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田岫山所属特务大队300余人一律穿戴伪军服装，佩戴“特遣部队”的臂章，突然出现在日伪军据点第泗门的街头。原来田岫山投敌后已被日寇改编为“中央税警团第3特遣部队”，并驻守上虞县城等地。一夜之间，上虞等地变成了敌占区，当地人民沦为亡国奴。消息传来，抗日军民愤慨万分，纷纷请战。
浙东纵队领导人经研究，决定予以痛击，并把第一个行动目标锁定第泗门。
5月29日拂晓，浙东纵队集中了余（姚）上（虞）地区的民兵、自卫队2000余人猛攻第泗门，俘田岫山部140余人，毙伤其数十人。残敌逃进周巷据点，后又潜回上虞。
从缴获的文件中，浙东纵队领导人才发现顾祝同不但默许田岫山投敌，而且怂恿他说：到了那边能够联合更多的伪军结成反共同盟，以便南北配合，夹击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
第泗门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接着，新四军又先后取得了鲍村、杜村、下管、老坝头、上沙岭等战斗的胜利。6月4日，浙东纵队攻占了丁宅街，基本上完成了扫清田岫山部外围据点的任务，使许岙、上虞两地陷于孤立。
田岫山虽然作恶多端、祸国殃民，群众对之深恶痛绝，但一部分群众和中、上层人士还存在着某些疑虑和糊涂认识。为此，浙东纵队领导及时提出：讨田战役，务必取得军政全胜。
浙东纵队司令部、政治部找到上虞东乡一个76岁的老人，让他写了一篇讨伐田岫山的檄文，原文刊于1945年6月6日《新浙东报》：
伪司令田匪者，本一无赖，绝无学识，偶因时会，突拥兵权。……依违敌伪中间，乘资跋扈，肆行酷烈，割剥元元，残害良儒，……掳掠尤甚。道路以目，士女伤心。……本部再四劝，冀期合作，……乃冥顽不灵，变本加厉，显然通敌，与民为仇。是则人神之所不容，天地之所共嫉。本部为国为民，诚惶诚恐。所幸人心不死，众志成城。伪中警特遣部队之特务大队全部缴械，孟尝乡又已解放。丛残余匪，负城自固，釜底游魂，恶贯满盈。本部乘破竹之势，不难迎刃而解。我城内外人民，其各闭门安居，幸无惊恐。如有敌方军士，缴械投诚者，咸与更始，或掩田匪以献，则奖赏从厚。此谕城内外军民知悉。
1945年6月7日，浙东纵队发起进攻。经过14个昼夜的激烈战斗，取得了攻打田岫山部老巢许岙的胜利，歼其1000余人，并继续向困守在上虞的田岫山余部发起进攻。
6月30日凌晨，田岫山眼看顽军增援已无希望，于是率残部弃城西窜，在嵊县开元附近又遭浙东纵队沉重打击，生俘其官兵200余人，仅田岫山及其少数随从得以脱逃。全国解放后，这个多年与人民为敌的田岫山，终于被缉拿归案，交给四明山人民审判，处决于当年浙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梁弄。
国民党顽军在田岫山投敌后，不去讨伐田岫山，反而在新四军讨伐田岫山时乘机设立“绥靖”指挥所，派兵增援田岫山部。6月21日，顽军调集10个团的兵力，向北推进，发动浙东第三次大规模内战，并首先向靠拢新四军、反对内战的国民党军挺进第5纵队张俊升部进攻。22日，顽军攻下张俊升部所在地汤浦后，随即转兵北上，妄图增援被新四军第2纵队围困于上虞城的田岫山部，并于27日，侵占第2纵队丁宅街和官山村阵地。第2纵队被迫奋起自卫反击，击退顽军进攻，并援救张俊升部。接着，纵队副司令员张翼翔率主力，西渡曹娥江，进入会稽地区，追上了顽军第33师和浙保5团，经5小时激战，歼其一部，俘顽军300余人。顽军残部向南溃逃。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勇于打内战，勇于消灭异己，坚持投降、倒退的反动政策，唤醒了张俊升和他所属的广大官兵。1945年7月11日，张俊升毅然声明脱离国民党军队，接受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13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改编挺进第5纵队为新四军浙东纵队第2旅，旅长张俊升，政治委员王仲良。原第3、4、5支队编为第1旅，张翼翔兼旅长，纵队副参谋长谢忠良兼参谋长。至抗战胜利前夕，第2纵队共辖第1、第2旅，淞沪、金萧两个支队，军政干校、警卫大队、海防大队、三北独立营、余上独立营等部近万人。
12、 一次成功的受降
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新四军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中的受降办法接受被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但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无理干扰，只有极少的日伪军向新四军缴械投降，然而苏浙军区第1纵队却进行了一次成功受降。
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通告中、美、英、苏4国，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14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终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这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总司令名义，致电美、英、苏三国，声明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一切抗日的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条款及同盟国规定之受降办法，接受被我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8月16日，朱德又致电蒋介石指出：被解放区军民所包围的日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受降；同时指派陈毅、李先念为华中地区和鄂豫两省的受降代表。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还指示各地从各方面做好准备，以独立自主的反攻作战，迫使日伪军向各地抗日军民投降。
中国共产党的上述方针和措施，得到了全国人民和解放区军民的拥护，也给了蒋介石严正的警告，给予日伪军以震慑。日军曾派代表与新四军接洽投降事宜，伪警卫第3师师长钟剑魂，于8月13日率3000余人在六合县钟家集反正。20日，伪南京航空训练处中校飞行教官周致和等6人，驾驶汪精卫座机“建国号”从扬州飞延安反正，伪少将副处长白景丰等17人至淮南甘泉支队反正。但是日伪军慑于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国民党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从维护其自身利益出发，终究未能大批向解放区军民投降。
苏浙军区第1纵队在华丰成功受降仅为极少日伪军向新四军投降的突出一例。对此，当年亲自和日军谈判受降事宜的第1纵队参谋长冯少白回忆说：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我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出了接受日本侵略军投降的命令。但是，日伪军早就与国民党勾结，采取拖延、抵制等手法，不肯轻易向我军投降。国民党蒋介石一面声称只有国民党军事当局才有资格受降，加紧向日伪施加种种压力；一面调兵遣将，赶紧从大后方向抗战前线赶来，千方百计伸手，妄图侵吞全部抗日战争的胜利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接收日本侵略者投降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军较成功的一次受降是在华丰。
华丰，是津浦路旁的一个重镇，位于山东省中南部。华丰，又是一个著名的煤矿区，是日本侵略军在鲁中的中心据点之一。日军至锐（洼田）旅团驻扎此地。他们的司令部占据着原华丰煤矿公司的办公大楼，四周筑起了钢筋水泥的高高围墙，拉起了层层钢丝网。这个曾在华中地区烧杀掳掠、不可一世的侵略旅团，在日军遭惨败后，整天委靡不振，惶惶不可终日，打算早日溜回本土。当他们向北撤军之际，1946年1月上旬，国民党军事当局命令这部分日军停止撤退，要他们守住华丰、赤柴矿区，并控制住泰安到大汶口之间的铁路线。日军接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后，就驻守原地，不肯向我投降。
当时，陈毅司令员向我们发出了指示，对这部分日军，我们绝不能轻易放过。但也不能心急，可以分几次“吃掉”。
第一次是这样“吃”的。我们纵队司令部调遣了兵力逼近华丰矿区，并加紧政治攻势，派出代表与日军谈判受降事宜。经过反复的斗争，谈判获得初步成果。日军表示：第一，愿守中立，但恳求给他们一条出路，要求我军包围他们佯行射击，造成他们能向济南方向撤退的理由；第二，答应缴给我们少量的轻武器。当汇报了谈判结果后，陈毅同志指示说，我们可以采取灵活的策略，这次谈判适可而止。先放他们北撤，再在途中进行拦截谈判。我们体会陈老总的指示是很英明的，因为当时日军还盘踞着华丰矿区，倘若我们进行强攻，便会毁坏这个大煤矿。现在欲擒先纵，是一个很好的“调虎离山”之计。
1月23日的清晨，日军集中了几十节车皮的军用物资，来到远离华丰矿区10多里的东太平庄附近，准备由此北撤。我们旅奉上级命令，早在东太平庄附近的田野上等候他们了。1月23日，我们以3个团的兵力包围了日军洼田旅团，并把东太平庄北面的铁道掀翻，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这次，纵队司令叶飞同志派我去与日军进行谈判。我们在日军周围布置了部队，组织了火力网。我随身带了两名警卫员，向日军旅团司令部走去。
到了日军司令部，洼田手扶指挥刀走了出来，看他年龄有50多岁，身材瘦长，精明强干。洼田佩戴少将军衔，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有相当军事经验的人物。我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过学，会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互相介绍以后，洼田的态度强硬，很不老实，不肯再缴出军械，我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你们是失败者，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完全有理由叫你们全部缴械，怎么还可以讲条件呢？”洼田见我不吃他那一套，态度就软下来了，他说：别急嘛，可以商量商量。他吩咐他的副官与我具体进行商谈，自己则暂时避开了。别看洼田少将盛气凌人，其实是外强中干，色厉内荏。他的两个副官，一个少校军衔，一个中尉军衔，见到我更是露出了失败者的面目。他们哭丧着脸，向我说：“代表先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呀。到济南以后，要缴械给国民党当局，这是奉上级的命令。如果全部缴给你们了，我们到那里不好交代了。”我心想你们还耍滑头，就驳斥说：“根据《波茨坦公告》，你们早就该向我们投降缴械了。如果不把这40多节车皮交下来，我们会不客气地包围歼灭你们，这样做才符合国际法。”他们见我这么强硬，又去叫洼田，这次洼田更软了。他还拿出一张席子铺在地上，席地而坐，按照日本人的习惯，请我坐下，喝茶吸烟，谈的时间较长。我说明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力量，也谈了我在日本留学的情况，分析了侵略战争必败、正义战争必胜的道理。要他认清形势，老实接受投降，还是有出路的。日军方面不得不表示愿意缴出40多节车皮的军用品，并答应留下几门新型炮和一些重机枪、步兵炮。因为我来谈判时随身带了拉线的电话，我把谈判的结果向纵队司令叶飞同志汇报，纵队经请示陈毅同志后指示说：“将日军的武器尽量留下，日军人员可以放走。”于是，这天下午，我们和日军双方办了具体的手续，我们一下子获得了相当数量的子弹、炮弹、通信器材和被服等。至于那些准备随日军向北逃跑的几百名伪军作为我们的俘虏，全部扣押下来了。
一天傍晚，我正在师部吃晚饭，突然，电话铃响了，纵队司令部传达了陈毅同志新的命令：“继续追击敌人，把日军的轻武器全缴下！”听了这个命令，我心想，陈毅同志说的“分几次吃掉”，这次大概就是最后一次了吧。这个指示正说出了我们全体指战员的心愿，我们立即吹号集合部队，准备出发。纵队司令员叶飞同志也亲自前来与我们一起追击。部队在黑暗里向北面的泰安县方向追击前进。
黑夜行军，深一脚，浅一脚，很不好走，特别是遇到山溪、河沟，更是不方便。但指战员的情绪高昂，毫无倦乏之感，大家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全部缴下日军的军用物资，把抗战的胜利果实拿到手。到了大汶口北面，一条较宽的河道挡住了部队的去路。因为这时是冬季，旱季少雨，宽广的河道只剩几米宽的河面，水位只有半人多深。即使这样，没有桥梁过河也不行。先头部队到了这里，我就叫他们到附近村庄里设法找来了一块长木板，在河床上一架，成了一座临时简易的小木桥。因为木板很窄，只能一人通过，原来部队行军时是4路纵队前进，现在只得变成一路纵队前进。一个个鱼贯而过，减慢了部队前进的速度。
远处马蹄声声，不一会儿，叶飞司令员骑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高头大马赶到可边。他一见部队这个慢吞吞的样子，就高声叫喊起来：“冯参谋长在哪里？”我这时还在河滩南岸指挥部队，一听到他叫喊，就立即过河。叶飞同志一见到我，就说：“你看，这样的速度追击敌人行吗？陈司令员的指示，你知道不知道？！这样过到几时？部队统统赤脚淌水过河，拂晓以前一定要追上敌人！”我一听，知道军情紧急，耽误不得，立即向部队传达命令，加速进发！指战员们二话不说，纷纷脱鞋子挽裤腿，跳下冰冷刺骨的河水中，涉水而过，继续迅速地急行军，向北前进了。
第二天晨曦中，东方刚刚泛出鱼肚白，我们已经在薄雾中远远地隐约望见日军的大卡车了。我们准备在泰安县以南、北大关以北的洼地，把日军围困起来。这里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通往济南，地形条件对我军有利。而我们纵队的第7团、8团，早已奉命从泰安县南下阻击，挡住了敌人的前进道路，这样一来，前堵后追，敌人即便不是败兵，再有多大的本领也不能插翼而飞了。
我再次奉命当了与日军谈判的代表。
