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元惠宗下诏，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征发大名、汴梁等十三路的民夫共计十五万人，动工治河。为了防备这些民夫发生暴动，元廷特意将驻守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地的驻军共计二万余人，调到工程现场协助施工，兼负威慑作用。整个工程疏浚河道二百八十余里，历时七个月，黄河复归故道，工程于当年十一月全部竣工。为表彰贾鲁的功绩，元朝政府特授予其荣禄大夫、集贤学士之职，其他参与治河的大小官员均获赏赐或升迁。
客观地讲，脱脱与贾鲁这次治理黄河，单从事情本身而言，是十分成功的，它受到时人乃至后世的好评，属于利国利民的善举。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工程浩大，工期旷日持久，管理上难免百密一疏，于是，开河事件被人蓄意利用，最终成为引爆农民起义的一根导火索。
前文说过，早在开河之前，天下已坏，打着各种名号的汉族起义军此起彼伏。那些对元朝政府心怀不满的有志之士，更是处心积虑地寻找向元廷发难的时机，而成功利用开河事件的乃是北方地区白莲教首领韩山童等人。
韩山童本系栾城（今河北栾城）人氏，乃白莲教世家，其祖上数代均为白莲教会首，后以“烧香惑众”的罪名被谪徙到永年县（今河北永年）。韩山童长大之后，继承祖宗衣钵，成为永年当地白莲教会首，他广纳门徒，结众烧香，在教徒中的影响日益增大。适逢元朝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韩山童便趁机在教徒中散布“天下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等言论，提前为日后起事造势。
元惠宗关于开河的诏告传来以后，韩山童便与门徒刘福通、罗文素、杜遵道、盛文郁等人策划商议。他们结合当时在黄河流域流传的一句童谣谶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来分析，认为元廷开河合应天意，实乃天赐良机，于是决定择机起事。事有凑巧，五月初，疏浚河道的河工们果然于黄陵岗段（今河南兰考东）的河道中掘出一尊独眼石人，并且，石人脊背上还刻着一行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石人应验了童谣，工地现场立马炸开了锅，民夫和官兵们个个惊骇莫名！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中原大地。
韩山童等人得到消息，立即聚集三千门徒，在颍川州（今安徽颍上）白鹿庄，斩白马乌牛，发布檄文，誓师起义。按照事前的策划，起义军打出“复宋”旗号，用以迎合民众感情，宣称韩山童为宋徽宗第八世孙，刘福通系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其起义的宗旨是“重光大宋之天”。誓师仪式上韩山童被推举为明王，并派人联络各地白莲教派，约定教徒头裹红巾为标记，于某月某日同时起兵。
正当韩山童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孰料风声被走漏出去，永年县官府突然派兵前来围剿，韩山童被捕处死，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趁乱走脱，逃到后来改名为武安州的徐州路躲藏起来。这位韩林儿就是后来的大名鼎鼎的小明王，他的故事下文还有交待。
脱身之后的刘福通见事情败露，决定变退为进，索性提前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发动起义。短短数月之内，接连攻克颍州、亳州、项城、朱皋、罗山、上蔡、正阳、确山等城池。期间，元朝政府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率领一支六千人的阿速军，会同河南行省及其他各地驻军前来镇压。这些被汉人称作“绿睛回回”的阿速军，原本彪悍勇猛，擅长骑射，不过，由于长年的酒色和安逸生活，他们早已变质腐朽，见红巾军势大，尚未对阵，便一窝蜂似地拨转马头，不战而走。
到了九月，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又连克汝宁、息州、光州等地，队伍壮大到十多万人。起义军所向披靡的势头引起了元廷的恐慌，元惠宗又令脱脱丞相之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尔统率大军前往镇压，再加上各地前来增援的部队，元军共有三十余万人。几番较量，元军连吃败仗，除了也先帖木尔率领一万余名残兵撤退到朱仙镇驻扎下来之外，其余元军四下溃散，至此，这支红巾军声威日壮。因为活动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故刘福通领导的这支起义部队又被一些史家称作北方红巾军。
刘福通奋臂一呼，天下响应，那些原本就摩拳擦掌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标杆，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人物当属袁州（今江西宜春）南泉山慈化寺的彭和尚。彭和尚俗名彭莹玉，据说此人出生时天有异象，他十岁出家为僧，在当地颇有名望，门徒众多。早在至元四年（1338年）六月，他就曾与徒弟周子旺发动五千门徒起义。周子旺自称周王，起义人员后背大书一个“佛”字，以期得到佛祖保佑。未料想，暴乱伊始即遭官兵剿灭，周子旺夫妇被杀，彭莹玉则辗转逃亡到江汉地区秘密传教，继续其未竟事业。时隔十三年之后，在刘福通的倡导下，彭莹玉与门徒们再度发动起义。
与十三年前的那次起义一样，此间彭莹玉再度隐身幕后，而让徒弟担纲出头，其中为首的乃是罗田县的布贩子徐寿辉与麻城县的铁匠邹普胜。起义的发动地点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便攻下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和黄州等城池。当年十月，这支起义部队在蕲水建立政权，国号初始为“宋”，不久又改为“天完”，建元“治平”，徐寿辉做皇帝，邹普胜当太师。
天完政权建立之后，经过商议，由彭莹玉率领一路人马沿长江顺流而下，攻略江西、浙江以及福建等地区；另由邹普胜率领一路人马溯长江而上，攻略武昌、江陵、荆州等地区。元完起义军连克城池，一时间声势浩大，与刘福通领导的北方红巾军遥相呼应。由于天完起义军最初的活动范围系南方地区，故这支部队又被称作南方红巾军。
此外，至正十一年（1351年）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州）布贩子王权（又称“布王三”）起兵于邓州，继而攻克唐河、南阳、嵩县、临汝、洛阳等州县，这支起义军被称作“北琐红巾军”。与其同时，孟海马（籍贯不详）起兵于鄂西，相继攻克襄阳、均县、房县、荆门、秭归等州县，被称作“南琐红巾军”。此间，在本书传主朱元璋的老家一带也活跃着一支红巾军队伍，领头人是李二（又称“芝麻李”）、彭大、赵均用等人，他们控制着徐州、宿州、虹县、丰县、沛县一直到安丰（今安徽寿县）、濠州、泗州等一大片地区。这几支红巾军队伍因信奉的白莲教与刘福通的白莲教属于同一派系，而且地缘接近，因此，他们都被称作北方红巾军。
除上述占主流部分的红巾军之外，各地崛起的还有其他一些既无教派，又不采用红巾军标志的起义队伍，其代表人物当属江苏的私盐贩子张士诚和浙东的私盐贩子方国珍，这两位一个占据江苏大部分地区，一个占据浙江大部分地区，两人的实力都还不小，但均属机会主义者，忽而降元，又忽而反元，几番反复，以后会重点说到他们。
总之，由开河事件直接引发的汉族人民反元大起义，在短短的时间内席卷大江南北，呈遍地开花之势。当时，有一首流传甚广的《红巾军军歌》则非常生动地反映出蕴藏在汉族人民心中的那种反抗蒙元、驱逐鞑虏的悲壮情怀：
云从龙，风从虎， 功名利禄尘与土。
望神州，百姓苦， 千里沃土皆荒芜！
看天下，尽胡虏， 天道残缺匹夫补。
好男儿，别父母， 只为苍生不为主！
手持钢刀九十九， 杀尽胡儿才罢手。
我本堂堂男子汉， 何为鞑虏作马牛！
壮士饮尽碗中酒， 千里征途不回头。
金鼓齐鸣万众吼， 不破黄龙誓不休！
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反元局势，不消说是元惠宗妥欢帖木儿的一场巨大的噩梦，但是，它却成就了一个当时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小人物——朱元璋。所谓时势造英雄，朱元璋以一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寺庙小沙弥身份投奔红巾军，几经锤炼和打拚，先是成为威振一方的红巾军统帅，继而再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国君主，其人生履历，应当是这句话的最佳注脚。
§§§第三节 投奔红巾军，迎娶马氏
前面讲到，朱元璋于至正八年（1348年）结束长达三年多的游方叫化生活，重新回到家乡的皇觉寺安顿下来。
此时的皇觉寺已是物是人非，由于连年灾荒，寺院香火寥寥，破败不堪，以前的僧众四下离散，眼下庙里只剩三五个和尚苦捱着日子。这一切尽管令朱元璋感到有几分凄凉，但是，异常艰辛的流浪乞讨生活，已经着实令他感到疲惫和厌倦。作为一名刚刚结束漫长漂泊的年轻游子，在其热情被耗尽之后，故乡的皇觉寺才是他情感中最温馨、最安全的港湾。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已情不自禁地把这座寺庙当做自己的庇护所，他奢望能够在晨钟暮鼓中日复一日地过一种平静而有规律的生活。这是朱元璋重回皇觉寺之初的真实心愿。
由于朱元璋后来开辟了大明王朝的缘故，许多人便想当然地认为朱元璋自幼就怀抱一种济世救民的大志，这不过是外人的一种臆想而已。作为一名家破人亡、食不果腹的流浪汉，朱元璋平素劳心最多的还是自己当下的温饱问题。对于这种“平庸”，当事人从不讳言——若干年后，身为皇帝的朱元璋回忆起当年自己投奔红巾军的初衷，就曾很直白的表示：当初因现实所迫，只为了有个吃饭的地方，能活下去而已！
灾荒劫后的皇觉寺，虽然生活十分艰苦，但起码不再让自己餐风露宿，对此，朱元璋谈固然说不上有多么满意，不过，也不会过于挑剔。每日除了干活做事之外，他还坚持“立志勤学”。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年轻，尚有梦想；再者，大概是在游方过程中因某些事件的触发，感到自己很有必要提高文化水平的缘故。
清苦的日子像小河一样平静地流淌着，一晃就将近四年。到了至正十二年（1352年）二月，朱元璋在皇觉寺那种晨钟暮鼓的平静日子逐渐被打破，原因在于濠州地区出现了红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