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项英反对开辟苏北根据地
★作战时间 1940年10月1日至6日
★作战地区 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
★双方作战目的
新四军 为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成立苏北指挥部，利用黄桥引诱韩德勤部，以达在运动中歼其主力。
国民党军 新四军进占黄桥地区，顽军韩德勤（江苏省主席）对此极不心甘，调集兵力3万余人进攻黄桥，企图于黄桥地区聚歼新四军苏北部队。
黄桥，地处苏北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地段，是长江边、如（皋）泰（兴）公路中间的一个大镇。黄桥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30年就发生过党领导的农民暴动，成立了红14军。以后虽然失败了，但党的影响深入人心。抗战爆发后，这里已恢复和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群众基础比较好。同时，盘踞黄桥一带之顽保安旅何克谦部，是在抗日的幌子下收编地痞流氓和京沪线溃兵发展起来的。这帮家伙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欺压人民，无所不为，弄得男人不敢行路，妇女不敢出门，当地人民恨之入骨，迫切盼望新四军去解救他们。当地流行的歌谣说：“黄桥是人间地狱，何克谦是杀人魔王。”
为了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下旬，遵照党中央指示，将渡江北上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
然而，新四军江南部队渡江北上的这一决定是在经历了一段曲折过程后，才最终得以实施的，这是因为项英曾反对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根据地。
在新四军发展方向上，经过近两年的探索，基本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刘少奇主张从皖东向苏北发展，他可以依靠的部队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下属的第4、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和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陈毅主张先巩固苏南，然后过长江，向苏北发展，他可以依靠的部队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属人马；彭雪枫领导下的第6支队，后改为八路军第4纵队，倾向于巩固豫皖苏边区；项英则主张发展皖南，目前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主要是第3支队和军部直属队。
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刘少奇和陈毅的想法基本相同，那就是向北发展，力争苏北。但这时国民党顽固派还没有盯上皖南，而且从长远战略着想，中共中央认为在力争苏北的情况下，也可以在皖、浙、赣三省边界留条退路。
1939年2月底，周恩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指导工作时，在3月6日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新四军任务》的报告。
周恩来指出：
……根据敌人、我们、国际三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今天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敌人占领了，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财富地区。整个的中国东部，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中国的西部当然不如东部，尽管西北、西南可以成为我们的大后方，但是，假如中国东部完全被敌人统治，我们的西部就要一天一天地贫弱危困起来，困难就要无形地加深，而敌人就能够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克服自己的困难。我们要认识这个环境，这就是新四军的环境。新四军就处在敌人占领的中国东部。新四军今天所处的客观环境恰恰使得新四军的地位更加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新四军面临的有利条件、困难及克服办法，并提出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我们在江南敌后地区确定发展方向，有三个原则：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摩擦，利于抗战。
根据过去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我们认为，现在跟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尽管敌人封锁严密，只要我们能够深入广大的群众，善于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就不会让敌人完全占领这个地区。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07页）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
向北发展：抽调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
巩固现有阵地：新四军皖南军部和茅山根据地要不断巩固、发展，也即是“向南巩固”。
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
这与毛泽东的要求相吻合。
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
6月，毛泽东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力发展华中的游击战争。
11月，中共中央重申：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绝不停止。
12月27日，中共中央鉴于江南新四军方面处境困难，再次指示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
立即在部队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工作，提高警惕性，以防局部的突然事变。
军部各机关减缩非战斗人员，加强其防御能力。
皖南方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
陈毅方面抽有力部队过江，发展扬州以东地区。
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
这样，才能使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退路。你们应该坚决执行这一计划。
（《新四军·文献》（1），第139页）
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1940年1月14日，项英主持召开了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讨论并决定对江南新四军的方针。
项英认为应该向南发展，而且立足点是皖南。他主张，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新四军发展，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可能发生突然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会议认为：“皖南环境北渡较困难”，应由“江南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因此，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在不影响争取苏北条件下，由江南加强皖南力量”，还应“加强在苏（州）、（无）锡一带工作”，使“部队求得人枪款之解决”。（《陈毅年谱》（上卷），第263页）
项英认为，如果经苏南向苏北发展，以上海市和苏南地区为中心，加上苏北沿江、浙江沿海，这一带是中国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产生、发达的老家，也是这些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老窝。日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以后，此地又成为日、汪的心脏地区。该地区的工商业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五分之三。大利所在，日、蒋、汪势在必争。共产党、新四军插到这个地区去发展，和国民党的矛盾势必激化，日、汪也绝不会容忍。加上这个地区多系平原水网，火车、汽车、轮船交通便捷，敌、顽兵力集中，新四军的处境尤为不利。项英认为，向江南敌后进军是“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结果必将是既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又在反“扫荡”、反摩擦中把新四军部队搞垮。
项英还认为，日军必然要打通浙赣铁路，攻占金华、上饶。到那时，国民党军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在上饶一带存身不住，将会逃到闽西或赣南，他们的主力部队也将撤走。新四军便可以乘虚而统入，在新的敌后地区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大大发展，甚至可以恢复当年中央苏区的领土，在中国南方打开偌大的一个天下。（《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60页）
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新四军向北发展是主要方向，向南是次要方向、是留退路，但项英把整个主次关系颠倒了。
针对项英这一思想，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40年1月19日又给项英发来指示：
一、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由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10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1个到2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地发展华中力量。
二、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以求与蒋隔江而治。所以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来取哪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
三、（略）。
四、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五、同意第4、第5支队归中原局指挥，但在苏北扬州一带的部队则仍归项英、陈毅同志指挥。
（《新四军·文献》（1），第141页）
中共中央在发出这封电报后，仍然不放心。1月29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联名给项英和叶挺发来电报，叮嘱道：
甲、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不可。
乙、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
（《新四军·文献》（1），第145页）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中共中央2月1日的《决定》，对全军的战略部署，下达了更为明确、具体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的任务下，扫除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化为民主的抗日根据地。……陈毅猛然发展苏北，坚决肃清反动，建立政权，扩大军队2万至3万，巩固根据地；尤其江南，可一直发展至京沪、泸杭、苏嘉三路全线，并越过淞沪线，直达海边……”（《陈毅年谱》（上卷），第246页）
鉴于中共中央的反复指示和陈毅的苦言相劝，项英也开始对向北、向东发展有了很大兴趣。
2、 国民党反共活动
1940年5月底，蒋介石在华中地区进行了反共部署：汤恩伯、李品仙从西进攻豫东、皖东；顾祝同、冷欣从南进攻皖南、苏南；韩德勤则全力进攻苏北的新四军。
6月上旬，冷欣的第63师开至高淳，与第40师形成对新四军之大包围，并公开进行反新四军的宣传。
陈毅和粟裕等决定率部北移溧水地区，逐渐转入敌后分散游击，并针对国民党大军云集苏南、制造事端的图谋以及冷欣的反共宣传，致信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江南行署秘书主任巫兰溪（别号涵春），指出：“近者大军云集，驻地侧近左右几无隙地，扣留敝军人员加以辱骂毒打，日必数起，其他举奔相骇告。弟坚持合作，不变初衷，已令各部转入敌后活动，避生事端，水西一带仅留医院及少数后方人员。弟亦躬亲北移，使两军相距稍远，不目睹一切，则意气宁帖，可从容筹商，谅于国家、地方、人民更有裨益也。”
陈毅等人还指出，近期顽军有意制造摩擦事件，“殊背中山先生集中力量从事革命之宏旨”，希望“上、中级干部双方能以大局为重”。同时，陈毅还寄给巫兰溪近照两张，说：“小照为弟手摄，虽为粗劣之作，但彼此忠于谋国、共挽颓局之精神固跃然纸上。”（《陈毅年谱》（上卷），第279页）
顽军这一行动，把好不容易被说服的项英又吓了回去，他不敢转移到苏南，致使皖南新四军军部和主力东移的问题又被延搁下来。
这便是蒋介石即将掀起的第二次反共活动的开始。第一次反共活动是在1939年春至1940年春之间。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它标志着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更为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把对国民党的政策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再加上英、美、法等国的劝降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本身的动摇，致使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汪精卫集团公开地叛国投敌，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是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在此期间，蒋介石集团加紧制造反共摩擦，并把反共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即通过这次会议，国民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了反共、反人民，从而与日寇、汉奸的所谓“共同防共”相呼应。
这次全会讨论的主要议题就是“强化”蒋介石国民党，以对付“华北各地共产党之竞起”，“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而不是为了抗日。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和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公开叫嚣要“唤醒党魂”“整顿党务”“积极奋斗”“加紧反共”，以强化国民党的统治。
根据蒋介石的讲话精神，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具体政策，设立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根据“整顿党务”决议案的原则，会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秘密防共、反共办法，除了上述文件外，还有《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防止异党在陕北活动办法》及《陕北工作大纲》等，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其主要内容包括：在沦陷区，规定国民党“对于防范共产党工作，应列为重要工作之一”，采取“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处处于实际工作中与对方竞争”的政策，来破坏共产党组织；在国统区，“一律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如经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处分”，对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即应取缔”，规定国民党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定期会商，研究对共产党问题的处置；借口国家的“统一”，要求军令、政令应统一于（国民党）中央”，阴谋限制、削弱、取消或吞并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加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权力和对人民的封建法西斯特务控制，特设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实行保甲制度和保甲连坐法；规定反共的斗争策略是，捏造共产党“破坏抗日”“妨碍抗日”，以“打击”之。
此后，蒋介石集团便按照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共方针和会后拟定的具体办法，开始猖狂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