定远侯，共计十二位侯爵。不消说，封侯之举对收买武将之心，鼓舞军队士气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为彻底清除胡惟庸一党，维护国家政局的稳定提供了胜算保障。
两位丞相被同时下狱，朝中的政治气氛立马大变，御史们纷纷出动，争相揭发胡惟庸专权结党、祸乱朝政的问题。原为胡党的御史中丞涂节见势不妙，为图自保，主动站出来检举揭发胡惟庸，称诚意伯刘基系被胡氏毒杀，并表示此事“广洋宜知状”。尽管汪广洋对这一指控矢口否认，但朱元璋还是以“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废兴”为罪由，将其贬谪海南。汪广洋乘舟离京刚行至太平（今安徽当涂）时，朱元璋又改变主意，遣使布敕，以其尸位素餐、无所事事，上不能匡扶国家、下不知民之疾苦以及当年不能匡正朱文正为恶、坐视杨宪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绞杀，并诏令将其“妻子配侍卫官军，诸弟皆杀之”。
孰料，在处置汪广洋一案的过程中又横生波澜：汪广洋有位小妾陈氏，她本是因犯罪被籍没入官的一位陈姓知县的女儿，颇知诗书，此间不愿受辱，便自杀殉夫。朱元璋闻报，怒斥道：没官妇女只赏给功臣之家，文臣何以得给？这些人置朝廷的法度于何地？乃令司法机构将六部堂官、属官全部下狱，严刑拷打，逼问口供。
此前检举揭发两位丞相的御史中丞涂节不堪忍受酷刑，便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这天，告发丞相胡惟庸和御史大夫陈宁阴谋造反事宜。与此同时，已经被贬为中书省吏的原御史中丞商暠也做了类似揭发。朱元璋长叹一声，道：“朕不负惟庸辈，何得至是！”于是令群臣日夜轮番审讯，“惟庸辞穷不能隐，遂吐实”。
经群臣奏请，朱元璋于正月初六这天下诏将胡惟庸、陈宁等人处死。御史中丞涂节在此案中检举有功，但群臣认为“涂节本为惟庸谋主，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诛无以戒人臣之奸宄者”。 于是，“乃并诛节，余党皆连坐”。 胡惟庸的亲家——曾任中书省右丞、御史大夫之职的丁玉也被灭族。
根据明人俞本所著的《明兴野兴》记载，胡、陈二人被押至京城的玄津桥斩首之后，尸身先是被装进大坛，埋入一个丈余深的大坑中，次日，朱元璋改变主意，两人的尸体又被掘出，“支解于市，纵犬食之”。另外，二犯“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家产籍没入官。
正月初七，也就是在诛杀胡惟庸的次日，朱元璋便急不可耐地向群臣宣布：“朕欲革去中书省”，同时，改大都督府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十一日，正式向全国发布了相关诏书。
延续两千多年的丞（宰）相制度被朱元璋一朝废除，其动作之快捷，让人无法适应。也正是因为如此，后世很多学者就“胡惟庸党案”争论不休，甚至有人认为胡惟庸谋反事件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所谓的胡惟庸与陈宁、陆仲亨、费聚、李存义等人串联谋反，纯粹是涂节等人信口编造，朱元璋炮制出这个案件，无非是为了达到废相揽权、铲除功臣和籍没案犯家财充实国库等目的。
对于这类观点，笔者不以为然。结合正史的记载，依据情理来分析，笔者相信胡惟庸最初应本无谋逆之心，后来情势所逼，最终落入了皇帝的圈套。合理的情形应当是这样的：“胡惟庸党案”的发生确实是出于朱元璋的谋划——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提前设局，把胡惟庸当作棋子，有意纵容。仅有小聪明却缺乏大智慧的胡惟庸起初不识机关，得志即骄，忘乎所以，渐被朱元璋揪住了发辫。及至胡惟庸意识到危险之后，他已经没有退路，索性一条道走到黑，乃决定铤而走险，拚死一搏，却最终授人以口实，搭上了卿卿性命。故尔，我们可以认定，包括陈宁、涂节、陆仲亨、费聚、李存义等人，确实是曾经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策划。
丞相被杀，中书省废除，朱元璋的首要目的已经达到。接下来，他便顺理成章地实施第二个战略目的——诛杀所谓的胡惟庸同党。
通过前文介绍的“空印案”和“郭桓案”，读者已经领略了朱元璋兴狱杀人的残酷和惨烈，而“胡惟庸党案”牵连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涉案人物品阶之高，均超过前二者。大狱一兴，有司辗转审问，按名拘捕，严刑相加，威迫利诱，涉案人物如雪球滚动，枝牵蔓连。众多勋臣贵戚，公侯官吏，往往是朝登公堂，暮扛枷锁，凡一人被指控，其亲党家族一概下狱。在这场政治运动中，明初著名文学家宋濂一家的遭遇堪称典型。
宋濂是浙江浦江（今浙江义乌）人，早在至正十八年（1358年）朱元璋亲征婺州期间，宋濂便加盟到他的麾下。先后曾任五经师、起居注、侍讲学士、太子赞善大夫、翰林学士等职务，系朱元璋的文学顾问，也曾为太子朱标讲经多年，还曾作为总裁官编撰《元史》，被朱元璋赞为“开国文臣之首”。总之，他是明朝初期最负盛名的大儒。
由于宋濂长期为朱元璋父子讲解经史，故两家的私交甚为深厚。宋濂的次子宋璲是太子朱标的少年伙伴，朱元璋多次对其给予教诲，他曾对宋濂开玩笑说，你为朕教太子诸王，朕也教了你的子孙呵！
综合《明史·宋濂传》、《罪惟录·宋濂传》、《明史·后妃传》和《宋文宪公年谱》等史料的记载，洪武十年（1377年）正月，宋濂六十八岁，朱元璋见其老迈，准其致仕（退休）回乡养老。临行之际，赐其一部《御制文集》，另加钱钞、丝绸及衣服三套，对他说道：三十二年之后，用这些丝绸做百岁衣吧！把宋濂感动得老泪纵横。宋濂返乡之后，不置田产，不谈朝政，唯以著述饮酒为乐，到了每年九月十八日的万寿节（朱元璋生日），宋濂总会跋涉赴京，为皇帝祝寿。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宋濂陪皇帝登文楼时，一个步下踉跄，跌倒在地。朱元璋见他实在老迈，就随口嘱他下次万寿节不必再来。转眼之间，今年的万寿节又到了。由于“胡惟庸党案”的缘故，今年的朝廷气氛相当紧张，群臣都对皇帝敬而远之。倍感孤独的朱元璋情不自禁地忆起了宋濂这位老臣，往年这个时节，总是与他一起饮酒赋诗，那是何等快活！可是，今年的万寿节他为何不来呢？敢情朱元璋已经全然忘记去年曾对宋濂有过“不必再来”的随口嘱咐。心绪不佳的朱元璋越想越生气，便派人潜往金华暗访。
事有凑巧，暗访之人来到金华后，恰好撞见宋濂正劲头十足地与他人饮酒赋诗作乐。这个场景奏报上去，朱元璋备觉自己受到这个老儿的愚弄和欺骗，心中顿时萌生杀机，于是询问宋氏家族是否有涉胡党。刑部官员心领神会，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二月，宋濂的长孙宋慎因案涉胡党被处死，宋濂之子宋璲也连坐被杀。紧接着，朱元璋派人将宋濂全家老小绑赴京城，准备一并处死。
马皇后与太子朱标闻讯后，一起找朱元璋替宋濂求情。马皇后说，民间为孩子请个先生尚且始终尊敬，宋先生教太子诸王，怎么忍心杀他？况且他退休在家，哪里知道朝廷之事！朱元璋责备说：这种事你不懂，也不该管！吃饭的时候，马皇后不饮酒，不吃肉，闷闷不乐。朱元璋感到奇怪，问其原因，她回答说：妾哀痛宋先生之刑，代替孩子为老师服心丧。朱元璋听后感到不爽，放下筷子起身离去。看在老妻的情份上，朱元璋到底还是赦免了宋濂的死罪，诏令将其流放四川茂州。
洪武十四年（1381年）五月，七十二岁高龄的宋濂拖着老迈的病躯，勉强捱到夔州。在一座寺庙暂作停留时，宋濂思前想后：眼下家破人亡，自己以老病残败的身躯还要被皇帝万里流放，这样活着实在是了无意趣！趁人不备，他以一根绫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宋濂之死，再一次验证了“伴君如伴虎”这句话的真理性。
明人徐祯卿所著笔记《剪胜野闻》记载了这样一个掌故，说朱元璋有个特点，每当处理大狱要案，他总是下意识地用双手紧紧抓住腰中的玉带朝下按住，或咬牙闭目沉思不语，或如被激怒的猛兽一般狂躁不安。这种时候，臣属们总是噤若寒蝉，没人敢于劝谏和拂逆，一切全凭他的喜怒和意志处置。可是，奇怪的是，朱元璋从来不曾因为狂怒而导致局面失控。越是面临大事或处置大局，他越是处理得脉络分明，步骤清晰，能于狂躁暴怒和忍耐寂静间信手转换，忍常人所不能忍，断常人所不能断。这是朱元璋的一个特质。
朱元璋处理“胡惟庸党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佐证：得到“胡党”的首批口供之后，凡中书省和各部院衙门的涉案文官，一概被其诛杀；而涉及到带兵武将，却又一概暂时宽宥。像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这两位是有确凿人证的谋逆首犯，可是朱元璋却下令赦免。当群臣“请诛”陆仲亨等人时，朱元璋解释道：“陆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恐为乱兵所掠，持一升麦藏于草间。朕见之，呼曰：‘来’，遂从朕。长育成，就以功封侯。此皆吾初起时腹心股肱，吾不忍罪之，其勿问！”果然，此语一出，攀咬勋臣宿将的口供逐渐减少，武将们紧绷的心弦开始放松下来。
其实，以朱元璋的智商，他不可能不清楚这样一个逻辑：既然做臣子的能够先行不忠，谋逆君上，那么，做君上的难道还应当对这种忘恩负义的乱臣贼子心怀恻隐？朱元璋生得可不是什么菩萨心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在当前形势下，北部尚有北元政权虎视，南部仍存云南梁王之患，东部亦有倭寇之扰，国基尚未巩固，尚须勋臣宿将出力。
不仅如此，为了笼络和安抚勋臣宿将之心，在诛杀胡惟庸之后，朱元璋继续采用与开国宿将联姻的策略：聘魏国公徐达的次女、三女分别为代王妃和安王妃；聘信国公汤和的长女、次女为鲁王妃；聘宋国公冯胜之女为周王妃；聘卫国公邓愈之女与安陆侯吴复之女为齐王妃；聘颍国公傅友德之女为晋世子妃；聘永昌侯蓝玉之女为蜀王妃；聘靖海侯吴忠（吴祯之子）之女为湘王妃；聘前军都督佥事于显之女为潭王妃；招凤翔侯张龙之子张麟为八女福清公主的驸马；招颖国公傅友德的长子傅忠为九女寿春公主的驸马；招东川侯胡海之子胡观为十一女南康公主的驸马；招武定侯郭英之子郭镇为十二女永嘉公主的驸马。在废除丞相制度之后，为了避免社会动荡，朱元璋用这种方式稳定政局，屏藩王室，确实收到一定的效果。
最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在赦免吉安侯陆仲亨之后，还将他的儿子陆贤招纳为自己五女儿汝宁公主的驸马，以示不计前嫌。直到十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当时四海已经靖平，国家政局已然稳定，陆仲亨等人方被旧账新算，坐“胡惟庸党谋逆”之罪被诛。具体情况以后再讲。
§§§第三节 开国丞相李善长之死
明朝的首任丞相——素有“勋臣第一”之称的韩国公李善长，被杀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距所谓的胡惟庸谋反事件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不过，从严格意义上讲，李善长被杀事件仍旧属于“胡惟庸党案”范畴。
读者知道，中国封建时代，针对谋逆之类的大罪，朝廷往往实行连坐制度。胡惟庸是被老丞相李善长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围绕胡惟庸谋反事件牵连出如此大的惊天血案，他的恩主李善长自然无法彻底摆脱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